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出生在英格兰东部施鲁斯伯里一个富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医术高明的医生，深受当地百姓的尊重。达尔文小时候是个小捣蛋鬼，仗着家人的宠爱，一有机会就搞恶作剧。有时候，他把别人的东西藏起来，丢了东西的人急得不得了，他这才得意洋洋地把东西拿出来。达尔文跑得很快，他便去偷邻居的水果，故意让人家发现，然后撒腿就跑，人家后边追，却追不上，其他孩子就称赞他一句：“达尔文，你跑得好快呀！”达尔文听了，觉得脸上很有光彩。
大人们觉得达尔文年纪还小，对他的胡闹总是一笑置之，没想到他越来越过分。
有一天，他竟然和父亲开起了玩笑，把他的医药箱藏了起来，恰巧这时候有病人来找他出诊，而他父亲到处找不到医药箱，险些误了救人的时机。达尔文的姐姐严厉地批评了他，达尔文这才明白过分的玩笑会伤害别人，于是诚恳地认错，此后把时间和精力转移到学习上来。
1825年，达尔文离开家乡，来到爱丁堡学医。他出身医生世家，却厌烦行医，而对神秘的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入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这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就在1828年把他送进剑桥大学，让他改学神学，希望他长大后能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达尔文对神学院里那些课程更为反感，一有时间就去听自然科学讲座，还借来大量自然科学书籍，自己阅读。
在剑桥大学学习期间，达尔文仍然热衷于收集动植物标本。这一天，他来到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围着一棵老树转悠起来。突然，他发现在树皮下边有虫子正在蠕动，便急忙剥开树皮，发现了两只奇特的甲虫。他一手抓住一只，拿到眼前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它的模样更古怪。达尔文不想放过它，可是他两只手中都有东西，于是急中生智，把一只手中的甲虫放进嘴里咬住，这样就腾出一只手来，把第三只甲虫抓住了。
抓住这只甲虫，达尔文就把它拿到近前，仔细地观看起来，早把嘴里咬的那只甲虫忘到了一边。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住了，便喷射出一股又辣又苦的液体，把达尔文的舌头蜇得又麻又痛。他紧抿着嘴巴跑回学校，小心翼翼地把这三只昆虫装进玻璃盒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先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它命为“达尔文”。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顺理成章地就可以成为一名牧师，享受丰厚的待遇，但是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一年年底，他听说英国海军勘探船“贝格尔”号的船长想物色一位不计报酬的学者，随船一起去南美洲进行探险考察时，不禁兴奋异常，便不顾父亲的反对，欣然登上了“贝格尔”号，开始了历时五年的探险旅行。
这是一次充满艰辛的旅程，但对达尔文来说，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他每到一地，总要跋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整理他搜集到的大量化石。他观察到了种类繁多的飞禽走兽，奇花异草，深入考察了自然界中各种动植物的分布情况，观察所得记满了厚厚的几十个大本子，这一切都为进化论的诞生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整天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些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它们为什么会有千变万化？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
在南美洲，当他爬到海拔4000多米高的安第斯山上时，他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一些贝壳化石。“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来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在南美洲，达尔文还发现了古犰狳的化石，它们与生活在现代的犰狳十分相似，但又有不同。这是否说明现代的动物是由古代的动物发展而来的呢？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他发现这里的地雀一共有13个品种，它们的喙外形独特，而且彼此不同，以仙人掌植物为主食的地雀长有长而尖的嘴，以昆虫为主食的地雀拥有小乳头状的喙。这又是为什么呢？达尔文经过一番深思后认为，这个群岛上分散生存的地雀属同一科，但为了生存需要，它们的喙就在漫长的时间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同形态。
环球航行归来，五年的风霜雨雪把达尔文从一个富家子弟锤炼成一条钢铁般的硬汉子，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学子，成长为向科学之巅攀登的先锋。他背负着无比丰富的考察资料步下甲板，迫不及待地想把它们整理出来，而就在这时候，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头痛、胃病、心悸、虚弱，简直是百病缠身，28岁的年纪竟早早地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就在他人生陷入危机的时刻，与他爱恋日深的表姐爱玛走到了他的身边。
