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弥远的用人，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癸辛杂识》的《卫王惜名器》说他“爱惜名器，不妄与人，亦其所长”。《宋史·史弥远传》亦讲到此事。另一种说法是说他用的尽是小人，君子被排挤殆尽，如《西湖游览志余》说：“史弥远权势煊赫，引布□壬李知孝、梁成大等，为之鹰犬，搏击善类。士流无耻者多以钻刺进秩。”《南宋杂事诗论》讲：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附史弥远，最亲用事，时人谓之“四木”。《四朝闻见录》也记载说：“薛会之极，胡仲方榘，皆史所任也。民谣谓‘草头古，天下苦’。”最厉害的是《宋史·宁宗纪》末尾欧阳玄对宁宗的“赞”和《宋史·史弥远传》最后那段评语，对史弥远的用人做了全盘否定的评价。几百年来，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史弥远用的尽是奸佞小人，很少有人能进行“逆向”思维，问一问：史弥远为相二十六年，难道他任用的人全是“鹰犬”“小人”吗？如果他任用的都是些阴险小人，那么在他执政期间为什么能成功地为“道学”平反昭雪，能顺利地平息淮东与湖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动乱，能胜利地领导南宋军民同金国进行了“八年抗金”并取得最终胜利，能顺利地取得“举七十城之全齐，归三百年之旧主”并成功地平息李全之乱呢？
诚然，在家国同构、“分封建国”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家天下”的封建制度，在官吏选任的问题上，必然带有封建性的诸特点，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家族性，亲朋故旧、兄友师徒相互攀缘的党派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缘性等等。尽管科举制在基本制度上打破了上述家族性的近亲繁殖、党派性的党同伐异、地缘性的帮派会党等陋习，但正如一位名人说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不论谁当皇帝或百官之首的宰相，在用人上都免不了上述封建制度性的痼疾，必然会出现鱼龙混杂、良莠共存、好官与贪官同生、君子与小人并在的局面。特别是处于帝皇这个位置，为了保持自己的权位，往往采取忠奸并用、相互制衡的权术，明知此人不良，但为了制衡的需要而加以利用。作为封建高官史弥远，当然不可能突破其思想局限性，阴暗面必然存在。但话得说回来，一个人能在“相”位“独”占二十几年，而社会安定，宫廷不乱，如果在“用人”上没有一套过人的本领是断难成功的。
史弥远的“用人”是否像《宋史》讲的那样“擅权用事，专任□壬”，“一时之君子贬窜斥逐，不遗余力”呢？
在讲这问题之前，我认为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史实：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延续二千四百多年，比西方长一倍，关键是它有一套天人感应、以人为本、政权神权族权三合一的超稳定结构的统治制度。这套制度是在封建统治过程中不断修订不断完备的。这些制度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教育制度、人事组织制度等等。当然制度是要有人来维护的，官员的好坏归根结底是看你能否维护这个制度。因此考察史弥远的用人如何，首先要从制度入手，看他是否真实地贯彻执行了封建制度。
一、坚持“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不断地向全国各地的行政部门输送新的人才
