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国人的离去，西安只好听天由命了。在这个受到围困，每时每刻都预计要遭到袭击城市里，会滋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南京飞机每天早晨都从空中掠过，飞得很高。飞机发动机的嗡嗡声，机翼在冬日下的银色闪光是一个危险信号，会使人产生出一种离奇古怪的预感。
有一天，苗剑秋来旅馆找我。我已经有很久没见到过他了。他还像以往那样神秘地来来去去，总是乘坐一辆汽车，带着一个穿皮大衣的警卫。
“我打算到设在王曲的军事训练营去”，他告诉我说。“你应该和我一起去，亲自了解一下东北军思想情绪的实际状况。”
我很乐于去，因为我对坐等着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开始有点厌倦。军官训练营所在地的王曲，是东北军的政治中心，在历史上就很有名气。该营为张学良于大约一年前所建。在整个西北运动期间，它所起的作用，有点类似于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
我们驱车出了西门，经过保卫着西安周围平原的古老唐代宝塔，然后沿着面朝“青龙山”的公路向城外驶去。渭河蜿蜿蜒蜒地穿过辽阔的河谷，远方的小山笼罩着一层朦胧的薄雾，犹如宋代风景画中若隐若现的山间暮霭一样，在峰峦之间盘旋。就在不久之前，红军越过这些海拔五千英尺的高山，运动到这条河流的南面。在红军经过的山下丘陵地带，到处都散布着六个朝代遗留下来的墓丘和庙宇。
王曲是河边的一个小村子，距西安比我想象的要远。军校建立在梯形的黄土台阶上；大部分学员都住在黄土窑洞里。我们受到了盛大欢迎。喝过茶后，——如同就在不算太久的以前蒋介石所做过的那样——来到一个空阔的大礼堂里，会见集合好了的军官。在光线昏暗的内室里，两百名左右剃光头发的学员在我们面前整齐地排列着。其中有些人的年龄已过40岁了，佩带着上校军衔，但大多数是年轻一些的军官和见习指挥官。在10月和11月份那决定性的日子里，正是在这里，我的朋友苗剑秋发表过他的那篇著名的演说。
那天早上，他又要畅快淋漓地大讲一通。因此，在正式欢迎会结束之后，刘君和我带着一位学员出去散步。在这片肥沃的丘陵地里，一月的阳光融化着积雪，使人感到就像春天已经来到了。往前看，山影浮动，那梦幻般的云彩和绝壁悬崖，唯有中国的丹青妙手方能用毛笔描就。
王曲村的前面，有一个著名的“文昌庙”，所有地方长官和基层的头面人物都要来此参拜，给“文昌爷”上供，祷求官运亨通。“文昌爷”的寝殿自祭坛向外敞开着，塞满了拜神时穿的服饰和无数双微型绣花鞋。一位和善的道士领我们穿过悬挂画轴牌匾的亭阁，为其荣升而感恩戴德的官员在里面摆放着还愿的东西。在周围墙壁那无声的威严中，古老中国的本色在充分地表现着。
可是，在隔壁的院子里，却摆放着一台印刷机，过道里到处散落着宣传布告的校样。在庙前的广场上，有一个匆忙用木头搭起的讲台。
随同出来的学员告诉我们说：“昨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了一个农民群众大会。这是个非常好的大会，我们决定罢免两名县城里的腐败官员。现在农民有自己的‘救国协会’，也开始建立起自己的义勇军了。”
一个新的和觉醒着的中国正在对这座庙宇那世代相传的宁静构成挑战。一代又一代的奸官猾吏们就是在这里，以牺牲愚昧无知的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为他们的升官发财而庆贺还愿。在寺庙的库房里，已经为农民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开办了读书识字班，来自西安的大学生们每天给他们上课。寺庙的围墙外，有一所村学，传来阵阵观看抗日宣传画引起的愉快笑声。由某位深知如何恰如其分地吸引聪明孩子注意的画家所画的这些宣传画，其图案之幽默令人神往，忍俊不禁。年轻的中国在其成长中，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的“失地”。
