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今年春节的一天夜里，睡梦中出现一副从未在梦中出现的场景：一座想象中的古城在车水马龙、市肆喧声中突遭飞来横祸，汹涌的洪水平推盖顶，在人们的无比惊恐中淹息了一切生机，刚刚还是繁荣兴盛的场面遭到没顶之灾，再看时尽成泽国。似醒非醒时还在回味：梦中曾经出现的那个城市，既非开封那样的通都大邑，却也并非不起眼的市镇，甚至还有些非中非洋、非东非西，一种不那么确定的模式……
醒来再思之，此梦的出现也绝非荒唐，可能源于一年前我专程访察时的一种感觉。那是相距不远的两座县城，较之它们兴盛的过去，显然没有昔日那样赫然的地位。我问当地的专家和老者迁变的原因，他们说了很多，但给我印象最强烈的好像是与水有很大关系……
这两个县城就是同居于河北南部的大名和临漳（古邺城）。
也不知为什么，我自小对于飞黄腾达的东西，对于趋向于通体生光、人所附仰的物事，很少动脑子去研究它，因为那些已有无数人在注视，根本不需我去破译它暴发的成因。而对于已有多少明公学者写了车载斗量的文章进行研讨加以玩味的大腕都市，如六朝古都、今亦为现代开放大都市南京，汉唐帝都、今日外国总统级人物也趋之若鹜的关中骄子西安等等，不劳我枉自饶舌、锦上添“草”了吧？
而上述的大名与临漳却恰恰相反，它们都曾经兴盛过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有过显赫的地位，后来在时间演进过程中逐渐衰落或身价陡降，千数百年至今亦未恢复往日辉煌或提升至相应规格。因而，常常使我为之喟叹，也不无困惑：何以衰落而发人世沧桑之幽思；几多怆然而更想品咂式微之况味。未去之前，即揣摩多年，而终未得确切答案；虽凭想像却从未忘却。因为，这两个地方绝不仅只来自于文字所见，还是在我孩童时期，扛在父亲肩头上看“大戏”即领教了“大名府”的盛名，从外祖母讲故事中，就已熟悉漳河边上的古邺城有“河伯娶妇”的陋习和惨剧，并从故事中结识了清官西门豹等等。稍后才从《水浒传》中读到了大名在当时称为“北京”，权奸蔡京将自家女婿置此重地为主官；而在读《三国演义》时，又知曹魏将邺城作“邺都”，实际上视为私家的老巢，筑铜雀台（与金虎、冰井二台合称为三台）“以娱晚年”，并由其子曹植作《铜雀台赋》：“从明后以嬉游兮，登层台之娱情，见太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门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水之长流兮，望果园之滋荣。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华与金风。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仅列开头数句，亦足以想见楼台之耸峙与瑰丽，至今令人神往。同时亦不难看出一千八百年前即在建筑工程和塑造艺术上达到的高度。
其实大名与邺城，何止春秋至三国年间即不同凡响，此后千数百年间，尽管具体治所略有更移，但大致均无愧于黄河流域重镇和中原地区最繁盛最富庶的都市之一。仅举其要者，以大名而言，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于公元923年在此登基，并将原名魏州改名为东京兴唐府。这个后唐皇帝后来才迁都洛阳；一百多年后的北宋庆历三年（公元1042年），为防御契丹南侵，建大名府为北京，被称为“北门锁钥”，出库银十万两修北京行宫。此京城周长达四十八里有余，有城门十七座。作为都城的北大门，“北京”在抗辽人侵中还真的发挥了作用，高垒坚守，始终屹立未动。时间又后移近一百年，伪齐“皇帝”刘豫在最初阶段，也“建都”于大名，作为金帮傀儡的刘豫，以自身的叛卖行径污染了“大名”，但城地又岂能代人受过？自宋迤至金、元、明、清，大名始终未从府、道一级的规格下降。至于临漳（邺城），曹操之后，曹丕虽定都洛阳，但仍以此为五都之一。十六国时期，后赵、前燕，北朝东魏、北齐皆定都于此。仅举上述诸点，在中国版图上，曾经享有此规格的地方又有几何？