嘉定元年（1208）五月辛酉，取郑士诚等进士四百二十六人。
嘉定四年（1211）五月乙亥，取赵建大等进士四百六十五人。
嘉定七年（1214）五月乙酉，取袁甫等进士五百零四人。
嘉定十年（1217）五月甲申，取吴潜等进士五百二十三人。
嘉定十三年（1220）六月癸酉，取刘渭等进士四百七十五人。
嘉定十六年（1223）五月戊申，取蒋重珍等进士五百四十九人。
宝庆二年（1226）六月丙申，取王会龙等进士九百八十九人。
绍定二年（1229）五月辛巳，取黄朴等进士五百五十七人。
绍定五年（1232）八月乙丑，取徐元杰等进士四百九十三人。
这张统计表说明，史弥远在任相期间，尽管发生了淮东和湖南、江西等地的大规模“匪患”，发生了宋金之间的“八年抗金”与李全之乱，但每三年一次科举的制度坚持不变，次次定期举行。这说明这个时期南宋这架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是正常有序的。按照宋代的用人制度，文人取得“进士”头衔之后，都要安排到县衙里去当官，经考核后再逐步提拔。二十六年间全国开科取士所选上来的进士共四千九百八十一人，这实际上是宁、理时期整个南宋朝廷的“干部”基础。
当然，除了上述“开科取士”的基本途径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途径，如发现优异人才，虽没“进士”头衔，但经大臣推荐、皇帝自己直接面谈后也可“赐”进士出身，作为科举制的补充，如孝宗时的陆游、理宗时的李心传等。但这不是主流，主流还是“统考”入选。
从有关史料来看，史弥远任相时的考试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并没有因为该人的“政见”不同，在答卷时大骂史弥远就不录取。井研进士邓若水和牟子才就是典型之例。
据《宋史·邓若水传》载：
登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第，时史弥远柄国久，若水对策极论其奸，请罢之，更命贤相，否则必为宗社忧。考官置之末甲。
从考官敢于把这样一个在考卷里大骂史弥远的人录取为“进士”，就说明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反过来，通过这事也说明史弥远这个宰相虽权倾全国，但对人还是比较宽容的。
别忘记，嘉定十三年正是宋金之间进行战争的第四年，这期间史弥远正领导南宋军民全力抗金，这时候大反史弥远，到底是为什么呢？
还有牟子才，也是井研人（学于魏了翁），据《宋史·牟子才传》载：
嘉定十六年（1223）举进士，对策诋丞相史弥远，调嘉定府洪雅县尉，监成都府榷茶司卖引所，辟四川提举茶马司准备差遣……
从这则记载可见：尽管牟子才在对策论里“诋丞相史弥远”，但他还是中了进士，并且被安排到洪雅县当尉官（这是正常安排，如史浩当年中进士后也是安排到县里去当尉官）。这说明史弥远这个宰相在用人上并不“霸道”，而是相当“厚道”，也算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吧！
二、坚持对官吏的监察、考核与奖惩制度，公开选拔廉吏与治行优异者，严惩贪官污吏
嘉定二年（1209）
正月庚申，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监司郡守治行尤异者二三人。
五月丁酉，以旱诏诸路监司决系囚，劾守令之贪残者。
五月庚子，诏侍从、两省、台谏各举监司、郡守有政绩才望者二人，以补郎官之缺。
嘉定三年（1210）
二月丁卯，配籍赃吏。前知崑山县徐提之，县丞范大雅犯赃刺面配英德府、宾州，仍籍其家。
嘉定四年（1211）
正月丙午，诏湖南、江西诸州经贼蹂践者，监司、守臣考县令安集之实，第其能否以闻。
闰二月辛亥，诏诸路帅臣、监司、守令格（格：指违抗）朝廷振恤之令及盗发不即捕者，重罪之。
嘉定四年（1211）
闰二月辛未，濠州推官郑宰、钟离县尉王篽犯赃，除名，刺面配真州、池州。
