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以其特有的方式突然爆发了。
事变的消息刚一传出，南京当局便在亲日派分子的操纵下，立即对西安实行了全面封锁，并调兵遣将，全力组织“讨伐军”，抢占潼关，进逼渭、华一线，企图用武力将这次事变镇压下去。一时间，西北上空战云密布，交通为之隔绝，电讯因之中断，事变的真情无法达于外界，而南京当局则开动一切舆论工具，肆意歪曲事变真相。形势异常微妙、复杂，大部分国人顿时陷入无可适从之中。
然而，就在此时此刻，却有一位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外国记者，凭着特有的新闻敏感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以非凡的勇气和探索精神，不畏艰险，辗转千里，历经坎坷，终于来到西安，成为事变后唯一进入西安，且逗留时间最长的外国记者，为揭示西安事变的真相，传播真理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就是当时的英国记者，新西兰人詹姆斯·门罗·贝特兰。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教授，1910年8月11日出生于奥克兰一个牧师家庭；1932年在新西兰大学附属奥克兰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35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1936年初，他荣获牛津大学罗兹远东研究奖学金，来华在燕京大学进修中文和研究远东政治，并兼任英国数家报纸的驻华特约记者。在燕大期间，他和黄华、张兆麟等爱国学生领袖曾同居一室，与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斯诺夫妇结成了密友。在中国的耳闻目睹，使他对政府的腐败和人民大众的贫困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对中国各阶层群众为反对外来侵略，反抗黑暗统治而掀起的民主斗争深为同情。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贝特兰参加了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一二”抗日大示威，于当晚便获悉了事变的消息。他立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斯诺夫妇，极其渴望能够去实地考察一番。三天之后，因在蒋介石访问西安时，在王曲军校大会上公开大肆抨击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而被迫逃亡在外的东北军少壮派领袖之一苗剑秋，秘密拜访了斯诺夫妇，想请斯诺陪同他一道返回西安。由于斯诺当时刚从延安访问归来，正在忙于写作《西行漫记》一书，无暇脱身，其夫人海伦·斯诺便提议由贝特兰替代。但苗剑秋对贝特兰并不了解，感到不大放心，坚持要海伦·斯诺为他“担保”。只是在后来漫长而艰险的旅途中，他俩才逐渐加深了解；结成了患难之交。
贝特兰的西安之行光途中就走了11天。大约从12月16日下午从北京乘火车出发，直到12月27日方抵达。是时蒋介石已于两天前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去。一路上，苗剑秋给他详细讲述了东北军和张学良的全部经历，从而使他对导致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因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而到西安后的当晚与参与策划并直接参加扣蒋行动的另外两个东北军少壮派核心人物——张学良的秘书长应德田和卫队营营长孙铭久的彻夜长谈，则使他对事变的全部经过有了充分的了解。从而认识到，他原先认为的“随着放蒋，一切都算完结了”的想法“现在看来是多么的错误”。因而确信，“这次运动必将继续下去”。“一个汹涌壮阔的民族运动势将横扫全中国。”
贝特兰在西安共逗留了43天。在此期间，他抓紧时间实地考察了事变发生的各个现场，广泛采访了与事变有关的各阶层人士。西安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使贝特兰兴奋不已，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西安以后的历次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到处做演讲，发表演说，参加对事变的宣传工作，并与史沫特莱一道，主持了西安电台的对外广播。他的这些做法，引起了英国驻华使馆和某些外国社团人士的强烈不满，个别教士甚至对他当面发布“禁令”。1月中旬后，局势日趋紧张，在个别反动教士的煽动下，外国人纷纷逃离西安，英、美等国使馆也派人来安排撤离事宜。但贝特兰毫不动摇，依然我行我素，直到南京部队全面接管西安的前一天——2月7日才决定乘午夜的第一班列车离去。在受到严密封锁，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物质生活条件极差的西安度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这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各方面都相当优越的外国青年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
然而，贝特兰对西安事变的最大贡献，则是他把此行的全部所见所闻，结合自己的研究分析，以超常的速度写了出来，这就是1937年7月由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中国的危机》一书。抗战爆发后，他又为此书重写了序言，于次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改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的故事》，也就是现在这个译本。完成本书写作后，作者曾到日本进行短期考察。七七事变刚一爆发，他便于一周内返回北平，于同年10月来到延安，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采访。而后，他又东渡黄河，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考察采访了一年多时间，写了《华北前线》一书（初版于1939年；美国版为“不可征服的人——在华北战斗农民中间一年的惊险生活日记”）。国民党迁都重庆后，他被任命为英国使馆新闻专员。此间他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任秘书，曾在香港等地为中国抗战筹集医药等物资援助。日本入侵香港时，他自愿入伍，成为后备役炮手，为日军所俘，在日本战俘营中被关了四年多时间，身心蒙受极大摧残。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进了《战争阴影》一书中。新中国成立后，他是新——中友协的创始人和赞助者，先后于1957、1962、1978、1986年四度访华，著有《重返中国》、《在今日中国的年轻旅行者》等书和大量文章，忠实报道了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
我对作者的认识，首先是从《毛选》中收集的那篇著名谈话中了解到的。1985年秋，我在安危老师那里见到有这么一部记述西安事变的书，立刻便被它那精彩的内容吸引住了，决计把它翻译过来。但这对像我这样一个仅自学过几年外语的青年来说，的确是件相当艰巨的工作。然而，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三易其稿，又承蒙西北大学卢匡老师仔细校阅了全文，安危老师察看了部分内容，才形成了现在的样子。尽管如此，有失准确，有待正译之处仍在所难免。我由衷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了解情况的师友们不吝指教。这是因为，对于这样一部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纪实性著作，任何一位从事翻译的人，都应当本着科学的态度，努力表达出原著的精神风貌来。而这又恰巧是本人的第一部正式译作，它对于我今后在翻译事业上的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在我译书的这段时间，正是我所经办的“陕西翻译事务所”处境极为艰难的时候。陕西省译协和翻译事务所的谢天麟、李庚年、贺明贞、乔健、张少黎等同志曾给予我支持，减轻了我的心理负担。我的父亲牛敏生先生和西安微电机厂的秦世荣同志帮我清抄了全部书稿；陕西省地方志编辑室的史春龙老师为本书的封面和封底提供了照片；责任编辑崔茂盛和西安新闻书屋的金华同志也为本书的出版发行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尤为难得的是，在本书即将付印前夕，年近80的作者从新西兰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和中译本序，进一步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在此，我向他们深表谢意。
牛玉林
198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