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过巴黎吗？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这个城市，文学不是停留在书籍里、纸面上、文字中的一种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在巴黎，文学是活生生的存在，是触目所及都能感觉到的物质存在。
一个屋顶，一扇窗户，一间阁楼，一块墓碑，一把路边咖啡店的椅子，一家老式面包房的烘烤炉，一株我们称之为法国梧桐的悬铃未，都可能与某一位作家，某一位诗人，某一部小说，某一首诗歌联系起来。
你也许想不到，你拾级而上的某个街区，某条小巷，也可能正是海明威1921年到1926年生活在巴黎的那段岁月所徜徉过的地方。你大概更不会想到，那时还属无名之辈的他，正是由你所走的这条上坡路开始发迹，开始领受什么叫做成功的滋味，也开始将文学，将浪漫，将爱情，与艰辛的日子糅合在一起的文人生活。
海明威后来的所有一切，都是与他在巴黎的这个开始分小开的。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用来形容这座城市，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人杰地灵，反过来，就是地灵人杰。于是，我们无妨这样来理解：在优越的外部条件下，人才得以出头的机会，要比在恶劣的环境中，好得多多。而对人杰来说，好的机遇，也就是地灵，可以为他提供更大的发挥余地。人们常常惋惜天才的命运不济，生错了地方而被毁弃，生错了时代而被埋没，碰不上名师而浪费才华，碰到了小人而永劫不复，说明了外部世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
巴黎，这座世界之都，提供了海明威登上文学舞台的一个阶梯。
他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记述了这段历史。假如上世纪二十年代，海明威不作为《明星日报》的常驻欧洲的记者，到巴黎来，在这座世界文化名城开始他的文学生涯，而恰巧又极其幸运地接触了这座名城里一群文化艺术界精英的话，也许，结局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按他那种硬汉精神，有可能去当斗牛士，然而在巴黎的这段生活，使他决定与文学奋斗，一直到最后开枪自杀，始终轰轰烈烈。
人的周围状态，可是不能漠然视之，掉以轻心的。中国古代的第二位圣人孟子的母亲，为了使她的儿子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曾经搬了三次家，可见这位女性懂得一个好的周围，能起到玉汝于成的作用，反之，周围比赛着谁更多一些小市民的无聊和庸俗，即使有一番振作之心，周围的安于现状、惯于苟且、得过且过，浑浑噩噩的一张张内脸，也会像那沉重的尾巴拖住了你，想逃也难。在充满腐蚀性的空气中，即使黄金也会失去应有的光泽，更何况懒散堕落、习惯势力、无谓消耗、虚掷时光，都在销毁着人们的意志呢！一位哲人这样说过：“宁肯被恶狼撕得粉碎，也不愿和一群癞皮狗苟活在一起。”这话很有道理，老跟着鸭子走路，早晚会落下罗圈腿。也许这位先贤整日与癞皮狗为伍，实在受不了周围的狗腥龌龊之气，所以，才愤然呐喊吧？
周围是谁，你是谁，这是一个定律。出污泥而不染者，有，但，很少。
同样，一个不大不小的作家，周围一圈拉拉队，为他摇旗助威，为他制造声势，为他涂脂抹粉，为他冲锋陷阵，估计这位作家，也是难能免俗的热闹中人，起哄架秧子的货色，没有多大起子的瘪皮臭虫，而不会是其他。
海明威是幸运者，如果没有巴黎，海明威不会走向世界。
巴黎平静地接受了这位大师，没有捧到天上去，也没有打进十八层地狱，大方而慷慨地给了他最初登场的舞台。
最近，他的百年诞辰，文化界照例热闹了一小阵。很不幸地，中国读者已经被太多太烂的信息垃圾，搅得昏头涨脑，弄不清谁是真的大师，谁实际上不过是冒牌货的大师，于是，主持人雨过地皮湿地走了一回过场戏，也就礼成退席了。过去也就过去了，估计下一次再提海明威，该是一百年后的夸天。
没有人提到这本薄薄的回忆录，其实，这倒是了解海明成成为大师过程的一把很关键的钥匙。不过，这本小册子被冷落，倒也不奇怪，那些正经八百的海明威小说，又有多少人在捧读？如今，在一般读者心目中，这位大师的名字，已经不那么闪亮了。这不怪读者，而是应该责备那些不三不四的评论家、教授、报章杂志的主编之流，他们总是按捺不住一种近乎手淫的下流嗜好，有事没事地爱搞一些什么二十世纪经典，什么百年排行榜之类的游戏，误导读者。把一些猪下水、羊杂碎，当作满汉全席，推荐给一心想读些名著的年青人，实在害人不浅。
