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秦嘉的五言《赠妇诗三首》、《与妇书》和徐淑的《答夫诗》，我们容易产生这样几个疑问：
第一、五言《赠妇诗》第一首开头便慨叹：“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写夫妻间事，为何从这么宏大的主题开篇？
第二、“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基本观念，更是大多古代文人孜孜以求的人生奋斗目标。可是我们从秦嘉的五言《赠妇诗三首》和往还书中看到，当秦嘉被举上计掾入洛时，他非但不以此感到高兴，反而把这当做是“不能养志”和“趋走风尘”，并为此而“惨惨少乐”。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首先要搞清楚东汉中后期文人的基本精神状态。
从现存的诗歌如《古诗十九首》中的《回车驾言迈》（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东城高且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驱车上东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生年不满百》、《去者日已疏》、《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青青陵上柏》（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今日良宴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冉冉孤生竹》（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宋子侯的《董娇娆》（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以及秦嘉的五言《赠妇诗》、徐淑的《答夫诗》等一些文人对人生短促的感叹和忧虑之作中可以看出，生命忧虑意识是东汉后期一股比较普遍的文人思潮。
这一时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较为广泛的社会思潮呢？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东汉中后期的政治气候。这也是很多学者在论述汉代文人作品思想性时常提到的一点。东汉中期开始，国家政权渐渐为外戚、宦官及其党羽所把持，出现了外戚、宦官互相倾轧、轮掌朝政的局面，社会日趋黑暗。《后汉书·党锢列传》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尤其党锢之祸后，文人们的地位已从天上落到了地下，人们朝不保夕，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文人们的思想渐渐从外在的经典礼教的束缚转向对自我内心的审视和对人自身的思索。如朱穆在《崇厚论》中说：“夫道者，以天下为一，在彼犹在己也。故行违于道则愧生于心，非畏义也；事违于理则负结于意，非惮礼也。故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德性失然后贵仁义，是以仁义起而道德迁，礼法兴而淳朴散。故道德以仁义为薄，淳朴以礼法为贼也。”这种思想反应在文学创作上，特别是文人诗歌的创作上，则表现为一种从单一的以颂美为主旨的文学倾向向趣味化、抒情化审美新潮转变的趋势，诗开始摆脱儒家诗论较为浓重的说教传统，更趋个性化、抒情化，雅俗开始相互影响渗透。
如果说第一个原因可以归结为“人祸”的话，那么第二个原因则可以称之为“天灾”。关于这一问题，高一农、张新科在《东汉中后期的自然灾害对文人心态的影响》（《光明日报》2007年3月2日）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这里择要摘录如下：
东汉自和帝以降，皇权旁落。据《后汉书》“帝纪”所载，和帝至献帝，大多冲龄践祚，享寿不永。也正是在这个政治动荡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出现，据《后汉书》“帝纪”和《五行志》、《天文志》等资料粗略统计，从和帝永元元年（89年）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间，发生水灾54次，旱灾40次，地震69次，蝗、螟灾29次，瘟疫18次，大风冰雹等41次，基本上每个年头都有灾害发生，甚至一年有多种灾害，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据《后汉书》记载，安帝永初元年至六年间，全国范围内地震、洪水、大风、雨雹、地震、蝗虫、山崩，灾害频仍，无年无之，灾害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造成了严重损害。不仅如此，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据《后汉书》，顺帝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献帝兴平元年，“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在天人感应思想盛行的汉代……频繁的自然灾害对文人的心理及其创作也产生重要影响。再加之政治的、战争的因素，可以说是天灾与人祸并行，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死亡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于是，文人心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与汉代盛世相比，文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个体生命……长期的自然灾害，则使文人对个人的生死问题、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有了更多的关注。首先表现在追求生命的不朽……汉乐府诗《长歌行》、《董逃行》就是这种幻想的真实表现，《陇西行》一诗还对幻想的天界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仙界的自由、长生与现实的灾难、短命形成强烈的反差。
古代文人的灵魂深处是积极入世的，但在东汉中后期，“党锢之祸”使得文人进退维艰，一方面是实现“致君尧舜上”的人生抱负，另一方面，残酷的现实又使其左右为难；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面对着经常性的、大面积的可以随意吞噬掉鲜活生命的各种灾害，甚至忍受着“人相食”的人间惨剧的煎熬。如果说残酷的政治现实使文人心态处于欲罢不能的矛盾状态的话，那么造化的无常则使得文人们的心理防线近于崩溃。“为什么人的生命会如此脆弱？！”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的人所不得不思考的。
在这种背景和思潮下，东汉中后期文人诗文中多有哀时、惜世之叹，而且往往借男女之情的抒发来表达。当然，这种男女之情的抒发并非此时才产生，在《诗经·国风》中就有大量抒发游子思妇之情的诗章，如《周南·卷耳》、《召南·殷其雷》、《王风·君子于役》等。但是，和《诗经》中的这些作品相比，汉代文人五言诗并非是单纯对这一传统题材的简单重复，而是增加了更为深沉的内容，这就是人的生命忧虑意识。某种意义上，上面所述的文人之惑和这里的生命忧虑意识正体现了文人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可以说，从这时起，文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秦嘉、徐淑作为这一历史的产儿，自然不会生活在真空中。所以在遽然远离而又前途未卜的关键时期，当他们面对难获面别这一残酷现实时，诗人遂不由得发出“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的人生慨叹；而徐淑的《答夫诗》更是自始至终充满时不我待、荣华难再的情绪，充满着对“悠悠兮离别”的无可奈何的哀叹。从这组赠答诗和往还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生命意识是多么强烈，其哀世惜时的情绪又是多么浓重！与其说他们的喜怒哀乐都缘于夫妻离别，倒不如说缘于他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因此而生发的生命的忧虑意识。诗人从夫妻聚少离多这一个体的感触引发出“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这样一个普遍的人生际遇的慨叹，进而引发出对生命的忧虑之情，可以看出，诗人将自己的大不幸置于人间无数个体的人生际遇之下，既伤自己，又叹如己之人。所以，这一慨叹顿然间就有了分量，内蕴也变得深沉而有力度，也使得全诗格调陡升！
在现存两汉诗文中，特别是文人五言诗中，这种表达人生短暂、处世多艰、哀时惜世的思想，抒发觉醒了的生命意识和对个体生命珍爱之情的篇章中，秦嘉的五言《赠妇诗三首》和《古诗十九首》是这一主题最完美的表现。其实，东汉中后期文人诗文中的那些哀时、惜世之叹和及时行乐思潮正是大汉帝国行将没落时的末世哀音！但正因为那个不幸时代的那些个不幸文人，才使中国文学长河在这一时段跃起激越的浪潮，而秦嘉、徐淑的诗文便是盛开在这一浪潮上的晶莹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