“刘邦文化”是什么？我请教几位文化人，全都支支吾吾，答不出来。一位由被动变主动，反击我说：“你这么提问就不对。连偏题、怪题都算不上，是个没有答案的题。”
我只好申辩，这并不是我的编造。近日，从一家大报上读到简讯：江苏沛县“刘邦文化”节胜利落下帷幕。办“刘邦文化”节，总会有些具体内容吧，这些内容是些什么呢？我没机会参与盛会，未曾欣赏到，便只好这么请教朋友。既然他们都答不出，只得自个儿苦想了一下。
秦朝末年的刘邦，起先只是个混混儿，有历史学家称他为“流氓无产者”，后来做了个乡里小官，文化也没有高到哪里去。待到打出天下，做了皇帝，同样没有什么文化造就。要说有，就是司马迁记下了他编的“三句半”（还缺半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荣归沛县的《大风歌》，也没好到哪儿去，文以人传罢了。刘邦对文化实在没有什么建树。所谓办“刘邦文化”节，我猜想，是不是在《大风歌》的主题声中，围绕着颂扬刘邦，唱一些歌，跳一些舞。若如此，历代帝王的颂歌多得很，从始皇赢政到末皇溥仪，谁都有。各自归到各自的名下，就叫“赢政文化”、“溥仪文化”？就可以办“赢政文化”节、“溥仪文化”节吗？
当今之时，正刮起一股泛文化风潮，什么都文化了。生活方面，爱赶饭局的，说是饮食文化；爱喝酒的，说是酒文化；爱跳舞的，说是娱乐文化；爱泡妞的，也许可归入性文化……物产方面，产橘子的，说橘子文化；产苹果的，说苹果文化；产大蒜的，说大蒜文化；产生姜的，说生姜文化……要数下去，方方面面都是文化，三日三夜说不完。文化就文化吧，人家都这么说，能说谁不是呢，说谁不是，人家准得跟你急。但是，总不宜越说越邪乎。如收藏旧时代女人小鞋的，说是抢救“三寸金莲文化”；写乞丐传的，说是研究“丐帮文化”……这么泛下去，文化固然洋洋大观，岂不也蝇营狗苟乎？
泛文化现象的出现，除了蝇营狗苟者之外，也是有其目的和缘故的。一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借文化之名，来发展经济；二是文化包装，提高身价。文化毕竟是个漂亮词，愈没有文化，愈需要标榜文化，以显得够档次。两种目的，无可厚非，人家终究还是看重文化。只是借名的，应该借真正的文化之名，不宜乱借一气。包装的，应该粉饰得恰到好处，不宜弄巧成拙。
沛县出了个刘邦，他是开汉代基业的第一帝。在刘邦身上做些文章，以提高本地的知名度，吸引外地人来投资、开发、旅游、做生意，当然是好主意。搞市场经济，讲名人效应，是有价值的。有人说，知名度就是财富，这话有道理。只是刘邦与文化，实在没有多少关联，打出“刘邦文化”的旗号，让人匪夷所思。搞点刘邦别的纪念，如办刘邦历史馆，搞刘邦研讨会，都是可以的。就是搞点有关刘邦的假景点，让游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乐呵乐呵，也未尝不可。
历史名人即使与文化有关系甚至就是文化名人，也没有“某某文化”的说法。研究《离骚》的，没有“屈原文化”之说；研究唐诗的，没有“李白文化”之说；研究《红楼梦》的，没有“曹雪芹文化”之说；研究杂文的，没有“鲁迅文化”之说。更没有听说，他们的故乡在为他们办文化节。
泛文化出现了，泛文化节必然随之出现。文化节已经办得很多，叫得很响。多，就难免乱，难免滥。乱了，滥了，就应该正名。文化节，顾名思义，是文化之节。如湖北秭归，不宜说办“屈原文化”节，却宜说办龙舟文化节，赛龙舟是民间传统文化活动，自然也是与屈原有关的。再如安徽凤阳，不宜说办“朱元璋文化”节，但却可办花鼓文化节，凤阳花鼓名气也很大。至于他们的花鼓词，是颂朱元璋，还是咒朱元璋，是他们的创作自由。名正言顺，名正节顺。既然叫文化，就得有文化，是不是？
【作品赏析】
本文给我们的感觉首先是结构完整，思路严谨、自然、清晰如行云流水。如果把文章的内容比作珍珠，那么作者此文的思路就好比一条串起这些珍珠的坚韧柔滑的丝线。杂文中思想生辉的珍珠就在这条颇具弹性的柔丝上碰撞，迸出智慧的灵光，于字里行间之中流露出来让人感动，对于技巧圆熟的作者来说，写此文的时候可能是信手拈来，一挥而就，期但对作为读者的我来说，却让我赏心悦目，不惜玩味和借鉴。细细品味此文思路，又觉其具备“流水线”逐步完善的性质。它层层深入，笔锋一步步滑到问题的实质“泛文化节的出现”并进行论述。综观全文，笔调洋洒，文气自然流畅。作者行文一气呵成，倘若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怎能有这样行云流水般的文思？
当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篇杂文的时候，它内容的丰富和思想的深刻敏锐更让我感动，情感的波澜也为之激起翻腾，想再倾诉几句而一吐为快。文中由史学界对刘邦“流氓无产者”的称谓谈到司马迁为他记下的《大风歌》；由生活上的“泛文化”现象谈到方方面面的泛文化现象；由历史名人屈原和李白再谈到鲁迅；又由龙舟文化节谈到凤阳花鼓文化节，内容博古通今，旁征博引。深刻易懂的词语犹如情诗里创造的弥漫音韵的意象，总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和浮想，既给人美的享受，又叫人难忘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