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为实践其人生信条，他曾在戎马征战的沙场中几次想自杀，最主要的就有四次。1860年，曾国藩被困祁门时，身处绝境，即作书告诸弟，等于一篇遗嘱，“看此光景，今年殆万难支持。然余自咸丰三年冬以来，久已以身许国，愿死疆场，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军中办事，尽心竭力，毫无愧怍，死即瞑目，毫无悔憾”。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土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在沙场是善终。
当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也不避祸害。曾国藩接到去津门查办教案的谕旨之时，正在病假之中。他这次病得很重，“重发，眩昏”，“泄泻不止”。他自觉日薄西山，朝不虑夕，甚至连寿木都运到了保定。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难办，怕办不好，一生努力化为灰烬。幕僚劫他以重病难以胜任，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藩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
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书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代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留书之后，曾国藩率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冒着七月酷暑扶病登程。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他们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各国联合起来，对中国压力极大；他们的军事力量也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言与洋人开仗；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代。并且，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齐美的好办法。因此，他只能采劝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这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议及捕拿“凶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人士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折辱、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京师虎坊桥长郡会馆、教子胡同湖南会馆等处由曾国藩所题的匾额被愤怒的士子们当众砸毁，并把凡有“曾国藩”之名者尽数刮掉，口吐、脚踏犹不解其恨。王闿运等名士、李鸿章等弟子、曾纪泽等亲属都恳切陈言，为曾国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虑此举将使其一世勋名而毁于众谤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玻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赵烈文、薛福成等人见曾国藩情绪极度低落，病情又日渐加重，都怕出意外，乃日夜守在他的床边，服侍劝慰。曾国藩心力交瘁，苦痛不堪，不再想多说话了，只是反复地自言“内疚神明，外惭清义”。他后悔自己在“剿捻”无功之后，没有“退处深山”，以后重回两江之任和莅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在光绪四年奉命作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时京城的士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把曾国藩牺牲名誉、忍辱负重的苦衷，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使慈禧听后说出了“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的话。左宗棠曾说：“纪泽能说出他父亲的实情，可以说是没有辱没他的父亲。”这也是一个例证。民国时徐一士所著《曾胡谭荟》中说，曾国藩是看名誉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弃了声名以顾大局，无愧于“公忠体国”。若是那些轻名重利之流，则未必可以像曾国藩那样自我解脱。曾纪泽在光绪元年出使俄国，改订以前使节所签的条约，给国家挽回了不少利权，他的外交手腕的过人，举世共赞，足以为曾国藩争气。慈禧也感叹曾国藩可算是有真正的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