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宅院充满吉祥喜庆，显而易见是表现积极人生观的建筑文化。从宅院的总体布局考虑，尽显民间吉庆祥和的气氛，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不息的生命追求。宅主将吉祥文字、吉祥动物、吉祥花卉雕绘在庭院、门楼、屋宇之间，营造和添加喜庆的气氛，对调整人的心态、陶冶人的情操，都有益处。福禄寿喜等吉祥文字，可以变化成多种式样，用于器具，用于建筑，用于布局，美观适用，简单易行。比如“寿”字，古来有称为百寿图者，将寿字写成百种不同字体，实则百种以外，还有更多种花纹演绎成的寿字。喜字常用双喜，两字相并，喜上加喜。福字的巧妙变化多用于窗格、屋脊上、门楣、护栏、楼板，福气多多，既是愿望，也是祈福。
乔家宅院一条甬道将6个院落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北面三院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依次是东南院、西南院、新院。高空俯视，乔家6院的布局呈现一个完整端正的“囍”字结构，主人欢悦祥和与双喜临门的美好愿望尽收其中。同时“囍”字结构，有建筑美学的讲究，如紧凑、对称的特征在此一应俱全。
灵石静升王氏，两处宅院的其中一座称为红门堡。红门堡以其内部相通、横平竖直的几条甬道摆出了一个“王”字阵，巧妙地将其王氏之姓规划在院子里，将前辈人对子孙后代加官晋爵的期望寄托其间。王家将其居处布局成一个王字，符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道理，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陈述王道通三：“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家姓氏与儒家思想在红门堡王氏院中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可谓是抢占天时、地利、人和之杰作。
太谷曹家的三多堂则将房主人期盼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文化贯通其间，院落呈显“寿”字形结构。时人对“三多”是如何解释的呢？清朝考据学家梁章钜在其《浪迹续谈》卷8中言及：“今人以三多为颂祷之词，问其出典，辄以华封三祝应。然华封事见《庄子·天地篇》，尧观乎华，华封人祝曰：‘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未尝指为三多也。三多事惟见《玉海》载杨文庄公徽之言曰：‘学者当取三多，乃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也。’此言甚有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以多福多寿多子为生命的本质追求，孔圣人的一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足以让务实的中国人不敢忤逆。但也有极个别的人认为，高寿多辱，富贵多事，多子多惧。这种有悖于“三多”的解释，与传统文化有对立的倾向。
在襄汾的丁村民居，清代州同丁坤的宅院门础石上，主人将“春”字用几片细长的竹叶镶拼而成，并将另一雕刻有麒麟的门础石与之相呼应，组成“春临（麟）庭院”图。在丁宅的厢房，有一门础石上雕刻着山西最常见的家畜毛驴，驴子旁边搁置串串铜钱，驴取其谐音为“屡”，如此便可将主人“屡进钱财”的梦想寄予物饰；同时，晋南一带对驴的含义又有引申，认为驴是鬼的替身，若是鬼能帮着主人聚钱聚财，钱财自然就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县城及附近的镇子上店铺林立，布号、盐店、钱庄、票号齐全，现在城里还有近40座明清多进院落保存基本完好。这几十座宅院，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瓦，房顶上用砖头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的短墙，表达房主人追求升官发财和人生如意的美好愿望。
