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农村改革30周年论坛上的发言/刘堪
分配我在这个会上发个言，我很轻松地答应了，但坐在这里感到分量很重。今天的会叫农村改革座谈会，又逢杜老的95岁大寿，要两个主题兼顾。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90岁寿叫做耄寿，就是一个老加一个毛的那个耄字。我们一般说耄耋之年，80叫耋，90叫耄，八九十岁的人就可以称耄耋之年了。我今年82岁，只能称老，或者叫已耋之年。100岁叫颐寿。我想再有五年，就是杜老颐年之寿了，到那个时候，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到会，向杜老祝寿。
我和杜老相处29年，前半段主要是工作联系，后半段主要是思想交流。我是杜老的属下、助手和学生，还是朋友。会议给我出的题目是讲五个“一号文件”，这一段时间包含着杜老在农村改革里面的重大功绩。在这个会上，只能简单地讲一点我的认识。
农村改革的头十年是杜老一生中光辉的十年，与他十年之前和十年之后的境遇相比，像是打了个时间差。1989年秋，国务院的一位领导同志对我说过，杜老的一生是不顺的。怎么不顺，他没有细讲。按我的理解，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杜老当时处境是不顺的。正对他实施几个不准：不准发表文章，不准离开北京，不准出席会议（当然批判会不算）。再向前面看，杜老最大的不顺可能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那一段，被叫做“小脚女人”，代表富裕中农利益，被批判后调离了农口。但是我说杜老最光辉的十年是从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并非说其余时间就是不光辉的，依我看在另外两个不顺的年代，也同样是光辉的，同样是值得纪念的。
杜老在十年农村改革时期，身处中央农口的领导岗位，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叫做说服、鼓吹，做了大量推动改革的思想工作。第二件是纵横折衔，要联系上下内外，淡化矛盾，保证改革顺利、平滑地进行。我想过来的人都知道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当时推动农村改革的关键，恰好又是杜老的长处。
我是这样认识的，中国农村改革直接触及产权结构，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它的动力来自农民。这不是一般的动力，而是要吃饱肚子的动力；农民要吃饭，问题非常简单。阻力主要不在什么目标设计、制度创新，甚至也不直接关系社会利益的调节。它和城市改革不一样，只要尊重农民的选择，肯定农民的经验就够了。而当时阻力主要在意识形态，来自人们的思想。因此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说服，说服上层领导，说服各级干部，说服各部门和各界，甚至还要说服有的农民，因为包产到户是一种罪行已成为历史冤案了。据我所知，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句话的就是一位农民劳模，反映了少数农民思想不通。大家知道，杜老最擅长的工作就是说服人，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讲话，利用各种机会，走遍大江南北，宣传大包干的好处，为农民的要求和经验辩护。当时中央历次的农村文件同样也是一步一步地肯定农民的选择。
有几次农村工作会议，杜老的讲话都是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的。他说了很多开脑筋的话，可以列举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要尊重农民的选择，这是反复不断讲的。大家知道，这可以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套话，但这次改革不是，确实是尊重农民的意愿、摆正同农民的关系了。二是反复说明中国农村情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一点是较易为人所接受的。1980年的那次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起草文件的时候很困难，因为意见尖锐对立。这就是吴象写《阳关道和独木桥》文章的那一次。我记得杜老后来说，那个文件万里同志评价最好的是讲多样性的那一段。他说这一段是讲马列主义的。至于那个文件的其他部分他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例如文件特意加了集体经济是农业的方向的一段话，没有这段话，那个文件就难以通过。三是决策可以不一致，允许分地区决策，为多样性为分区决策提供了前提。有了分区决策，就能产生新的事物，就会互相影响、互相观摩、互相促进。四是杜老反复讲农业生产的特点最适合家庭劳动，这是因为农业生产要求灵活地适应和利用自然条件，分工又不像工业生产那样严格，家庭劳动最容易与土地等自然因素相亲和。总之杜老做了大量的有创造性的宣传说服工作，我现在还说不全，只提出这几点。好在杜老的著作在，大家可以研究。我说的纵横折衔，就是要照顾到各个方面，看不同情况、不同认识，取长补短，尽量兼顾，以利于政策出台。这也包含中央文件或杜老的一些语言在内。当时必须要照顾到几十年培养的集体经济模式的观念，初期改革要和这个挂钩，不能离历史太远。包括什么“联产承包责任制”，什么“双层经营”，说老实话，既不联产，也没有什么责任制，双层经营也很费解，但那时候必须那么说、那么写。那时就有人提出，这叫什么责任制啊？确实，按传统观念理解责任制是集体经济内部的劳动管理制度，大包干以后，劳动谁管谁啊？还有联产，其实早不联产了。后来中央把这个词稍微改了一点，但责任制还在。这就说明，新制度是从旧制度逐步演进而来的，它带有旧制度的痕迹。我们不但要承认这一点，而且也要利用这一点，事情才能顺利前进。