也许这个圈子，是一块小丑容易称王的地盘，越没有学问，越显得学富五车，越没有本事，越显得全褂子武艺，样样精通。这些人以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的敢想敢干的大无畏精神，对本世纪，本百年的文学精华妄加褒贬，信口雌黄。海明威说过：“对于优秀作家来说，是不存在任何等级的。”唉，你拿这些在大师著作上随地大小便的人，有什么办法？一个个还做出庄严肃穆，苦思冥索，痛苦得要命的样子，真让人恶心。
这本小册子，据海明威的太太说，是从1957年在古巴开始写作的，1958年冬到1959年初在爱达荷州的凯奇姆继续写作，1959年赴西班牙，带去了原稿，1960春才在古巴写完，然后，在这年的秋天，又在凯奇姆作了一些修改。我所以抄录下来这些写作日期，只是想说明海明威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他甚至建议大家无妨当小说来看。
我想，每个人，在他一生中，总有一些特别的记忆，或是温馨的、甜蜜的，或苦痛的、酸涩的，或是印象深刻的、弥足珍惜的，或是难以磨灭、永志不忘的。海明威在巴黎的岁月，是以上两者兼而有之的情感产物，所以他格外重视，并不仅仅是他成功的第一步。
二十多岁到巴黎的海明威，带着他刚结婚的妻子，度过了六七年在生活上很窘迫，精神却异常充实的日子。近三十岁离开巴黎时，他已和第一个妻子哈德莉理查森离婚，这或许是他抱憾终身的事情。因此，他无比珍惜他和他的妻子，他和一系列朋友在巴黎度过了七年美好时光：他坐在雨中的咖啡馆里，用铅笔写他的电报文体语言的小说，或是到罗浮宫去欣赏名画，或是看街头画家的绘画，或是在拳击馆里发泄他那无穷的精力，或是到塞纳河去钓鱼，或是外出滑雪，或进行采访，有机会坐火车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他过的是清苦然而是快乐的生活，那只能吃廉价食品的感觉，那冬天火炉冷冰冰的感觉，那口袋里只剩下硬币叮当作响的感觉，对他来讲，都不在话下，这一切都无碍干这个硬汉，一步一步走向文学。
他成功在巴黎！因此，这记忆对他来讲，很不一般。
大凡一个胜利者，到了接近人生旅程终点的时候，到了不再把辉煌视作生命必需品的年纪，到了孔夫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便可以坦然面对走过来的道路。既不需要回避是非、维护尊严，也不需要用特别的笔墨，一定把自己或者别人描绘成自己认为的那种样子。他之所以念念不忘在巴黎的日子，因为他生活的周围，是一些睿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的集体，他们每一个人，都像物理学上所说的“场”那样，与他产生过或重或轻的撞击，使他由并不非常出色的战地记者，蜕变而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小说家。他椭怀深情地然而又是客观真实地，追述着这种场与场的精神世界的运动，使我们懂得周围，除了物质条件以外，人的因素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何其性命攸关！
上个世纪20年代与海明威一齐生活在巴黎，形成他周围的那些朋友们，既有名声响亮的菲茨杰拉德、庞德，刘易斯，也有举足轻重的斯泰因、帕辛，既有当时闻名，后被时间磨蚀得毫无光彩的诗人，艺术家，更有那些穷困潦倒的无名之辈。虽然，他们谁也不是大师，但在海明威成为大师的起跑线上，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艺术的信念，对于文学的忠诚，对于批评的执著，对于创作的自信，起到了“大师”式的撞击作用。合金钢之所以坚韧，就由于它的成分中，有其他稀有金属；这些掺人物，本身也许是极一般的矿物，然而与钢铁溶化在一起，便产生出质的变化。
他们是真正的文学接触，没有依附，没有臣属，更没有谄媚，也不存在打压，尤其没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惟我独尊，惟我独革。周围里有了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文学便成了果戈里笔下的那个彼得堡的十二等文官，夹着公文包永远向长官鞠躬的小员司。
所以，他怀念那一时期他所拥有的极其正常的和健康的周围，他视那段日子为流动的圣节，这本书是他死后由其妻子（他四位太太的最后一位）玛丽海明威整理出版的。书前引用了海明威在1950年写的一首《赠友人》的几句诗：
