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和小马没想到包云尉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口了，但也幸亏这大叔愿意说，使他们了解到了很多秘辛。
作为一个后世来人，马迁安脑海中记住的历史只能是大面上的东西，具体的中等事件和多如牛毛的小事件除了那些偶然翻看到的书上记载的，绝大多数他都不是很清楚。
像这R本人是如何一步步深入大兴安岭地区，又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伪政权这些“琐事”，听起来也长了不少见识，进一步了解了本地的历史，马迁安听的津津有味，偶尔插一句话了解一下他认为的“重点”。
凌升又名福贤，字云志，达斡尔族，生于1886年，内蒙古鄂温克旗(原索伦右翼正黄旗)人。当时达斡尔人亦统称为泛蒙古族。
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凌升对即将成立的满洲国抱有幻想，参与建国活动，以为由此可以摆脱地方当局的统治和恢复昔日的副都统衙门，故作为呼伦贝尔地区的代表，随其父贵福赴旅顺，请溥仪出任“满洲国”的皇帝。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后，贵福任参议府特任官参议，凌升任兴安北分省省长。几个月后，海拉尔发生苏炳文抗战事件，凌升对此表示同情。
凌升在逐渐看清日本人的本质后，把日本参事官和派来的副职当作陪衬和客人，有事愿商量就商量，不愿商量就不予理睬；不通过他批准的事，一律不承认；对日本人坚持己见，不唯命是从，甚至连关东军派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的话也不听。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他是不老实的人。
1936年3月，伪满在新京(长春)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国”的“国策”，凌升进行了猛烈抨击：反对日本从其内地向兴安四省派开拓团的移民计划；不同意将日语做“满洲国”的“国语”；反对日本官吏把持蒙旗实权；反对把内蒙古东部地区划为兴安四省。由于言词尖锐,道理切中要害，弄得主持和指导会议的日本官员不知所措，怒不可遏。他们当然不会接受，也无法忍受凌升对日本侵略者的“满洲国”既定“国策”的攻击，加之凌升过去的一些种种表现，已经引起他们的不满，如果任其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因此，日本军方下决心搬除其推行殖民政策的绊脚石。
3月29日，凌升由新京返回海拉尔，下车后即被日本宪兵以“通苏通蒙被疑者”名义逮捕。凌升等人被捕后，在海拉尔日本宪兵队队部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谁也没有承认日本人所罗列的罪状，没有供出任何“通苏通蒙”的事实，也没有连累其他人。4月24日，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在新京南岭惨遭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