回到营地吃午饭时，我们发现苗剑秋对他的演讲效果非常满意。“他们才是真正的军队领袖，”他向我透露。“东北军的高级军官都很坏——除了张少帅一个人之外，他们光知道考虑自己的财产，怎样保住自己的高位。这些年轻的军官们懂得他们的士兵想的是什么。他们要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那些老将军们都是封建人物；他们之所以拥护张学良，是因为他给他们权力和财产。但他们并不赞同他的新观点；正因为如此，在‘双十二’前的那几个月里，张少帅才来这里与我们共同生活。”
午饭之后，有人提议搞个射猎会。于是，我们又出发前往那片河谷。至于猎具，我们有中国造的军用步枪。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了一支——这种武器的保险机不太保险，要是滑脱就遭了。
“你准备打什么？”我问苗。
“这个嘛，打鸟，”他含含糊糊地回答。“打白鸟和黑鸟。”
他指的是老鹰和鹭鸶。在光秃秃树杈上和冰封的河流旁，这两种鸟触目可见。我一点不喜欢他射杀鹭鸶的想法；不过，我可能也不需要有所顾忌。刘君摆出一幅标准的军人姿态，下来在那些优雅的白鸟中瞄准了一只，试图来个远射。随着可怕的爆炸声，前方约五十码开外的一块大鹅卵石，被他击得粉碎。一只受惊的驴子窜出河滩，被一个激怒了的农民追赶着；士兵们爆发出轰然大笑。那群鹭鸶漫不经心地拍起翅膀，优哉游哉地扬长而去。
我正要瞄准一只老鹰射击，但撞针只管咔哒咔哒作响，就是顶不上火。“用这种武器你们要是能打日本，那才算怪呢！”我对苗剑秋断然说。“日本子弹”，一个学员戏谑地说。看来他们是能够获得较好战果的，因为我们上到河堤上，来了一阵连发。尽管枪声响得惊天动地，但也全然无济于事。我们甚至连一只驴子也打不着。
“用这个试试，”苗说着变戏法似的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大科尔特式左轮自动手枪。
“你怎么现在也带起这玩意儿了。”
“他们说我必须带。”他叹息道：“以前，由于我所从事的工作太危险，不能带手枪。可是现在，我可能需要这玩意儿。”我拿着这件武器，只是不知他的内心在想些什么。这把“科尔特”是很管用的。
射击的枪声把一批对此感兴趣的士兵吸引到了黄土崖边缘。可是，我们很快便放弃了射击。令我大感欣慰的是，没有打到什么。我发誓，今后决不再和成伙的中国武装人员结伴外出了。我们爬上河堤，经过了一个吊在大理石板上的巨大铜钟。我的朋友用感觉灵敏的手指抚摸着它那绿锈斑斑的光滑表面。
“有谁知道它在这儿陈放了几百年呢？可是现在，我要带你看一件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这座黄土崖的顶头，有一所优雅的山村小房子。这是一个按现代中国式风格建造的出色建筑物。它不仅装饰豪华，而且能够尽情观赏周围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山景。
“这是张少帅为他个人建造的。”苗剑秋告诉我。“可是，他从来没有在里面住过。年轻的军官们对他说：‘在国家如此困难之时，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给自己搞别墅？’张少帅闻言感到非常惭愧，便搬下来和战士们一起住在了窑洞里。那就是他睡觉的地方。”他用手指着黄土崖中的一个冒着烟的洞口说道。“他住在那儿，一直和学员同吃一锅饭。”
这是王曲军训营民主精神的又一个标志，同时也显示了发生在少帅身上的个性转变。与他过去十余年里早已习惯了那一套相比，这里的气氛有很大的不同。唯其如此，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年轻军官以及其他从“赤化区”被放回来的军官们，对他们这位易受感动的司令所能够产生的巨大影响。
因为城门关闭得很早，我们赶在日落前便返回了西安。苗辞别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他总要赴什么约会。一小时后，他回到旅馆。
我立刻感到他的心情有点兴奋。
苗总爱摆出一幅戏剧般的姿态。他用手指按住自己的鼻子，轻轻吐出一个词：“战争！”