我们参加起草的几个文件，经过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只有两个，一个是1983年的，一个是1987年的，其他几个文件都是由书记处讨论，请政治局的老领导传阅，画个圈就行了。那时候书记处是耀邦、紫阳、万里等人起重要作用，每次文件只要他们同意就差不多了，这是改革初期的有利条件。如果领导不是这个格局，那就可能完全不同。我记得1980年农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大一点的会叫经营管理会，那次会就不成功，中央一个字的文件也没拿出去。为什么呢？当时农委的领导、国务院的领导，都不赞成包产到户。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央汇报，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同志都听了，最后邓小平讲了三步走的目标，却对农村经营管理（实际是包产问题）没有表态。
1983年的那个文件，实质问题比较多，包括雇工问题，包括农民自买汽车、拖拉机的问题（汽车、拖拉机是大型生产资料，个人是不允许买的），还包括农民能不能长途贩运的问题，再加上不允许农民从事个体经营的问题（指非农业），这四大问题当时非常敏感。杜老采取的办法是先召开座谈会。还记得当时开的是二三十人的座谈会，都是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几个省的有关负责人，地点在西苑宾馆，时间是1982年秋。我住在那儿，管这个事，杜老经常去。会上分歧很大。座谈完了以后，把倾向性的意见写成文件，由农研室上报，先请中央批准了以后，才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那是非常小心的。这个文件解决的问题，除了农产品统购、派购外，实际上把农村的基本问题都包括了，当然还不能说解决得很彻底。
到了1987年，再搞文件就比较吃力了。1986年冬，就在京西宾馆的这个楼，我和杜老在东头的套间里议论。我们感到像一号文件这种形式的文件应该结束了，不能再发了。因为政策语言、号召性的东西，已经不起作用了，而今后需要的是专业性的、操作性的，甚至是需要专门的法律法令了。那时经过几年的改革，农村经济新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了。我记得那时京西宾馆的新楼正在施工，搭着脚手架，我们还指着那边说，这不是框架吗？农村新的经济体制虽然还没有完善，也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运行机制。但已经有了新的框架。我记得这个文件写了几行告别的话，一段总结性的语言，标志一个阶段。果然，到1988年的农村工作文件，就改为由国务院只就几个实质问题发文下去就行了。
杜老在农村改革初期这十年的工作，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农民不会忘记，很多农民都知道有个杜润生，在农村改革中为他们说过话。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躺椅，很多同志都看过，躺椅表面上镶着的不知是玉石还是什么石头的装饰。那是一位杜老不认识的农民送给他的，代表着农民的心愿。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收藏到博物馆，很值得留作纪念。
除了我说的这些以外，根据我和杜老的相处，他有几点特别突出的品德。除了思想理论水平，对农民的高度关心，对农民的利益高度关注等这些方面以外，我还想特别讲两点。第一，他的思路是十分开阔的、思想是十分活跃的。他善于在众人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维，提出新的创见。尽管现在杜老已95岁高龄，但还是一直在探索，一直在求新。人的一生中不停步，不落后，这是非常难得的。第二，杜老有兼容并蓄的宽厚风格。在农研室这个小单位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向他交谈任何问题，谁都可以站起来和他争论，包括很年轻的同志有不同意见的也可以和他争论得面红耳赤。杜老、杜老，我也是在他离开了工作岗位以后，才这样叫的，原来我们都叫他老杜，甚至比我年轻的也都叫他老杜。在工作中他对不同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而且是尽可能去搜寻不同意见的。当然他也不是谁的意见都同意，他有自己的选择。小小农研室能有那么一个活跃的局面，能够开拓一个广阔的工作空间，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这都是和杜老的领导和作风分不开的。
离开工作岗位以后，杜老并没有休息，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就是整理他的讲稿、文稿。我每次到他那里去，一推门总是看到他在埋头工作；95岁的高龄，比我勤奋多了。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这几年他的精力、他的思想，很大一部分转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十七大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寄予希望。他认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社会弊端的根源，但如何改革，我想他正处在一个痛苦的思索过程。杜老95岁高龄，从政的历史已有70年，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经过地下工作的考验，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土改和合作化中担负过重要的工作，后来又成为农村改革的中坚，还有科学院工作的那一段，75年不坠青云之志。一个人的人生是有限的，能够经历这么多的事情，就是一本记录沧桑的书，的的确确是我们的财富。现在杜老虽然是95岁了，但霞光正满天，大可不必有夕阳之感。我希望有机会继续向杜老学习。我就讲这么多，谢谢了。
（本文写于2008年7月18日，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