爱玛端庄秀美，多才多艺，精通四国语言，一手钢琴也弹得很漂亮。当达尔文工作劳累的时候，爱玛为他抚琴诵诗；当达尔文工作繁忙的时候，爱玛帮他抄写稿件，译解信函。如果没有爱玛体贴入微的呵护，达尔文根本不可能拖着屡告病危的病体写完改变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辉煌巨着《物种起源》，更不可能最终走过73载的人生征途。
远航归来后，达尔文就开始着书立说，陆续出版了《南美洲地质考察》、《珊瑚礁的构造和分布》、《火山岛屿地质考察》、《蔓足亚纲动物》等几本专着，渐渐地小有名气。
为了躲避城市的喧哗和没完没了的社交活动，潜下心来做学问，达尔文决定搬到乡下去，在那里营造自己安静的家园。
达尔文夫妇选中的地方在伦敦东南郊，名叫达温村，当时是个只有40户人家的小村子。村子的西南角上有一座白色石砌的三层楼房，原是一个农场主的住宅，已经半新不旧的，显得很难看，优点是既宽敞又便宜，只卖2200英镑，楼后还有一块近7.2公顷的草地和花园，这是最能吸引达尔文的地方。在父亲的资助下，达尔文买下了它，于1842年9月搬了进去。经过一番改进与整修后，达尔文夫妇对他们的新居非常满意。楼房两侧加盖的厨房、工作间和会客室等，使这幢住宅变得更宽敞，更美观。楼后的田野正好被达尔文用来研究动植物的生长情况。他在房子的右面建了一个温室，种下热带兰花、猪笼草等许多古怪的植物。他还在园中种了一小片树林，喂养牛羊等家畜。至今那些粗大的角柏、橡榛、赤杨、白桦、菩提和枫树依然茁壮地生长着。
达尔文的书房里有一张较高的圆桌，上边堆满了标本盒、瓶瓶罐罐和动物的骨头。这就是达尔文的实验台。
台上曾摆满了一种称为藤壶的小型甲壳动物，达尔文对它们进行了仔细的解剖和记录，最终完成了厚厚的四卷本藤壶物种研究专着。达尔文并不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多么神圣，孩子们可以随意在书房跑进跑出。他们看到爸爸整天和藤壶打交道，就以为普天下的爸爸都是如此。有一天，达尔文的一个儿子和小朋友在一起玩，他一本正经地问道：“你爸爸在哪儿研究他的藤壶？”达尔文的两个儿子后来都成为英国卓越的自然科学家、院士、爵士，这与他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
1842年，达尔文根据自己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写出了《物种起源》的提纲，随后他就开始了漫长的着述过程。他家有一片修剪得很好的草坪，草坪的尽头有一条用红色沙子铺成的小路。每天从12点到1点之间，达尔文都会带着狗到这条小路上散步，无论什么天气都雷打不动。散步时他喜欢在小路的起点处放几块小石子，每走一个来回，就踢走一块。这条狭窄的小路被达尔文称为“思考之路”，他的许多重要的想法都是在这条路上诞生的。在他写作《物种起源》时，经常萦绕在他脑海中的问题，就是该不该向世人公布他的发现。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上帝创造物种的观念深深地植根在他的心灵里，而无数物种变异的事实使他不能不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观点有误，而是害怕把自己推到社会的对立面上去，更害怕自己所提出的明显背离宗教学说的理论会给他的家人带来压力和灾难，但他最终还是勇敢地拥抱了科学和真理。
1858年夏天，就在达尔文埋头写作他的巨着时，他收到了来自马来西亚的一封信。写信的人是一位年轻的英国自然学家，名叫华莱士，他寄来一篇论述自然选择的论文，请达尔文审阅，并托他转交给苏格兰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达尔文读过这篇论文，不禁惊叫起来，华莱士与自己研究的竟是同一个课题，他的论文中包含着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一致的理论。如果华莱士抢先发表了他的论文，那么达尔文穷20多年之力苦心钻研的科研成果将付诸东流。他急忙找到他的好朋友莱尔，对他说：“太惊人的巧合了！我为我的书稿撰写的摘要都没有这个出色。他的很多用词都能在我的摘要中找到。”
就在达尔文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莱尔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们同时发表文章，从而促成了科学史上两位富有骑士风度的竞争者与合作者终生不变的友谊。
1859年11月，《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
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物种起源》面世那天，伦敦街头的几家书店门前人声鼎沸，初版的1250册新书，当天就被闻讯而来的读者争购一空。正像达尔文所预料到的那样，这本内容独特的着作刚一出版，就在英国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教会人士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对达尔文和他的着作恨之入骨，甚至指使人写匿名信威胁达尔文：“你是英国最危险的人！”就是在科学界，达尔文也面临着猛烈的讨伐和攻击。剑桥大学的地质学家塞茨威克写信给达尔文说：“当我读着你的这本书时，感到痛苦多于快乐。书中有些部分使我觉得好笑，有些部分则使我忧愁。”
他还在杂志上发表不署名的文章，讽刺挖苦达尔文的学说是企图“用一串气泡做成一条坚固的绳索”。一位美国地质学家则攻击达尔文的着作是“恶作剧”。
