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事变后，真德秀等一班人极力做理宗的思想工作，劝告他要为济王加封优赠，为济王立嗣继绝。为此，真德秀于宝庆元年，以礼部侍郎、直学士院的身份给理宗讲了这么一段话：
我朝立国，根本仁义，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宝，不幸处人伦之变有所未尽，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霅川之变，非济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讨捕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见。愿诏有司，讨论熙雍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虽济王未有子息，兴灭继绝，在陛下耳。（注：此是《续资治通鉴》的引文，原文第一句“三纲五常，扶持宇宙之栋杆，奠安生民之柱石”被删。）
帝曰：“朝廷待济王亦至矣。”
德秀曰：“若谓此事处置尽善，臣未敢以为然。观舜所以处象，则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当以二帝、三王为师，秦、汉以下人君，举动皆不合理，难以为法。”
真德秀这段“精彩”的言论，不但把济王造反“黄袍加身”的罪行，诡辩成道德问题，即“人伦之变”，但最“精彩”的还是最末那句话，即“人主但当以二帝（指尧、舜）、三王（指禹、汤、文王）为师，秦、汉以下人君，举动皆不合理，难以为法”。
这可以说是真德秀这位“道学宗师”理论上的最大“败笔”，也是真德秀政治心理的大暴露！“秦、汉以下人君，举动皆不合理，难以为法”。这是什么话？他把秦汉以来一千多年的君主全否定了。真德秀当然知道正是秦汉以来，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才在政治上逐步建立起一整套“王道”与“霸道”相结合、“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治国体系，理论上建立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真德秀自己宣扬的那套天人感应论不过是继承了董仲舒的衣钵而已。秦汉以来，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英明的君主，出现过著名的汉代文景之治与武帝年间的边境局面，唐代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真德秀的奏议往往连篇累牍地引证秦汉以来君主所作所为的典故，作为一个“道学宗师”，怎么能如此自相矛盾，且对历史口出狂言，说“秦、汉以下人君，举动皆不合理，难以为法”呢？
他是想用“人伦”（道德）压倒“王法”，借此牵着理宗的鼻子走，专讲“兄弟”之情，而忘了“王法大如天”的国家大法，从而达到他隐藏灵魂深处的政治目的。
由于真德秀这句话实在太露骨、太荒谬了，所以《宋史》的作者为他们的“道学宗师”文过饰非，在编写《真德秀传》引用真德秀这段话时，巧妙地把“秦、汉以下人君，举动皆不合理，难以为法”这句删去，这样就把“狐狸尾巴”割掉，成为“完美”的狐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