七月丙寅，诏四川官吏尝受伪命者自今毋得叙用。
七月丁丑，诏军兴以来爵赏冒滥者听自陈，除其罪。
嘉定六年（1213）
正月庚申，诏侍从、台谏、两省官、州守、监司各举一二人。
六月丁亥，复监司臧否守令及监司，郡守举廉吏所知法。
八月己巳朔，诏诸路监司、帅臣举所部官吏之才行卓绝、绩用章著者。
嘉定八年（1215）
正月辛未，故淮南转运判官施宿犯赃，追夺官爵，仍籍其家。
三月辛酉，诏大郡举廉吏二人，小郡一人。
五月甲申，诏赃吏毋得减年参选，著为令。
嘉定九年（1216）
三月丁丑，诏侍从、台谏、两省举堪监司者各二人。
七月戊辰，诏边县择才不拘常法，允许起复，其余并遵三年之制。
嘉定十年（1217）
七月庚子，诏诸军将佐有罪者送屯驻州鞠之。
嘉定十年（1217）
十二月戊申，以军兴募民纳粟补官。
乙卯，诏武举人毋复应文举。
嘉定十一年（1218）
五月壬辰，申严试法官七等之制。
七月癸酉，夺知天水军黄炎孙三官，辰州居住。
九月丙申，兴元都统吴政、利州副都统张威各进三官。刘昌祖夺五官，韶州安置。
十月丙午，罗仲甲、杨克家、侯颐（均因弃城）并夺三官，仲甲常德府、克家道州、颐抚州居住。
嘉定十二年（1219）
闰三月己未，追雷云三官，梅州安置。
辛酉，赠吴政为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四月癸巳，董居谊落职，夺三官。
七月丙申，复夺董居谊二官，永州居住。
嘉定十五年（1222）
正月甲寅，褒赠蕲州死事官吏，录其子孙有差。
嘉定十六年（1223）
正月戊申，诏命官犯赃毋免约法。
五月甲辰，诏右选试注官如左选之制。
十二月辛巳，命淮东、西总领及沿江被水州募江西、湖南民入米补官。
嘉定十七年（1224）
二月，四川制置使崔与之，因治蜀政绩突出，“将士辑睦，府藏充实”，召为礼部尚书。
六月癸酉，知西和州尚震午坐金兵至谋遁，夺三官、岳州居住。
宝庆元年（1225）
八月壬寅，以司农丞姚子才封事切宜，诏进一秩，授秘书郎。
八月癸卯，诏知袁州赵筱夫直秘阁，福建提点刑狱，以旌廉吏。
八月丙午，诏侍从、给谏、卿监、郎官，并在外前执政、侍从，帅臣、监司，各举廉吏三人。
八月乙卯，莫泽言真德秀舛论纲常，简节上语，曲为济王地。诏德秀焕章阁待制、提举玉隆万寿宫。
八月丁巳，诏戒贪吏。
十一月甲申，朱端常言魏了翁封章谤讪，真德秀奏劄诬诋。诏魏了翁落职，夺三秩，靖州居住；真德秀落职罢祠。
宝庆二年（1226）
二月辛卯，监察御史梁成大言真德秀大恶五，仅褫职罢祠，罚轻。诏削二秩。
三月戊寅，诏太常寺建功臣阁，绘赵普以下二十有三人，以昭勋、崇德为名。
宝庆三年（1227）
八月癸亥，诏凡试邑两经罢黜，更勿授知县、县令。
八月丙子，城太平州，诏知州綦奎进中奉大夫，余推恩有差。
绍定二年（1229）
二月庚戌，诏岁举廉吏或犯奸赃，保任同坐，监司守臣其申严觉察。
三月辛卯，诏郡县系囚多瘐死狱中，宪司其具狱官姓名以闻，黜罢之。
四月庚申，诏郡县官缺，毋令艺术人、豪民、罢吏借补权摄。
五月，诏成都、潼州路岁旱民歉，制司、监司其亟赈恤，仍察郡县奉令勤惰以闻。
八月辛丑，知静江府赵崇模因职事修进敷文阁。
九月壬辰，知临安府赵立夫以和籴有劳进官一等。
绍定三年（1230）
正月壬辰，知枣阳军史嵩之创置屯田，以劳赏官两转。
二月庚戌，诏赵范起复，依前知镇江府、节制防江水步并本州在砦军马。赵葵起复，依前知滁州、节制本州屯戍军马。
四月己卯，漳州、连城盗起。知龙岩庄梦诜、尉钟自强不能效死守土，诏各削二秩罢。
十月壬戌，以置堰屯田有劳，进知枣阳军史嵩之官一等。
绍定四年（1231）
正月壬寅，赵范、赵葵等诛李全于新塘，诏各进二秩。
一月戊子，以追袭李全焚毁敌粮，统领沈兴、刘明官各一等。
一月辛丑，诏特赠王青因力战李全身殒为右骁卫大将军，与二子官，立庙扬州。
二月戊午，诏边雄军统制、总辖范胜、谷汝砺等诛逆劳著，各官五转。
四月乙丑，温州司户参军赵汝骤，权宰平阳，侵用官钱赃罪、抵死。诏“汝骤追毁出身文字，除名勒佇”。
四月己未，赵必胜等29人因诛李全功，诏各补转注官，赐钱银绢有差。
五月丙戌，前知西和州张孝锡因措置边防劳进官二等。