也许正因如此，才更值得专程前去察考一番。及至去了之后，出于意外的是与去之前心情并不尽同。古今反差虽大，但并无多少伤古之惆怅；当日的辉煌不再，却并未减弱我感觉中之温馨，为何？且容我道来——
今日的大名县城初建于明朝，至今已有六百年的历史，位于北宋“北京”城的西南不远。也许此城较之目前某些经济开发较早、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县城略显不够时尚，高楼大厦尚未达到鳞次栉比的程度，但也正因为此，反而保留了一些旧时遗址，隐现出真正的古城风貌，朴素的街道透着当年的习韵，不禁使我联想起童少年时故乡胶东县城的印象。风格虽不尽同，格局却近似。晚饭后出来散步，店铺灯光依稀。十字路口处各种摊点熙熙攘攘，有的还喷着腾腾热气；往南关走去，尚存的一座关楼暗影憧憧，出关楼再向南，笔直的街巷由石板铺就，竟与我故乡旧县所铺街石肖似，幻觉中并倏然回到五十年前。第二天上午，再看白日之县城，十字路口亦悉如我故乡县城格局，坐北有一肉铺，我特别注意到：那肉架、那挂钩，就连那肉铺掌柜的形貌神态也是我童年所熟悉的情景。不须故作怀旧状，自然却透出浓浓“古”意。县东街路南的天主教堂，为哥特式建筑风格；至今已近九十年历史，抗战初期虽遭日机袭扰，但至今基本保存完好。总之，大名城内旧的设施，总还保留了相当的原貌，较之有不少县城虽现代化了些，但旧日面貌荡然无存，究竟孰是孰非？或是当与不当各占几成？恐怕是很难一言以蔽之的。随后我们又驱车去县城探访旧大名府故址，瞻仰了五礼记碑、狄仁杰祠堂碑等。此时，大地被一片葱绿覆盖，拔节的麦苗随风势俯仰；不由使人胸旷心舒，爱之过切。站在麦苗丛中留影。哦，怪不得古之大名府及邺都一带向为有识者看重，想不到微有丘陵的平原地带土地如此丰美，禾稼长势如此优良，否则偌大官吏军兵人等群体靠什么供应？及至亲临，一切释然。
又过一日驱车去临漳，一路上田连阡陌，绿意盎然，这里除麦田外，尚有油菜花点缀其间，黄得娇羞，如怀春村姑之情态写意。我们直接去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铜雀台故址，拾级而上，台阁虽尚余几间，当日主体建筑恐已不存，但据台上四望，仍有一番巍然气势。眼前漳河朦胧于雾霭之中，柳芽在鹅黄的浸染中抽动，麦浪与似山非山的淡蓝色脉流相融，西南方的天幕下有一现代城市模样的建筑群，但在这里听不到任何的喧嚣之声。此处完全是一个独特的小世界，静谧、和谐而心皆怡然。本来，我来之前想向当地专家询问曹操死后所谓的“疑冢”方位，以及曹丕当日纳甄氏的冀州城遗址的具体地点，至此反而无意再寻麻烦。因为，自大名至临漳，古时“北京”和邺都的隆盛势派虽已不见，但今之风貌也并无凋落景象，何必自寻伤感？今之城市“规格”虽远不及当日高大，但一切均不失自然，禾苗仍不失旺盛，人的精神面貌质朴中透着向上的自信，昭示说大名和临漳不仅存在着，而且人们肯定会逐步改善自身环境、越过越好。没有见到有多少人在抱着古旧的图板颤声长叹，我们这些外来者又何必作迂腐书生式的徒然哀伤？
不过，我绝没有忘记此番前来察访的初衷。经过几天采访探询，再加冷静思考。大名也好，古邺也罢，其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当属水患，大名和邺城最初的崛起与繁盛，得力于比较优越的地理条件、重要的军事地位，适中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遇。然而，水患始终威胁其安全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名和临漳不仅濒临卫河与漳河等水流，在历史上黄河也一度自就近通过。“河伯娶妇”的故事充分说明两千年前邺城一带即为洪水困扰，西门豹除陋习最有力的措施就是整治河道，消弭水患。旧大名府之所以毁圮就是因为公元1401年（明建文三年）的大水漫城而不得不迁移。而县城也不断被大水追袭，最厉害的一次是1569年（明隆庆三年）大水竟至坍城，后来不得不将县、府同治，即今址，此后稍安维持，一再的水患从实体到人的心理上都受到极大冲击，不可能不对原有的地位产生动摇。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兵燹。以邺城为例，最惨重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是公元580年，北周灭北齐后，周之大将杨坚为防反叛势力据险反扑，下令将邺城彻底焚毁，于是存在了长达一千二百年的著名都会被夷为平地。从此元气大伤，纵有小复，亦终难重现旧日规模和盛况。而大名也不断遭到战乱的破坏。北宋末年女真贵族所建金朝兴兵南侵，对“北京”的毁灭性洗劫及破坏；蒙元军队对大名府的践踏；抗战初期日寇对冀南重镇大名的狂轰滥炸；抗战胜利后的拉锯式战火的损伤等等，也不可能不对这座鼎鼎“大名”的重镇渐次削弱。
