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一天的凌晨4时50分，黎川县洵口镇下湾村村民正在熟睡，村后4000多方的土石从40多米高的山坡上急速下滑，掩埋民房4栋。
邻居前去抢救，山体再次下滑。两次滑坡造成9人死亡，4人重伤。
山坑村，是横峰县坪溪乡下面的一个村民小组。这个村离乡政府有25华里，离村委会也有5华里。从外面进山坑不通公路，全部是崎岖的黄泥路。山坑村岭下居民点5户人家，房子全部建在山沟旁，屋背是山岭，屋前是濠沟。那一年端午刚过的5月初六，下了一天大雨，引起山洪暴发。山上泥石流滚滚而下，把一个个山沟全部填满了，5户人家的房子全部被冲垮，家里的所有东西包括粮食、猪、牛什么的全部被冲走。后来，这里的5户人家，有2户设法迁走了，有3户人家没办法，在离沟稍远一点的地方又建了房子。但每逢下雨的时候，就惊心胆战，生怕悲剧重演。
上坑源乡江家村小组江胜贵谈起这种情况感慨不尽。他说他家里的房子也多次受到过地质灾害的影响。1998年，家里的房子就倒过一次，后来用石头重新砌起来，又被冲倒。他几乎每年都要修房子。“山上就这么一点平地，想建新房子都找不到地方，遇到灾害，房子受到破坏，只好不断地翻修”。
女孩桂东霞一生难忘的噩梦
年仅13岁的女孩桂东霞，家住修水县东津水电厂的库区。那里有层峦叠障的山峰，有碧波荡漾的湖水，但是，对于小东霞来说，这些美丽的风景，却成为了她上学路上的一道道拦路虎。每次，小东霞都要走上3个小时的山路，再坐3个小时的船，才能来到程坊乡的中心小学。
那天上午在学校，小东霞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太阳出来时惨白惨白的，空气中没有一丝风，树叶耷拉着，一动不动的。坐在蒸笼般的教室里，小东霞紧张地听老师布置小学最后的暑假作业，脸上的汗，不时地顺着头发滴下来，她顺手拿起一本作业本，想摇出点风来，却被老师严厉的眼神吓到了，赶紧坐正了。
好不容易熬到下课，小东霞拎起自己简单的行李，撒腿就往水库码头边跑。她知道上午还有一班渡船，如果快的话，她下午3、4点，就可以赶回家。要是没赶上这一班，坐下一班的话，她就又得赶夜路了。
码头边，一艘不大的木头船已经挤满了人，正准备离开。小东霞一边跑，一边叫喊，船老大这才把船停下来，让她挤上了船。船上的人超出了小东霞的想像，几乎比平时要多出一倍，她拖着行李，从人群中往船舱中间钻，总算找到了一个空荡点的角落。她特别怕害站在船边，摇摇晃晃的船，总让她有种眩晕的感觉。
天气很闷热，幸亏船在水上行驶，微微的风穿过人群，在空气中飘荡，让满头大汗的小东霞感觉到了一些凉意。她把行李放在船上，蹲坐在一旁，在轰隆隆的机鸣声和渡船摇篮般的前进中，居然慢慢地睡着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喀喇”一声炸雷，把小东霞给惊得跳了起来。她睁开眼，发现刚才还好好的天突然黑成了一块幕布，强劲的风从湖面刮过，带着水汽，顿时让人感受到阵阵寒意，渡船也开始颠簸起来。小东霞惊恐看着周边的人，只见大家一脸紧张地看着船老大，巴不得早点赶到码头。
不一会儿，一阵乌云从西边袭来，湖面上的风突然大了，船开始摇摆不定，船老大急得跳脚，可是却仍然控制不住。豆大的雨粒从空中砸下来，船上的人拿起身边能避雨的东西往身上披。小东霞惊恐无助地看着大人们，把自己的一包衣服顶在头上，可是很快就全身湿透了。
风更大了，雨更密了，船舱里很快积起了过脚深的水，船越来越重，速度也越来越慢。船老大扔过来几个脸盆，让船上的人舀水出去。男人们接过盆，拚命地舀水，却无济于事，慌乱中船身开始倾斜。船老大这才开始给每个人发救生衣，小东霞靠近驾驶舱，船老大见她是小孩，赶紧帮她穿上。在一片惊叫和呼救声中，不到几分钟，船身完全没入水中。小东霞也落入水里。
等她醒来时，已经躺在另外一艘船上。原来，这艘船正好从旁边经过，见到渡船沉没，赶紧过来施救，落水的大部分人都被救上了船，但还是有两个人沉入湖底，不见了踪影……
从这以后，父亲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为了女儿的安全，不再让她上学——那惨白的水面吞噬的生命，成为父亲，也成为小东霞一生难忘的噩梦！
不光是小东霞，在万安库区的棉津乡石角湾村，也时常发生类似的悲剧。
石角湾村三面环水，背靠陡山，无陆路与外界通行，村里群众出行只得靠竹伐渡江，村里曾多次发生过竹伐渡江淹死人的事情。碧绿的水、温柔的水，就这样不经意间闪烁出死神魔眼的绿光，让人睹之色变……
佛手瓜救命
21世纪是人类向外太空探索和发展的科学昌明时代，然而，在江西的一些偏远的山村，如果去除掉电力，他们的生存状态、生活形态与古时候的人无异。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原始的耕作方法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说一句难听的话，这里的人们能够保障的只有最基本的生存权，其他的则无从谈及。而在某些时候，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受到了自然的严酷挑战。曾经发生在兴国县移民户陈大发一家八口身上靠佛手瓜救命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陈大发所在的兴国县均村乡位于县境最西端，距县城32公里，与吉安市的万安、泰和两县交界，素有“一脚踏三县”之称，苏维埃时期是扬殷县城所在地。既是革命老区、边远山区，又是少数民族畲族散居乡，是全县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乡。