假如
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
那么
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
巴黎都会在你心中
因为
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从这里，我们更了解海明威对于巴黎那圣节般记忆中的文学精神是何等的萦思不已了。
不过，我们再读一读他对自己国家的那些作家的议论，再来品味这首《赠友人》的诗，对他怀念的文学精神，会有更深的理解。他谈到美国文坛时，总是运用愤世嫉俗的语言：“我们国家没有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作家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准要出点什么毛病。”
这样的出了毛病的周围，他肯定掉头不顾而去。
对于美国的同行，他出语惊人：“这是一些装在玻璃里供作钓饵用的蚯蚓，它们极力想从彼此间的交往中和从同瓶子的交往中摄取知识和营养。”“凡是进了瓶子的人，都会在那里呆上一辈子，一旦离开那个瓶子，他们会感到孤独。”
而且，他还认为：美国的某些作家，“活到了古稀之年，但是他们的智慧并没有随着年龄而增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欠缺什么。”“关于过去的事我无从谈起，因为那时我还没来到这个世上，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男性作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变成婆婆妈妈的老奶奶。女性作家则变成圣女贞德，但却不具备她那种战斗精神。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以精神领袖自诩。至于是否有人跟着他们走，这并不重要。如果找不到追随者，他们便臆想出几个追随者。”（以上均见《非洲的青山》）
等等等等。
所以，他大概庆幸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在巴黎度过的，因此，他要写这部《流动的圣节》。如果，海明威在美国，他有可能不钻进这只瓶子里吗？既然进去了，他有办法使自己不成为蚯蚓吗？那恐怕很困难。假如只有一个作家成为蚯蚓，大家也许会觉得这个成为蚯蚓的作家很好笑，一旦所有的作家都钻进了瓶子里，那个没成为蚯蚓的作家，有可能成为众蚯蚓嘲笑的对象。
因此，人与周围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必然现象。人，作为存在的个体，类似物理学上所说的一个场。这个个体与周围无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的其他个体，凡能构成一定关系者，都存在着场与场之间相吸或是相拒，亲密无间或是不共戴天的场效应。
这样，一个人，影响着周围的人，同样，周围的人，也影响着这个人，这是永远的现实。除非你自我封闭，否则，这世界上没有与周围完全绝缘的人，同样，除非你画地为牢，这世界上也没有丝毫不受周围影响的人。正常情况下，你周围全是精英分子，谅你不会是白痴，你周围全是一百一的混蛋，估计你也圣贤不了。所以，周围，很重要。看你的周围，便大致可以称出你的斤两。假如你是一位大作家，看哪些人尾随你、围着你、也就八九不离十地了解了你，假如你是一个中作家，看你尾随谁，围绕谁，用老百姓的话说，也就知道你的大概其了，假如你是一个普通作家，看你对谁不分青红皂白地五体投地，鞍前马后，老是把袖子卷到胳膊上，做效忠他的敢死队状，也就基本上把握得住你的道行深浅了。
我国旧时文人，很在乎周围，应该有谁，应该没有谁，是很在意的。“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刘禹锡先生追求的就是这种精神胜干物质的周围。房子虽然陋，境界相当高，在他心目中，澄清周围的质素，保持一定的格调，谁到我这里来，我到谁那里去，要有一点考究。
《世说新语·排调》：“稽（康）、阮（籍），山（涛）、刘（伶）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日：‘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日：‘卿辈意亦复可败邪？’”又，《世说新语简傲》：“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邀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锤不辍，旁若从，移时不交一言。”