华夏民族对福、禄、寿的追求有着悠久的历史。吉祥文化中，占有很重要位置的是吉祥字词；宅院建筑中，运用最多的是祥兆吉语，比如福、禄、寿类的字眼和谐音，出现得频率最高。祥，就是福，因此说到人生吉祥，首先就是“福”气。《诗经》里，多次提到吉祥字眼，《小雅·鹿鸣之什》篇中唱道：“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尔，俾尔戬榖。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君曰卜尔，万寿无疆。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诗里除直接使用“福”、“禄”、“寿”字眼外，还有暗喻福、禄的字，其中的“戬”，福也；“囍”，禄也。《诗·小雅·甫田之什》有“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福禄如茨”的含义是福和禄层层堆积，如屋室之高，如日月之久。福、禄、寿星，是道家尊奉的三位神仙，人们渴望三星高照，因此在居室的门楣、挂落和门楼间，常常雕饰福禄寿星，三星高照可谓是没有缺憾的人生。《尚书·洪范》载：世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常驻，主家安宁。于是人们借五只蝙蝠环绕寿字，称“五蝠捧寿”，表达炎黄子孙的美好追求。五蝠捧寿图在历代汉族寺庙、宫殿中也都被作为吉祥的装点，另外装饰“五蝠捧寿”的地方，暗指此处是老人寓所，族中倡导的是“孝”道。猫蝶图的装饰民俗由来已久，旧时常合绘猫蝶两物为先辈祝寿，“猫蝶”取自“耄耋”的谐音。山西宅院中常见的壁雕如鹿鹤吉祥图，隐喻着宅院主人对高官厚禄和常生不老的追求，鹿为“禄”的谐音，鹤既有长生不老青春永驻之寓意，又是清代一品文官补服上的禽鸟，人们追求高官厚禄，期盼荣华富贵。《诗·小雅·鸳鸯》载：“君子万年，福禄宜之。”万年为寿，福、禄与“蝠”、“鹿”同音，所以在建筑佩饰中最为常见。
祁县渠家宅院的门墩上，有佛手香炉浮雕，取方言中“佛”与“福”、“手”与“寿”的谐音，静卧门上的石墩子也要为主人全家祈福、增寿。保德县城的一处民居，门墙瓦当以寿字作图，墙由元宝状的砖石垒成，瓦当间的凹陷处，以蝙蝠瓦衔接，既有防止房屋积雨积雪之一般功能，又有人文装饰的艺术效果，实则将福、禄（元宝墙）、寿三种吉祥统统融入了家宅之中。对普通百姓来说，在生活中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福星高照、天下太平，而当时的皇室贵胄们，也同样如此。像北京四合院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有一座“萃锦园”，在建筑装修上更是大用特用蝙蝠图，正门是石雕的拱券门，门内有青石假山为罩，石山后面凿建一蝙蝠形的小水池，号称“福河”，水池后面是假山堆出的洞窟，洞中嵌着康熙御笔“福”字碑。园内还有前廊后厦的五开间硬山卷棚顶正厅，与两侧曲折的耳房相连，形似蝙蝠，命名为“养云精舍”，别名“蝠厅”。池名福河，洞中福碑，正房蝠厅，王公大臣尚且如此，商民更是祈盼福气永驻自家屋宇。
民间修建屋舍间数，大多以三五间为准，这也有一定之规。最简单地说，阳宅建阳数，也就是奇数，一三五七九，其中九是最大的吉数，为极阳之数，故有尊九之制，“九”与“久”同音，因此从字音和字义上讲，其他数目无以匹敌。然而用到建筑上，封建帝王独享此数，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象征皇权的长盛不衰。明清建筑将尊九之制发展到了顶峰：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建筑北京城时，修建9门：天安门城楼，面阔9间；紫禁城的大门，横竖9路门钉；故宫房舍，9999间；天坛圜丘，是一个9和9的倍数的建筑奇迹，从各层石板，到四周石围栏，再及台阶数目，无不隐含了尊“九”之制。等级最高的建筑群是故宫的太和殿，左5右5中1，面阔11间，进深5间，台基高达到了8米多。天子独享“九”之阳数，天子以下的人可以使用的最大阳数是“七”，而七通常是人们有些忌讳的数目。当年武则天改李唐王朝为武家天下时，将国号“大唐”易名“大周”，都城从长安迁至洛阳。为了使洛阳城的规模不在长安之下，武则天诏令天下，扩建洛阳，朝臣傅游艺报告说：“拟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十万，以充洛阳。”女皇闻报，道：“七州七州……‘周’可吃么？”因为“七”与“吃”有谐音之嫌，如何了得？傅游艺连忙改口说：“陛下，臣该死罪。当加八州为是。”此时又有佞官在旁附会：八也不可，八与拔谐音。七不吉，八不祥，最后以“十州户数，十万人口以实洛阳”。数字的顺当与否，是人们比较讲究的一种潜意识中的民俗文化，人们喜欢三、六、九几个数，大部分情况下，三则表示多，如人们熟悉的汉语成语三思而行、三番五次、三言两语、三五成群，“三”是泛指“多”意思，而不是狭义定数的“三”。而九是三的倍数，又是数里面最大的，即多多益善。其实，人们最多附会的数字是七。七与“气”同音，谁愿意经常有气呢，心平气和才是人们追求的境界，所以尽量避免与七相会。不过也有少数人取七与“起”相通之吉，车辋常家的藏经楼为大七间的二层楼，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经理侯殿元修了七间七檩的大宅子，不过后者也因冒犯了建筑律令而身陷囹圄。奇数运用到台阶建筑上，正房的台阶五级、三级居多，而一两级的台阶通常用于厢房，管家、厨佣一类的房屋建筑有的就没有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