均村全乡总面积193平方公里，土地面积28.7万亩，其中山地占了20.6万亩。全乡以山为主，海拔高度最高点达1161.5米，而坪源村的石坝小组就位于均村乡海拔最高处的崇山峻岭当中。
要到石坝小组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10年深秋的一天，笔者为了感受一下这个现在在全省小有名气的移民迁出地，其生存条件和环境到底有多艰苦，决定亲自到石坝小组走一趟。
那是一个美丽的秋天。深碧如洗的天空几乎看不到云彩，空气中弥漫着山区特有的清甜，那是山里各种野果成熟后飘出来的香气，轻轻一吸，便沁人肺腑。笔者从均村乡政府所在地出发，乘坐一部越野车，在极其简易的乡村公路上颠簸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坪源村委会所在地。坪源村坐落在群山环抱当中，四周是郁郁葱葱的青山，偶尔有些黄褐和深红、浅红的树木点缀其中，仿佛中国古代的丹青，别有一番如妆的风味。
坪源村党支部书记告诉笔者，他们村有村小组16个，1841人，散落在15平方公里的大山之中。全村有山地面积21750多亩，盛产林木、毛竹，其中油茶林10000多亩，脐橙面积200多亩，耕地面积却只有680多亩。我们要去的石坝小组离坪源村委会最远，海拔也最高。不但汽车子不能上去，就是摩托车也无法通行，全部是崎岖的羊肠小道，只能步行前往。
又走了将近4个小时的崎岖山路，才最后到达目的地——石坝小组。由于原来住在这里的村民都已经搬走了，因此，当笔者走进村里时，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痍的景象，到处是破旧、低矮、东倒西歪的房屋。有些房屋前面已经长满了齐腰深的蒿草，掩住了门前的小路。不过，有些房屋还是保护得比较好，还残存着几许人迹。为我们做向导的坪源村一位村干部说，有些移民虽然移出去了，但还经常到这里经营自己的山林，把老屋当作自己生产时的落脚点，所以还保留了几分“人气”。
这位村干部还说，其实石坝小组的村民并不是全部住在一起，离这里2公里外的高山上，还有一户人家。笔者闻听，恳请他带着我们到那里看一看。没想到，在那所几乎与世隔绝的山顶上，还真有一所房子，而且巧合的是，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故事的主人公——陈大发。他这几天在山上采摘油茶籽，就住在山上。
于是，深秋的午后，在这座土坯房前的一小块空地上，就着高山上还有点温暖的阳光，陈大发跟我们讲起了佛手瓜救命的故事。
我家原来跟石坝小组村民们住在一起。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山下的村民分田到户。但我们石坝小组全村100多人却没有一分水田，有的全部是林地，所以这里没有田分，就把林地给承包经营了。为了做工方便，我父亲决定把房子建到离自己家林地最近的地方，所以就从原来住的地方搬了出来，建起了这所房子。
陈大发说话的间隙，笔者起身察看了下四周的地形，发现这房子虽说离石坝小组只有2公里左右的距离，但从下面上来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小道的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沟，一边是陡峭的笔直石壁，除此之外无路可行，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塞之霸气！房子座落在快到山顶的一块突出的平台上，背靠着山坡，其他三面是悬崖。陈大发家承包经营的200多亩林地，就分布在房子旁边的山上。
记者同志，如果不是离城镇太远，这山林还真是好啊。你看，那些树比正在发育的细伢子都长得好。那时，我家人的生活全部靠这200多亩山林。我们在山上种了竹子和油茶等经济林，春天和冬天挖竹笋，晒干后挑到山下去卖；秋天的时候，摘了油茶籽挑下山去榨油，然后再卖钱。靠卖竹笋、茶油，有时候也卖点竹子、木头，换点钱维持一家的生活。房前屋后，也开了点荒地种菜，还养了几只鸡、鸭、猪什么的，解决自己家的肉食，反正除了粮食要用钱买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
我爷娘就生了我一个儿子，剩下的都是女儿。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先后出嫁了，我也娶了媳妇，生了3个孩子。到2000年的时候，我家共有八口人：我奶奶、我父母、我们两口子和三个孩子。
说起2000年那件事，至今都让我害怕。那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2月就开始下雪。我们这里海拔很高，山上的温度一般比山下要低8度左右，所以特别容易冷。