阮籍对王戎的不欢迎，嵇康对钟会的不搭理，除了情绪成分之外，也有一种保持个人周围纯净的意图在。这种中国人追求百分之百的洁癖，也是从汉代党锢之祸，到明代东林之争不断发生的原因。一旦到了绝对化和极端化的时候，清流浊流，就会绝对的泾渭分明。不但不往来，不应对，不为伍，不通婚，甚至不坐在一条板凳上。
南齐的一位幸臣纪僧真，有士风，但非士族，很遗憾，也很痛苦，他已经给自己的儿子娶了一位出身华族的女儿，门望有所改善，还不满足。向齐武帝提出来，要求改变一下本人的周围状态。皇帝感到为难，卿要做什么官，朕可以给卿，但卿定要做士大夫，却不是朕说了算的。卿不妨去找一下江敩吧！《南史》记了一段他去拜访江敩的经过：“僧真承旨诣江敩登榻坐定，江致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日：‘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纪僧真本打算敦请这位文化巨擘江敩，给他一个面子，名列士林，能够参加笔会，哪怕掏腰包补贴一二，想不到那位自视甚高文化名流还挺古板，叫佣人把胡床，挪得距离来访者远些，不愿沽他的边。看到这里，他也就没了兴头，垂头丧气地走了。
因为记史的官，自是士大夫无疑，所以，对一心要挤入知识分子行列的纪僧真，是以一种嘲笑的口吻，来讲述他的故事的。但我觉得这位先生提高个人周围文化档次的努力，值得尊敬。要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老粗出身的干部，都有这份进取之心，中国肯定早就大为改现了。他没有打皇帝的旗号，硬逼着人家认可他是文学的行家里手，也没有通过上级指定的办法，混迹文坛，要指导作家。即或说他附庸风雅，企慕高尚，也没有什么好笑的，总比铁定一颗心去做贪官污吏，奸臣贼子强呀！他希望从此可以使自己的周围，多一些知书识礼之人，博学宏儒之士，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难道有什么不妥吗？
但许多人，包括一些智商不低的作家，也未必有纪僧真先生这份自觉。一旦成为这个瓶子里，个儿最大，分量最重，自我感觉最好，谁也不能与他抗衡的蚯蚓，他不想听赞美诗，也不行了。“你真棒，你真了不起，你写的传世之作，让我等叹服，你即将不朽或已经不朽的杰作，惊天地而泣鬼神，大师已经现世，让我们顶礼膜拜吧！阿门……”周围全是纸糊的桂冠，廉价的高帽，溢美的言词，恭维的吐沫，好开心，好神气，好威风，他还想跑出瓶子这样的周围吗？我看未必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写到一位叫康迪斯基的人。他告诉海明威：“我现在买不起新书，但我们彼此可以随时交谈。谈话，交流思想，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我们在家里什么都议论。简直是无所不谈。我们的兴趣广泛。从前，在我们有一块耕地那个时候，我一直订阅《横断面》杂志。这使得我们感到自己属于、跻身于团聚在《横断面》周围的显耀人物之列，我们很想能够与这些人物交往，假如这种可能性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意愿的话。”
从短短几句流露出优越感的表白里，这位乡愿的面目轮廓，也就烘托出来了。他比咱们南朝的那位纪僧真，自觉性差得太远，纪先生不满足千周围，因而要求改善周围，这位洋人却满足于周围，怡然自得于周围，也就不想改善周围。
显然，这也是钻进了瓶子里以后出不来的必然心态了。
我不知道海明威挖苦的瓶中蚯蚓，在我们这块文学土地上有还是没有？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
“滇王与汉使者言日：‘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由此可见，不知周围之广，世界之大，乐在瓶中，自鸣得意者，是古已有之的现象。所以，多少年来，固步自封而自视甚高，狭隘排斥而自大成瘾，孤芳自赏而自怨自恋，井底之蛙而自我封王，诸如此类形形色色局限于瓶子里的文坛人物，大概不会没有。否则，我们这块文学沃土上，早就该有海明威那样震撼世界的大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