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通四海
秦汉至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秦汉的统一，使商业活动开始通行四隅，官商与民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分裂政权为了获取战略物资采取安商政策，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有了更大发展。隋唐的统一，对于我国境内外商业发展更具正面影响。
在秦汉和隋唐这两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由于空前统一、国力强盛，商贸活动日益频繁，以至于形成了以我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经济体系。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商贸的最大亮点。
秦王政统一中国后，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伴随着这种统一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经济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两汉时期，伴随统一局面的形成，政府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政策，商业在秦朝基础上有了初步发展。丝绸之路的开通更是促进了中外商业文化交流。秦汉时的商贸活动，有官营和民营之分。在中原地区，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在边界及辽远的域外，也都有各具特色的商业活动。
秦汉时期商业能够得到发展，首先是全国的统一，政治的稳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其次，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利于各地区交流，促进商业发展；再次，道路等交通设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还有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秦汉时期商业的发展，体现在官营商业、民营商业，以及与少数民族居住地和世界各国的商业活动。秦汉时期有官府直接经营的商业存在，郡、县地方官府的机构，都有出卖其破旧器物及原料的权力。而重要资源盐、铁，更是官府经营的主要产品。
秦代官府经营商业的做法，到西汉初期，有所放宽，特别是关于盐、铁的经营。
汉文帝之时，允许私家出卖盐、铁，使官府商业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汉武帝时，又实行了官营盐、铁的政策，并扩大了经营范围，乃至除盐、铁之外的金、银、铜、丹砂和酒的生产和销售，都进入了官府经营的领域。
汉昭帝之时，酒的专卖制度虽然取消了，但盐、铁的官营，一直循而未变。王莽统治时期，官营商业又进一步扩大。
东汉时期，虽然把盐、铁改为各郡国主管，实行了民营官税的制度，但其他官府手工业部门，依然存在。个别的郡县，仍然实行官府经营采矿、冶铁和销售的制度。如东汉初期的桂阳郡便是如此，以致一岁之入增加了五百余万，可见耒阳县官营冶铁的规模之大。
关于民营商业，在战国时期，秦国就已经有了民营商业。秦献公时“初行为市”，秦孝公时，都城咸阳已有市。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秦国存在专门从事商业贸易的固定市场。虽然这中间也包括官府经营的商业，但民营商业也是其组成部分。
因此，秦国以及统一全国后，在官营手工业与商业之外，千真万确地存在着民营手工业与商业。
到了西汉，民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同上承战国以来商业发达的余绪有关；另一方面是海内统一局面与奖励政策的结果。加上汉初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在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土特产各异的情况下，大批农民，或出卖剩余产品，或脱离农业走向手工业与商业。
在商业发达的情况下，汉代许多土特产都成为了商品，如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鱼、盐、漆、丝，楠木、梓木、生姜、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等。以致在当时的大城市中，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正因为任何土特产品都可以作为商品出卖而实现为私有财富，因此，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普遍流行的概念：从事商贾之业，是致富的主要途径。
由于民营商业的发达，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所说的两大类型的商贾进一步增多：一是所谓“行商”即流动性商人，他们打破地区与地区之间界限，周流天下；二是“坐贾”，即固定性的商人，这些人大都在城市里设有固定的店肆，贱买贵卖，从中取利。
东汉时期，由于取消了汉武帝以来的盐铁官营制度，产盐铁的郡国虽仍设有盐官、铁官，但仅征收租税而已，其生产与销售均由民间经营，故民间煮盐、铸铁之业又兴盛起来。
除了盐铁之外，其他商贾贸易，也相当昌盛，尤以洛阳为最。洛阳商业发达之状况，表明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大都如此。
不过，东汉时期的许多富商大贾，同时就是大地主，而且以其田庄为基地进行商贾贸易活动，从而削弱了他们作为富商大贾的色彩。
秦汉时期与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域外也有商业活动。这些地方见于记载的商业活动起源甚早。以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来说，云梦秦简中的“客”、“邦客”和“旅人”中，除了有从东方诸国来的商人外，也有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商人。比如秦灭六国时被迁徙于临邛的赵氏、卓氏，还有著名的大畜牧业主乌氏倮。表明当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贸易。
到了汉代，同北边匈奴、鲜卑、乌丸等族和西南诸少数民族的贸易更为频繁，与西南少数民族的贸易也比较发达。
此外，汉代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同西方诸国的贸易，尤为发达。早在汉代以前，我国通过河西走廊就与西方诸国发生关系。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诸国的商业贸易频繁，有利国用。
秦汉时期商贸活动，不仅强化了当时国人的商业观念，而且加强了同周围邻国的友好交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