七月丁未，江州副都统制陈世雄因在龙泉一举擒二酋功升为江州都统制。
九月丙戌夜，临安火，延及太庙，统制徐仪、统领马振远坐救焚不力，贬削有差。
十月癸酉，大元兵破蜀上诸郡，御前中军统制张宣战青野原有功，诏授沔州都统。
十一月，知福建邵武县刘纯殁于王事，赠纯三等官，一子下州文学。
绍定五年（1232）
四月癸亥，桂如渊帅蜀时，北兵攻城，不能合谋死守而遁，致军民罹殃，反以捷闻，诏褫职罢祠。
四月丁卯，起魏了翁，以集英殿修撰知遂宁府。
五月辛卯，因冤死进士冯杰家，诏都大坑冶魏岘罢职。
七月甲申，因北兵入利、阆，胡元琰摄郡事，能收散卒，定居民，谕叛将，以全阖郡，以功特转官三资。
八月乙卯，起真德秀为徽猷阁待制、知泉州。
己未，魏了翁为宝章阁待制、潼州安抚使知泸州。
绍定六年（1233）
正月己酉 赵善湘为光禄大夫、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
二月丁丑，赵范为工部侍郎兼中书门下省检正公事。
赵葵为秘书监兼侍讲，余天锡礼部侍郎兼侍读。
六月丁酉，史嵩之为刑部侍郎，兼京湖安抚制置使，兼知襄阳府。
从上述记载可见，史弥远为相期间，对官员的考核奖惩制度还是坚持得比较好的。他提拔的那些重臣，多半是有功之臣。特别要提出，史弥远为相期间，不但有监司等官员专司考核之职，而且他自己也亲自过问。他有一本《人才簿》，专门记载全国各地县令以上优秀官员，以便挑选官员时使用。据《宋史·吕午传》载：
弥远虽非贤相，犹置人才簿，书贤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指吕午，安徽歙县人，嘉定四年进士，乌程主簿，知余杭，知龙阳县）治县之政亦书之。差两浙转运司文字，弥远病，久不见客，午入谒，特出迎。
作为一个宰相，对一个小小的县令能够知情与接待如此，不能不说难能可贵。
另，据说，当时制度规定，新科进士被安排任职之后，工作一年后要进行考核，当事人必须写“述职报告”，经审核合格后才正式任命某一官职或提拔使用，类似今日我们的“试用期”后“转正”。有一个进士公开反对这一做法，拒写述职报告。史弥远知道后大怒，专门做了批示，谁不接受考核就不予“转正”，为维护考核的制度，决不迁就。结果这人顶了一年之后还是写了述职报告并接受考核后才得以“转正”。从这事也可见其严格用人之一斑。
三、坚持任人唯贤原则，褒显名流；坚持士大夫的官德，注意自己的名节
史弥远自幼接受儒学的教导，为官后能注意自己的名节，任人唯贤，褒显名流。
1.《宋史·理宗纪》载：嘉定十七年（1224）九月乙亥，“诏褒表老儒，以傅伯成为显谟阁学士，杨简宝谟阁直学士，并提举南京鸿庆宫；柴中行叙复元职，授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
“以礼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中书舍人真德秀兼侍读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乔行简、宗正少卿陈贵谊、军器监王塈兼侍讲。”
“寻，又以真德秀直学士院，召魏了翁起居郎。”
《宋史·理宗纪》在记这事时是没有评价的。《宋史全文》在“褒表老儒”后有“以兴起士大夫之心”句。但《续资治通鉴》记这事时则加上否定性的评述，说褒显名流是“弥远欲收众望，劝帝褒表老儒”。并在后一段讲“德秀初在朝，知史弥远欲以爵禄縻天下士”。
2.《癸辛杂识》中《卫王惜名器》载：
“史卫王挟拥立之功，专持国柄，然爱惜名器，不妄与人亦其所长。嗣秀王师弥既为嗣王，遂赐玉带。其弟师贡已建节开府矣，亦觊望横玉围腰之宠，屡有营求，皆不许。其后媚灶于史亲幸之姬，必欲得之。史知其意，命取所有玉带，于内择其最佳者与之。姬喜，亟报之，殊不知非出君赐，又无阁门许令服系关子，安可自擅服系。其吝惜名器皆此类，亦可尚也。”
