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个不朽，都是在朋友的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知选择朋友的重要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十分注意交朋友，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之友。曾国藩所交的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选择朋友是人生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曾国藩为母亲回籍奔丧的这段时间，是否出山办团练，与他一生功业关系极大，其进退为难之际，就全靠了众多好友的竭力相推和晓谕决断，才使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把握住了进退隐显、出入决断的好时机，从而使他事业获得了成功！1852年6月，曾国藩被授为江西省乡试正考官。赴任途中，当他走到安徽太湖县的小池驿时，忽接母亲江氏去世的讣闻，遂奏准回籍。他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回原籍奔丧。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声。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他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在这时，曾国藩突然接到了朝廷命他留籍襄办团练事务的谕令。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普遍性又有它特殊的背景。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任命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45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13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但是，曾国藩的被任命，有着不同一般的个人背景：在他回籍奔丧的路途中，早年的朋友和老师唐鉴向咸丰皇帝举荐了他。
唐鉴于1845年致仕（指古代官员年老退休），告老还乡，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名震江南。1852年7月，咸丰帝召他人京，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成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曾国藩号）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
曾国藩于1853年1月8日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当时他热孝在身，虽接命令，并无立即出山之意。但是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令曾国藩感到决I断去从之难，大有骑虎难下之势。
一方面，太平军在湖南的节节胜利，激起湖南地方官吏和地主、士人保护乡邦的激情，同时还有几股力量冲击着曾国藩。一是他多年的湖南籍朋友都主张让他出山创办武装力量，镇压太平军。如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才之一江忠源，早在道光末年，湖南农民反抗运动兴起之时，就主动举办团练，与起义力量相对抗。听说曾国藩回籍办团练，他多次来信，表示坚决支持。罗泽南也是曾国藩向皇帝推荐的人物，直至这次回家奔丧，二人才得见面。此时罗借着举人身份和乡村教师的地位，培植忠于清政府、仇恨农民起义的力量，其弟子中如王矗、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刘膝鸿、杨昌浚等，后来都是湘军的勇将。曾国藩回籍后，罗泽南正举办团练，感念曾对他的知遇之恩，也极力怂恿曾国藩出山领导地方团练。同时，湖南地方官也力请曾国藩出山。当太平军围攻长沙之前，云南巡抚张亮基授调湖南巡抚，赶赴长沙抗拒太平军。当时身为举人、作乡村教师的左宗棠投军作张亮基的幕僚，左向张推荐了曾国藩，请曾出山协助镇压太平军。张亮基一边上奏要求皇帝下旨令曾出山，一边给曾国藩写信，请求他出来相助。
但是曾国藩仍然有所顾虑。这时，他母亲的灵柩尚未安葬，如此时出山，有违守制大礼。他自己满口满纸讲孝道，如若违反，别人会耻笑。再则自己为一文员，不懂兵法，如今投身战场，就须有打仗的真本事。在打仗时肯定会碰到巨大困难，如果处理不善，只怕连官职性命都保不祝还有，他深虑官场腐败，要办一事，处处荆棘，率兵打仗，要人、要枪、要饷，必然要同上下各级官员发生纠葛，干起来一定很难。想到这里，他一边写信拒绝了张亮基的邀请；一边写折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三年。
恰在此时，传来太平军攻克武汉，又有反攻湖南的消息。张亮基又命郭嵩焘连夜赶至曾家，劝说曾国藩出山。郭嵩焘与曾国藩是至交，虽然几年不见面，书信从来不断。他与曾国藩一样是翰林出身，也因为母故回籍守制。太平军攻湖南，他主动至张亮基处出谋划策，并主动要求到曾国藩家游说其出山。
郭嵩焘来到曾家，在曾国藩弟兄的陪同下，祭奠了曾母，之后当着曾氏兄弟的面剖陈了利害，敦请曾氏出山。郭嵩焘告诉曾氏兄弟，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内阁学士肃顺及老恭亲王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曾。说曾是林则徐、陶澍之类的报国忠臣，如今洪、杨造反，非得这样的人物出山不可。曾国藩在朝中与恭亲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现在，有恭亲王、肃顺在朝中支持，不怕地方的事办不好。曾国藩怕消息不准，郭嵩焘遂取出好友周寿昌的亲笔信。周是长沙人，翰林出身，当时为侍讲学士，是京官中闻名的“百事通”、“包打听”，他的消息既快又准，绝对无误。
郭嵩焘为他分析了局势：太平军绝不能成功，其致命之处是崇拜天帝，迷信《新约》，而以中国数千年的儒教为敌，所到之处毁学堂、砸孔庙、杀儒士，文人学士无一不切齿恨之。连乡村愚民、走卒贩夫也不容其毁关庙、焚庙宇。我辈出以卫道争民心，正可以应天命、顺人心、灭洪、杨而振国威，正可一展宏图，乃天赐大好时机，不可错过。这样，郭嵩焘就消除了曾国藩在出不出山当口的顾虑和犹豫。
郭嵩焘又向曾国藩介绍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殷切相盼及张的爱惜贤才、与人为善及左宗棠的大才可用等情况。郭嵩焘的一席话打消了曾国藩的重重。疑虑，决定应命出山。但又怕在守制时出山，被人讥笑。郭嵩焘说，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计，皇帝下令让回籍的官员就地举办团练，已有多人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如若认为尚有不便，可由郭嵩焘出面请曾父出来催促，可上应皇命，下应父命，名正言顺。曾麟书（曾国藩之父）此时正是湘乡县的挂名团总，当郭嵩焘陈说让曾国藩应命出山之后，他立即表示赞同，面谕儿子移孝作忠，为朝廷效力。
第二天，太平军攻陷湖北省城。咸丰又急旨催促曾等人组织团练，奔往前线，抵抗太平军。曾国藩安排了家中之事，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于是，他再祭母灵，求母亲谅他难尽孝道，“墨经出山”，尽忠国家，从此走上了成为“中兴第一名臣”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