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孙留下尽可能多的遗产，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人都在暗下决心的事情。普通人虽然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不但担心子孙生活遇到困难时会怨恨，而且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谁不愿意自己的后代生活得好一点呢？可是，爱之实是以害之，你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其中的道理何在？请看曾国藩的说法和做法。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常常讥笑那些喜欢积攒私财的人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人卑鄙自私的歧途，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心胸日益狭隘，到了那时就难以挽回了。明朝钱琦说：“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衰之始也。”说的就是品德不正，即使身处富贵，也要注定败亡的道理。与曾国藩同时的清代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性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如果你们品行不正，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就越大。这确有一点警世恒言的意味。曾国藩没有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说的很平和：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家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田产千万亩，亦仍归于无饭可吃。我闯荡了数十年，于人世的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他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非人力所能为之。做人要庄敬自强，走正大光明之路。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设法出手，或议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用之需。
曾国藩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惰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至嘱。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曾国藩书一联于厅中，写道：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对此十分推崇。他说：“身居京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他还在1866年7月6日致澄弟的信中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有动荡的时候也可避免遭抢掠。二则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不给后代留下大笔钱财。主要是为了使他们能自立、成才。正是为这个目的，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二百封，包括其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在家书中曾国藩不厌其烦地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不可与自己的内心生活、日常言行不相关涉，而必须“体到身上去”。他说：明德行、做新人、办好事，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我们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作诗篇，卖弄自己的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识字的放牧仔，怎么能够说得上是什么深明大理的有用人才呢？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按照贤明领导者的意图立论做文章，也就必然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身居官位而不脱离平民百姓，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虽然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社会的道理，国家用这样的人做官，同用放牧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曾国藩又说：自身修养以及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终身用之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
他教育儿子学习、做事贵在有恒：在子女遭遇挫折或失败时，曾国藩没有指责。他说：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闽、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曾国藩不给后代留下大笔财产，而是努力培养他们读书做人。其用心是良苦的，方法是得当的，效果也是显著的。
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与曾纪鸿同属“高干子弟”，门庭显耀，却都未变成“衙内”和“大少爷”之类的角色。考究起曾氏的后人，我们可以看到：先有曾纪泽涛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亡，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的成就。除此之外，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现了曾宝荪和曾约农这样的教育家和学者，足够叫人艳羡了。
曾家后人之所以如此“争气”，应该归之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亦即“爱之以其道”。有人总结其具体的成功经验有以下三条：第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第二，绝不为子女谋求“特殊化”待遇。第三，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
此外，《曾国藩家训》的作者还认为，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方面有以下几点，足为世人取法：
一、欲提出希望，先做出表率；
二、欲提出要求，先给予表扬；
三、欲予以责备，先自我批评；
四、既指示目标，又指明方法；
五、既磨砺品性，又培养才学；
六、既明确规定，又切实检查；
七、养其自尊，响鼓不用重锤；
八、定其方向，反复训诲叮嘱；
九、鼓励发问，耐心答疑；
十、重视保健，劳逸结合。
至于“透彻”，也有以下几点：
一、用浅近的语言，说朴实的道理；
二、认准性格短处，反复切实针砭；
三、参验生平得失，讲说自己确有心得且深信不疑的经验体会。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世上有很多事情，说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平时做得到，关键时刻不一定做得到；偶尔做得到，长期却不一定做得到；看到别人做得到便自以为做得到，事到临头却不一定做得到。上述各条，曾国藩却是一一做到了的。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阶级，无论出自于何种理由，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学问和能力。他集严父、慈父于一身，时时注意教子的方式方法，“爱之以其道”。其教子成功的经验，时至今日也颇具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