3.《宋史·史弥远传》载：“赵善湘以从官开阃，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执政。弥远曰：‘天族于国有嫌，高宗有诏止许任从官，不许为执政。绍熙末，庆元初，因汝愚、彦逾有定策功，是以权宜行之。某与善湘姻家，则又岂敢。’弥远亲密友周铸、兄弥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谓三人者必显贵，然铸老于布衣，弥茂以执政恩入流，周篆以捧得恩补官，俱止训武郎而已。”
4.《齐东野语》中《前辈知人》载：“忠献（指弥远）当国日，待族党加严。犹子嵩之子申，初官枣阳户曹，方需远次，适乡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连逮急甚，欲求援于忠献，而莫能自通，遂夤缘转闻，因得一见。留饭终日，不敢发一语。”从作为侄子的嵩之见自己的叔父时“留饭终日，不敢发一语”的情况看，史弥远对自己的亲族是多么严厉。
从上述几则记载可见，史弥远在用人上还是能坚持原则，任人唯贤，不搞任人唯亲的。当然，他认定的“贤人”是否真“贤”，则另当别论。事实证明，有些人确是有缺陷的。他也有常人之通病，喜欢对自己阿谀奉承的人。他错看真德秀就是一例。但不管怎样，在“亲”人面前或“请托”之下能坚持先王的定制而不随便逾越，这一点就不简单。
事实说明，史弥远领导班子中一些被骂得狗血喷头的人，如梁成大、李知孝等，亦要一分为二，不能全盘否定。作为“监察御史”“右正言”，他们还是比较能干的。他们之所以要一再弹劾真德秀、魏了翁，那是因为真德秀等公开掩盖济王“黄袍加身”的事实，并图谋借“清君侧”之名搞掉史弥远从而搞掉理宗。这是真德秀这些“臣”对君不忠的突出表现。梁成大、李知孝忠于其主，从政治层面说，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至于其他方面，从梁成大和李知孝两人的一系列奏章表明，他们在选官、任官、考核官吏、处置不法、保护民利等方面的工作都认真负责、切中时弊。比较那些一心搞“以权为本”、以派画线，把一切不属于本派的人（不论其功劳多大）统统打下去的“监察御史”来说要好得多。
下面就是见之于《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的关于梁成大、李知孝的奏章的记载：
宝庆二年（1225）二月戊子，以李知孝言诏：“赃吏有实迹者，永不得与亲民及师儒差遣，继经赦宥，不许改正。有监司、守臣保举三员者听之，仍每以保一员为额。”
理宗宝庆三年（1227）八月丁未朔，李知孝言：“《无逸》一篇，其义精深；最切于人主之身者，曰集大命，结人心，保寿龄而已，望陛下留意。”
《续资治通鉴》认为这是“知孝等窃道学余论，为帝所许”。
道学家把讲“四书五经”看成是他们的专利，只有他们才能讲《尚书》，别人引《尚书》就是“窃”！
理宗宝庆三年（1227）二月癸未，从梁成大奏诏铨部：“今后司法参军，不许以诸司年劳出官人注授。诸道检法官，照条格差法，宪司毋得妄辟。”
理宗绍定元年（1228）正月壬午，梁成大言：“诸路属县，擅置厢房，囚系无辜。长吏不遵法令，小民诖误，罪不过杖，辄押出界，游离失业，请加禁约。并从之。”
二月丙午，梁成大言：“选人改官，举主五员，内用职司一员，始为及格。近奔竞巧取者，或用职司三、四员，甚至五员，而寒畯终身不得职司。请下吏部止用一员，过数毋令收使。”
二月壬子，梁成大又言：“铨法，官吏交承，必避亲嫌，宗室替头，尤所不许，庶革前后积弊，宜下吏部谨守旧法。”并从之。
五月戊寅，“梁成大请申严荐举法，除升陟所知政绩，姑从旧法改官，廉吏犯入己赃者，许举主检举，从之”。
绍定元年（1228）七月癸未，梁成大言：“州县贪刻，或以微罪没入富家资产，不申宪司，掩归私室，自占估籍，必的有赃犯，匮乏郡计，请饬监司按奏以闻。从之。”
绍定元年（1228）十月壬寅，李知孝言：“浙东仓司创余姚断塘盐灶，扰生聚，漂良田，请行废罢。从之。”
从上述记载可见，史弥远任用的李知孝和梁成大，从工作的角度说还不失是能为国为民考虑问题的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