水患也者，兵燹也者，削弱一个城市乃至彻底毁灭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个案。即使在世界上也不乏其例。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个名城在公元前若干年就被洪水从地面上完全抹去，至今世界上的许多好事者包括一些知名科学家都在费尽心机地寻访考察，好像诺贝尔奖也在等候这一幸运的得主，还有加勒比海底中已确知的神秘金字塔，据说就是远古时飓风海潮剧烈冲激所致，竟至可以改变了某些地貌。等等。如依此说，那么大名、临漳古城之衰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然而，如仅仅简单地归之于洪水和兵燹，即能造成今昔如此大的反差而且势难恢复原来的“规格”，说服力似也不足。因为，以开封城为例，历史上因黄河自然决口或人为灌城达数次之多，以至于造成几层泥沙、几重城基；加之战乱兵灾，开封城可谓命运多舛，但至今尚能保持较高规格与知名度，却又为何？又如洛阳、长安，仅是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和董之余党的肆意践踏，就造成城郭废圮，惨不忍睹，民十室九空，饿殍遍地。但长安洛阳尤其是长安仍能几颓几兴，至今仍不失为规格很高的都会名城。看来个中还有其他原因。
沉下心来，详加分析，我觉得其原因至少有地理的、历史的和行政的几个方面，所致结果自不相同。
从地理上说，开封、洛阳、西安地处中原或关中中心地带，而且均在我国中部的东西通衢线上，至今仍属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而大名、临漳地理位置虽也不错，较之上述几位还是有几分逊色。从历史原因上说，长安、洛阳、开封作为都城一级的大城，大都处于中华大统一时期的领衔都会，应属全国范围真正的中心。而邺城与大名虽也做过都城，但所据者均未统一大江南北，甚至还是割据时期或疆土日戚的王朝，从某种意义上说，仍属地方性的中心，局部性的繁荣。至于行政上的原因，也不能说是无关紧要。古时行政区划与今时不同，尤其是大名、临漳一带，民国以来变化亦不小，明清时的大名府经常辖区兼跨今之冀、鲁、豫三省若干县份，最多时多达47县（大名道），包括今天重要交通线上的“地级市”邯郸、衡水等，但后来行政区划变迁至今，大名、临漳已局促于冀南一隅，成为三省的边缘上的普通县份。不惟不成其为举国中心，连一省一地中心也不是，这种区划的边缘区和非主干交通线之必经，便造成外省人很难光顾；后世人多不知其名。试想，在商品经济极度活跃、旅游事业繁兴的时代，它们的“火”劲儿焉能不受到极大影响？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切都以平常心待之，一切都会释然。是洪水侵凌也罢，是兵燹损坏也罢，都是历史进程中自然和社会震荡的必然。人与地同理，不排斥有少数幸运儿，永远鸿运到顶，但对大多数情况而言，盛衰（或相对盛衰）变数本属正常。大名、临漳肯定不如城中之平遥、镇中之周庄那么幸运，却比外国之庞贝古城、中国新疆之高昌、交河城又有幸得多。重要的是还存在，而且存在得还有意味，有特色。谁能断言，它们没有较之现在更上台阶的可能？纵不能“火”，但只要此地与人努力了，前进了，也堪足欣慰。
我本是带着惆怅心情往访，却又怀着怡然心情而返。仅是现在的大名、临漳的印象贮留心中，我就会觉得它十分亲近，而且亲切得胜似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