“谈判破裂了？”
他点了点头。“我们的代表刚从奉化回来。”
奉化是蒋介石的老家。他以临时休息为借口，表面上退归故里，并带上张学良和他一起去。“我们的代表团先飞到南京，遭到何应钦的逮捕。当他们被允许赶到奉化时，委员长又不愿见他们。等了两天之后，他才告诉他们说，如果西北方面不无条件投降，政府就将于下周五中午下令发起攻击。”
现在距开战时间只有三天了。“他们见到张学良了吗？”
“没能单独会见，他被严密看管着。但他叫他们继续干下去，按他们想的最好办法去做。也不要考虑他的个人安全。”
苗深深为之而激动起来：“张少帅是多么的伟大，而蒋介石是多么的渺小——小心眼！可是他非常狡诈。”他做出一副绝望的姿态。“现在，我们不得不和南京打仗，不得不打自己的同胞，承担起另一次内战的责任。但这是唯一的出路。”
“难道不可避免了吗？”看来情况还真得严重起来了。
“我想是的。”他情绪热烈地握着我的手说：“现在，你应该到前线去，采访东北军部队。我给你搞个通行证。”
“好，我明天就去。”
“再见。我们大概不会在英国重逢了——就目前情况来看。”
他悄悄走出了屋子，只听汽车吼叫着驶出了大门。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刘君找来了一位在前线东北军某团做政治工作的朋友。我们带着一张必不可少的军事通行证，一大早便出发去渭南，它是火车能够通行的最远地段。此地距“叛乱者”的前沿防线“赤水”只有几英里。
到车站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赶忙跳过栏杆，飞也似的朝即将启动的火车冲去。即便在中国，这也是我乘坐过的最拥挤的火车。车厢大致分为三个等次，普通列车里有木制座椅的三等车厢，在这里是最豪华的：“老二”和“老三”分别是邮政货车和无盖货车。但是，这也是我在旅行中乘坐过的最友好的列车之一。
就我所见，没人持有车票，而且在事实上要检查票也根本不可能。我坐在车厢地板上，周围是一群士兵和奶着孩子的农村妇女。刘君的朋友正在起劲儿地和一位当地老板谈着话，给他讲述1935年底北平的那次伟大的学生示威活动。这次示威当时使土肥原贤二将军的华北自治计划未能得逞。在他的周围，很快便聚集了一批听众。
人们都在读早报；报上的消息极为贫乏，因为所有外地的消息，只限于通过无线电广播能收到的那些。然而，尤其是士兵们，逐字逐句地念着报上的每一句话，恨不得把它一下子吸收进去，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报上的每——段内容。我望着车窗外一晃而过的城墙，凝视着陕西乡村那和平的景象：每天进行的田间劳动，在田野里早已开始了，千家万户的人们在自己的黄土窑洞里吃着早饭。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丝毫的动乱迹象。
临潼、骊山——依然为积雪所覆盖着——进入了视界。这里能看到士兵，但12月12日早晨的鏖战遗迹，则一点也看不到。虽然这列火车在速度上未能打破纪录，但到了中午，我们还是到达了渭南。
“双十二”之后，渭南车站附近曾是南京发动的最大一次空袭的目标。我们的列车把它的乘客统统卸在了仍然笼罩着战争恐惧的站台上。车站的建筑物已化为一片废墟，然而在它那残缺不全的柱子上，却贴着抗日标语，表现出一副勇敢无畏的样子。在车站附近的铁路支线上，竖立着一排被炸得弯弯曲曲缠绕在一起的货车车厢残骸。离主干线不远，有一个巨大的炸弹坑，已部分填平，但仍裂着一张洞穴般的大嘴；在其底部，躺着一辆卡车的残骸。
车站对面，有座新建不久的大工厂——渭南棉纺厂，该厂现在已经被完全毁坏。对于12月16日降临其上空执行“爱国使命”的30架“生日”飞机来说，它实在是一个很容易寻找的目标。究竟是否是因为飞机驾驶员把这排整齐的暗灰色建筑物想象成了兵营，或者，它只是在寻找随便一个什么目标来轰炸一下，以应付差事，这谁也说不清楚。然而，在蒋介石被扣押后的那个星期三，在除了愈来愈近的飞机发动机吼声外，没有任何警报的情况下，男女工人们刚从工作岗位上四散奔出，便发现炸弹像雨点似地降落在他们周围，地上纷飞着机关枪子弹。在工厂的大院里，我们看见泥土中还保留着中国工人的斑斑血迹。当地官员告诉我们说，这次空袭造成了100多的人员伤亡，仅火车站一处，就死了30名工人。