当时，进化论思想还没有普及，支持达尔文的人还处于少数，为了扞卫进化论思想，迫切希望得到支持的达尔文给伦敦矿物学院地质学教授赫胥黎寄去了一本自己的新作，请他谈谈他的看法。赫胥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他认为这部论着有着极其宝贵的价值，是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它必将引起一场科学思想的深刻革命。于是，他写信给达尔文，表示他将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扞卫科学的斗争中去。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准备接受火刑，如果必要的话。”“我正在磨利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着作。”他还郑重地宣布：“我就是达尔文的斗犬。”
面对着来自宗教界乃至科学界的一片疯狂叫嚣，达尔文并没有被吓倒，他不顾体弱多病，很快又开始写作他的第二部巨着《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他还在《性选择和人类的由来》以及《人和动物的表情》等着作中，明确地指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也是进化来的，并推测人类的祖先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可能有亲缘关系。这个推测一提出来，引起的争论更加激烈。
1860年6月，关于进化论大论战的第一个重大回合，在牛津大学大不列颠学会的一次会议上，面对面地展开了。对阵的方是以大主教威伯福士为首的一批教会人士和保守派学者，另一方是以赫胥黎为首的达尔文学说的坚定支持者。
这场论战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听众们把演讲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大都反对达尔文的观点，很想听一听大主教对那个可怕的“猴子理论”的谴责。在大主教的讲演过程中，听众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大主教在结束他的演讲之前，还不忘讽刺赫胥黎一下：“请问这位宣称自己是猴子后裔的先生，您是通过祖父还是通过祖母接受猴子血统的呢？”
在欢呼声和掌声中，大主教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下了讲台。下面该赫胥黎演讲了。他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他首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要地阐述了进化论的内容，然后辛辣尖锐地批驳了大主教的一派胡言。他以激动而响亮的声音说道：“我要重复地断言，一个人有人猿为他的祖先，这并不是可羞耻的事。可羞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并且不满足于他自己活动范围里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还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不理解的科学问题。所以他只能避开辩论的焦点，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企图煽动一部分人的宗教偏见来压制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啊！”
赫胥黎演讲中富有逻辑性的论证，与大主教内容空洞的谩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听众们不由得为赫胥黎鼓起掌来，威伯福士见败局已定，脸色铁青地退出了会场。
经过这次论战后，进化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战斗还远未结束。为了宣传和普及进化论，赫胥黎一直战斗了几十年。有人这样说：“如果说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蛋，那么孵化它的就是赫胥黎。”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与牛顿的墓相邻，以表达对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的无限敬仰。
科学家逸闻
对待撒谎
达尔文小时候不能算个好孩子，他动不动就撒谎，同学们都不喜欢他。有一次，他在泥地里捡到了一枚硬币，就神秘兮兮地拿给姐姐看，还对她说：“这是一枚古罗马硬币。”姐姐拿过来仔细一看，发现这不过是一枚很普通的硬币，只是由于受潮生锈，显得有些古旧罢了。
姐姐很生气，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希望父亲狠狠地惩罚他，让他改掉令人讨厌的“说谎”的习惯。父亲把小达尔文叫过来，和气地对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撒谎。你的想象力真伟大！”
科学家逸闻
赶紧调头
有一次，赫胥黎应邀到都柏林演讲，由于时间紧迫，他一跳上出租车，就急忙急火地对司机说：“快快！来不及了！”司机来不及多问，就按照他的要求加大油门，汽车像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
开了好几分钟，赫胥黎这才发现不太对劲儿，就向司机问道：“我没有说要去哪里吗？”
司机回答道：“没有啊！你只是叫我快开。”
这一下，赫胥黎更着急了，他大声嚷起来：“快停车！请掉头，我要去都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