那次下雪之前也没什么征兆，前几天都是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温度也蛮高，就是昼夜温差大一些。那些天我带着家里人忙着在山上摘油茶籽，那一年的油茶大丰收，结的油茶籽非常多，一家人忙了半个月还没摘完。
天气就在我们最忙的那些天突然变了，真是风云突变啊！先是太阳没有了，天空中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又过了一天，突然又刮起了大风。那风可真是大，差点揭掉了我家屋顶上的瓦。第二天的风虽然小了些，可天上的乌云还是很厚。天出奇的冷，我们在厅堂里烧上火堆也没用，还是冷得直哆嗦。后来没办法，一家人窝在床上不起来，一天只吃两餐饭，一边盼着天气回晴。
可是等到第3天早上，我们起来一看，全都傻了眼。外面一片雪白！大雪封住了大门。地上、树上，到处是很厚的雪，一些竹子、杉树和油茶树被雪压折了，倒伏在地。只要有水的地方全部冻成了冰，更可怕的是天老爷还没下够，好象扔棉花一样地扔着雪片，看那样子，一时半会不得停。
开始，我们也没太在意。山上下雪的日子不少，每个冬天，其实大大小小总会下点雪的。我们也有雪天生活的经验，只要尽量减少外出，家里的生活还是可以维持的。
谁知道，这天下午，老婆突然在厨房里大叫起来。我跑过去一看，才知道可能是前些天忙着摘油茶籽，也没有注意到家里的米缸里到底还有多少米。结果老婆下午煮饭时才发现，米缸里竟然只剩下不到10斤米，而我们一家8口人，一天就要吃到3、4斤米。这10斤米只能吃两、三天，如果老天继续下雪，那什么时候才能下山去买米呢？
这场大雪连续下了整整3天。根据以往的经验，大雪封山怎么也得十天半月的才能走动，看着米缸里越来越少的米，我一边嘱咐老婆尽量控制每天的用量，一边要她把家里能够填肚子的东西全部收拢来。结果发现除了20多斤红薯外，只有一些香菇、木耳什么的，都是不能当饭吃的东西，这可急坏了大家。
从第二天开始，我老婆开始做红薯丝稀饭。可到了10天后，这红薯丝煮饭也不能维持了。眼看着就要断粮，偏偏大雪把唯一一条上山的羊肠小道给封住了，根本就不可能下山去，全家老少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和老婆一夜没有歇落店。
第11天，我早上起来，到厨房里的米缸里一看，只剩下不足1斤的米，而红薯只剩下3、5个了，还不到3斤的样子。这样下去，一家人岂不是要饿死在这山上？打开门，看到门外的雪，没有一点要化的迹象。虽然天气好像在转晴，但没有3、5天，肯定不得化。我心里急得直冒火，野兽一般在屋里打转转。
怎么办，怎么办？我一急，把自己转到了屋外，我在屋前的院子里踱来踱去，一副狗急跳墙的样子，可就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我抓脑盖壳的时候，突然间，我的眼前一亮，我想起北面院墙上的几株佛手瓜结了不少果实，当时虽然被雪埋了，但不至于烂掉，瓜应该还在那里。我赶紧走到屋角，扒开积雪一看，我的老天爷，里头居然大大小小的结了3、4十个佛手瓜！
我心头大喜，赶忙大叫起来：老婆，我们有得救了！赶紧出来摘瓜吧！
老婆一听，从厨房里跑了出来，一看到这些瓜，也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飞快把这些瓜摘了下来，一古脑儿全搬进了灶下。
大雪在5天之后才开始化。这5、6天里，我一家8口人就靠那几十个佛手瓜，解决了肚子问题。如果没有那些佛手瓜，估计你们今天也见不到我们了，早饿得骨头打鼓了！
回忆起那段亲历的险情，50多岁的陈大发似乎很平静，然而，他眼睛的深处分明藏着几分后怕，那是人类对自然的恐惧。这种恐惧，对于山外的芸芸众生来说，因为有现代文明的庇护，已经很难得有感受的机会，而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山民来说，却如影随形，因为他们的生活与莫测的大自然息息相关，且无处可逃，衍生出几分敬畏与恐惧也就自然而然了！
2002年春天的泪水
2002年的春节刚过，江南大地还没有从寒冬中苏醒过来，江西省委副书记步正发便带着省委政研室主任黄鹤、省民政厅副厅长裘强、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郑宗文、省纪委常委徐必鸿，驱车前往修水县，从事下基层调研活动。
2月12日，修水县委、县政府召开汇报会，向步正发副书记汇报。汇报中，时任修水县县委书记的魏宏彬重点介绍了修水实行移民扶贫的做法，让步正发副书记感觉眼前一亮。
“你们怎么想到要搞移民扶贫？你把它的来龙去脉给我们讲一讲。”
“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魏宏彬放下原来准备好的汇报稿，开始讲起修水县的特殊情况。
“修水县扶贫，工作难度、扶贫成本，比起平原地区来，不知道要难多少倍。首先基础设施投入的成本，就远远高于平原地区。比如修一条路，平原地区只要10万，我们有可能就要40万乃至50万，有时候可能还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