在一次国内危机中，为了维护政府的尊严，居然采用如此手段，这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樊将军真的像他夸下海口的那样，动用在洛阳那200架轰炸机，对于西安来说将意味着什么。渭南这家工厂的毁灭，的确是对在内战中徒劳无益地采用报复手段的最好说明。它所造成的成千上万美元的损失，要由上海的金融家承担；而死去的——也还是中国人。
渭南，从我与苗剑秋乘卡车经过时那一掠而过的印象中，我记得是个零乱的城镇，有一条新建不久的宽阔街道。可是往东边一走，现在我才发现，它也是个有围墙的古老城市。我们所经过的街道上，就像在临近前线所见到的那样，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士兵——主要是东北军战士——每批数以百计；军用卡车；拉着卷毛长鬃马的骑兵：马车；独轮手推车，以及挑夫和叫卖各种东西的小贩。大餐馆和小饭店的生意十分兴隆；就我们之所见，没有一个地方的军队和市民出现过任何争执——这也许是罕见的。闹市区的场面极其浩大，但却秩序井然。
在一个类似于英国的乡村集市的市场中心，一大群人聚集在一个正方形的瞭望塔四周看墙报。顺着砖墙，横列着一排粗大的白字，写的是人们常见的标语：“拥护革命领袖蒋介石”（日期标明是写自“双十二”之前）。在其下方，是“双十二”后发布的那些宣言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通告。读者在专心学习的，正是后两种东西。我们走出这座古老城市的城门，开始向山地进发。
我们的目的地并不难寻觅——它是前线上的一个小村庄——我们曾经一度爬到了山上的哨卡处。我们只管跟着电话线走。这些电话线绕来绕去，上到了景色如画的半山腰，翻越过寺庙的屋顶，巧妙地利用着每一棵树木和墓碑，以便腾出地面。转了两个弯，又绕过了一个石“牌楼”，电话线最后引着我们经过受到践踏的原野，来到一堆房子跟前。这些房子坐落在一个狭窄而凹陷下去的街道边缘。我们找的那个团，总部就设在这里。
在一间大炕就占据了室内一半面积的昏暗小屋里，我们见到了该团的上校团长。出于对我们的敬重，他点燃了一支蜡烛，并给我们从一个热水瓶里倒了杯温开水——里面含有一种令人恐惑的黄颜色。我们坐下来讨论形势。
这是个东北团，东北失陷前驻扎在沈阳。事变后被撤到北平，然后疲惫不堪地绕行了中国一半的省份——河南、河北、湖南、江西（它和红军在此打过仗，并懂得了真正战斗的道理）；再往后，它被调到陕北，然后又前往宁夏阻击西北的共产党军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它对被派去奉命打自己同胞的愤怒情绪与日俱增，要求打回自己老家，或至少为一个他们所支持的事业而决一死战的决心则愈来愈坚定。这个团的故事也就是整个东北军的故事，而在此过程中所激发出来的情绪，则是导致“双十二”兵变爆发的全部背景。
团长年过40，个子不高，显得老成持重，一看就知道，他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他心情沉痛地给我们谈起了最后那次到宁夏的远征。
“在我们全军都一心一意地要去打日本的时候，为什么叫我们继续打红军呢？”他诘问道，“自‘双十二’以来，现在情况可就好多了，红军将和我们一起抗日。我们双方现在是战友了。”
“现在的情况又怎样了呢？”我想起了苗剑秋的临别预言，便问：“你们可能又不得不和中国人打仗。”
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中央军并不想打我们，我们也不想抗击他们。但何应钦将军和南京的某些人硬要逼迫他们发起进攻。只要蒋介石将军愿意信守诺言，就决不会再有内战发生。在中央军向我们进逼时，只发生过一些小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多数都对天鸣枪，而不是对准我们。”
他抿着嘴笑了笑说：“何将军每逢和我们打仗，便派飞机过来洒放传单，要我们服从自己的领袖，并说张少帅不想让我们打仗。然而，前几天，东北军的一位连长挺身站立在一面山坡上，亲自对中央军部队进行演讲。虽然他处在有效射程之内，但没人对他开枪。”
看来，这里的人们普遍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接到进击令，中央军部队不会认真打仗。但西北方面的军队对此并不过分信赖，沿着这一带的高台地边缘，他们修筑了规模巨大的防御工事，挖掘了战壕；不用重炮，休想攻占这些阵地。
团长给我们提供了沿前线采访乘坐的马匹——一种披着一身厚墩墩的冬毛，铁镫上也裹着一圈羊绒的蒙古马驹。虽然在此之前刘君还从未乘过比毛驴更可怕的东西，而且这种马快走起来有点颠簸，令人很难适应，不过，我们这支骑兵分队也的确够神气的了。
骑马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到了山上的一个前哨阵地，一个炮兵连驻扎在这里。在邻近的一所寺庙里，我们邀请炮兵连长与我们共同渡过了一天的时光。
炮兵连长是个小伙子——孙铭久的一位朋友——强壮有力，精神饱满，在日本受过训。此外，我估计他还准是个呱呱叫的炮手。他讲话的声音冲劲十足，就像在炮战中给他的连下达命令似的。
他毫不隐讳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他表达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我以前也听到过，特别是在东北军的青年军官中间。“重要的不是领导——不管有没有领导，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抗日计划贯彻下去。”也像其他许多人——军官和士兵都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完全凭个人的喜好谈论张学良，称他为“英明领袖”（这是一个正式称呼，而其实际含义则可能还要深刻）。不管怎么说，这位炮兵不是一个凭感情用事的人，他有着十分明确的是非观念。
“我们迟早都要打日本，”他坦率地说。“蒋将军说过他要领导我们，好，我们就跟他走。可是现在他扣留住我们的司令不放，这阻挡不住我们；即便张少帅回到西安，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打日本，同样也拦不住我们。要是不能够直接投入对日战斗，我们就要另外开辟一条途径。”
为了加强语气，他一拳砸在桌子上，狠狠啐了一口唾沫，然后提议到前沿阵地转转。
薄雾朦胧的山脉逐渐消失在暮霭之中，夕阳的余晖映照在雪坡上，借助小型望远镜，对面政府军的阵地依然隐约可见。透过瞄准着他们的炮镜仔细观察，我们发现了他们正前方是一片平原，在淡淡的阳光下显得宁静而友善。平原深处，有移动着的毛驴，悠悠晃晃的马车，以及细小的人影。这些大炮会吼叫起来，毁灭这个宁静的世界吗？
要是搁在三周前，人们会说，这个问题要由蒋介石来回答。他也的确作了答复——语气既诚恳又坦率——圣诞节那天，就在西安机场，他说：“我不想中国再有内战了。”蒋将军真的忘了吗？或者就像他在被俘的那天早晨，对孙铭久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这句话之后，便再也一言不发，装聋作哑了呢？也许，目前这个问题暂时述得由在南京的其他人来解答。或者要由在更为遥远的一个国家首都的国防部长来负责回答。
回到村子里，在该团租的一户不大的农村住宅里，给我们拨了间房子过夜。我们坐在炕上（这种用柴火烧的炕热效率利用不高，烟味尤其令人讨厌），和更多的东北军战士进行了交谈。这批人包括一名上尉，一名团长的勤务兵和一些士兵。
那位勤务兵来自北平，说得一口流利的餐厅用英语。他过去在一家外国旅馆里当仆役，也能讲“如深”（俄语）。他摆出一副英国仆役长的神气，呈上几瓷碗茶。
上尉是个满族人，出身于旧贵族家庭。他身材颀长，容貌清秀，剃着光头，嘴巴富于情感。他说起话来可真是滔滔不绝，并伴随着敏捷而有点神经质的动作姿势。
“政府问题算是个什么问题？”他说。“在中国，人们认为我们应当在民主和独裁之间做出选择。在洛阳当我还是一名军校学生的时候，他们总以此为题目叫大家写文章：‘什么是中国政府的最佳结构？’我们全都想写赞成民主制度——在满族统治下，中国一度有一个独裁政府，人民为此大吃苦头。可是校当局却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赞美在中国实行独裁制度，赞颂蒋介石做一名独裁者。没有人敢写他心中所想的。”
他思索了片刻，突然又慷慨激昂地说了下去：“关于领袖问题，要提到的是什么？第一，我们先要问：他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蒋介石声称要当一名革命领袖，可是，他还想成为一名独裁者。那么，张学良又怎么样呢？”
张学良是个年轻人，没有很深刻的政治思想。但是，从他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中国人民始终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东北，他在建铁路中和日本人竞争；他在沈阳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兵工厂。至于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那些损失，那并不是张少帅的过错——谁都知道，日本入侵东北各省时，张学良正病在北平的医院里。
可是，他建立了中、小学和大学，一直试图解救人民。他诚心诚意地想要和国民党共事，直到他改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为止。最后，他终于相信了全国抗日统一阵线。这样，我们才有了‘双十二’，以抗议独裁统治，抗议国民党的独裁政策。我们大家同样也都相信这种具有民主精神的统一阵线。
“就拿我现在来说吧——”他有气无力地摊开双手——“我不是国民党。我不是共产党。我不是国家主义者。可是”——他那双精巧的小手一攥——“现在我们都在为我们的民族解放纲领而一起战斗。这次运动决不能像中国过去的其他运动一样，被分化，被瓦解，领导人被收买。它是一场包括所有阶级的运动，有着全体人民做其后盾。”
他的这番话，用知识分子的眼光，对受到全体官兵普遍拥护的一种主张做了理智性的总结和概括。在练兵场，在战壕里，在返回西安的火车上，我和许多东北军都进行过交谈。但唯有这一次面对面的倾心交谈，才真正使我对东北军的抗日感情有了一个充分的认识。
“你反日吗？”这通常是我被间道的第一句话。但我是来提问题的，不是来回答问题的。而我到每个地方都要问到的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红军？则从一位饱经风霜的战士那里得到了最好的回答。他把皮帽向后推了推，表达了如下见解：
“我们和红军打了十年血仗；我们愈打，愈明白我们是兄弟。我们在中国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也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共同战斗，去夺回我们失去的领土呢？”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北方面军队的士气，无疑是第一流的。不过，他们所据守的位置——西安以东，南北长约100里的一道防线——却有点令人感到棘手。它的错误就在于（从军事角度看）未能及时抢占住潼关，冯钦哉的背叛使叛乱者们失去了这个地理优势。通过这个狭窄的咽喉要道，他们本来是可以据守住全西北的。
然而，如果把陕西南部的农民武装起来，组织起来，他们就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有用的后备军。此外，红军还控制着前线的两翼——其南翼位于山峦起伏地区，是适于他们那种打法的理想地点。人们感到中央军对于沿河谷的挺进，也并不太着急，因为这将把红军留在了他们的身后，随时都可对其采取行动。在军事上这是一盘死棋。
不过，这一切都取决于红军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