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杜润生同志百年诞辰有感/王郁昭
我是在中国农村改革开始后才认识杜润生的。当时我在安徽滁县地委工作，所以我只能结合安徽省的实际，对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说起。
一、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有功的。
1977年6月，因“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捂了8个月的盖子，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他到安徽后，一方面领导全省人民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一方面恢复生产，把安徽的农业搞上去。他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已经解放30年了，安徽农村还是那样穷，农民生活还是那样苦时，他流了泪。他在调查研究中总结各地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开始起草了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省委六条”）。万里说：“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只要政策对了头……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会上得快。”他提出：“我们是一条方针——以生产为中心，一个规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
“省委六条”，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正式公布后，全省广大干部热烈拥护，拍手称快，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为此，《人民日报》于1978年2月3日，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加编者按：“中共安徽省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边破边立，把认真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动手，省委负责同志深入实际，就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经过三个多月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的调查、酝酿讨论，产生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安徽省委这样深入实际，注意调查研究……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秀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好榜样”。安徽“省委六条”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是清除“四人帮”极左流毒、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信号。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向有关省的领导讲到安徽的六条。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从农村突破的序幕。
在贯彻“省委六条”的过程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情况下，安徽省广大农民冲破了“两个凡是”和各种“左”的禁锢，创造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等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万里冒着巨大风险和种种压力，对农民的创造满腔热情地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1980年1月3日，安徽省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开始时万里说：“邓副主席讲了，80年代是关键的年代。今年一开始我们就研究农业，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问题主要讨论三条：第一条是政策，核心是责任制，实行按劳分配。第二条是规划，要因地制宜。第三条是普及科学种田，大力培养干部。”他号召大家解放思想，认真研究一下政策问题，提高对责任制的认识。
经过几天的讨论和大会发言，1月11日，万里对大会作了总结，他同意为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报上“户口”。他说：“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不等于资本主义。问题是孩子已生下来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我们只能同意，批准！为什么责难那么多？我不同意这种态度，一年、二年、三年都可以，使农民富起来。”
万里的总结讲话，经《安徽日报》、省广播电台电视台发布后，像春风一样吹遍了江淮大地，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迅速在全省推开。
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虽然经万里批准报上了户口，但这只是地方户口，只能在安徽通行。
二、杜润生是在中央文件上为农业大包干列上户头的重要人物之一
1980年2月，万里离开安徽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但正在此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围绕大包干到户的争论又在安徽乃至全国展开。一场新的风暴再次袭来。
1980年3月底，新上任的安徽省委领导同志，一反常态，反对包产到户，妄图把万里批准为大包干报上的户口取消。他在北京听了个别领导人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的大方向”的话以后，回到安徽就急急忙忙地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首先给包产到户扣上了“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和只顾眼前利益的“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并说“县以上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接着又批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姓“资”不姓“社”，是单干，是资本主义复辟，并对那些写文章宣传包产到户的记者威胁说：“早晚要算他们的账！”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说：“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邓小平讲话后，省里那位负责人，不再明显反对包产到户，却集中反对大包干到户。他说，包产到户还可以，因为还坚持五统一，坚持统一分配，大包干到户是“两包一脚蹬”，对农民就会失去控制。
本来安徽省的形势很好，人心稳定，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经过这样一搞，搞得人心惶惶不安，有的地方开始下令禁止搞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对春耕生产极其不利。
1980年6月19日，赵紫阳给万里并转胡耀邦一封信。信中说：“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有的在继续扩大，有的立即纠正，致使这些地方人心不安。为了不失时机把今年农业生产抓好，我认为当前对生产责任制各种形式，应当稳定下来为好……不要变来变去，错过农时。”信中还说：“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指示，需要组织农业部门和理论工作者相结合，深入不同类型地区和社队，对包产到户问题作一些比较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争取在今年秋后能够形成一个中央文件，有个统一的明确的说法，有领导地解决这个问题。”
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据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一书所述：这时王任重已调任中宣部部长，改由万里兼国家农委主任。会议的准备工作由国家农委负责，会议的文件由农委副主任杜润生负责，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先起草一份“代拟稿”，提交会议讨论。在这个“代拟稿”的基础上经过会议认真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央1980年75号文件。
这次会议虽然也发生了“阳光道与独木桥”的激烈争论，但由于邓小平同志讲话了，他一言兴邦，拨开了迷雾，为中国农村改革指明了航向，终于在农委起草的“代拟稿”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
这份文件提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文件最高明的一点是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即著名的三个“可以……可以……也可以”。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穷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这些地方……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当允许继续实行。”同时，文件规定：“上述不同地区如何划分，由各省、市、自治区认真调查研究，按当地社队的状况确定。”所以有人称赞说这个文件提出的三个“可以……可以……也可以”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循序渐进的规律，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从而推动农村改革迅速向纵深发展。但文件中还只是说：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只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的，意思是还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从邓小平的谈话和75号文件的诞生，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不再是姓“资”而是姓“社”了，它终于被中央正式认可了，并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合法的地位，被正式列上了一个户头。杜润生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贡献的。
三、中央五个一号文件是在杜润生领导下起草的
中央五个一号文件是在杜润生领导下起草的，五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
杜润生领导下的国家农委和中央农研室（1983年农委撤销，成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作风民主，学风很正。杜润生尊重实际，实事求是。每一年都围绕着农村实际存在的问题，选择一些重点课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中央和国务院提供一份或几份有关重大决策的文件，如中央75号文件以及中央五个一号文件。这些都是在杜润生领导下起草，经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审查批准后发表的。特别是中央五个一号文件的发表，深受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拥护，中央农研室的社会公信度不断提高。
1981年8月19日，我应国家农委的邀请，参加中央关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文件的起草工作，历时20天。这次起草工作是在杜润生领导下进行的，这是我和他第一次的直接接触。
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虽然是党和国家赫赫有名的农村问题专家、领导干部，但作风民主，没有半点架子。他说明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后，提出：文件究竟要写些什么内容，要充分反映农村改革的现实和存在的问题以及农民的迫切要求，对这些问题和要求怎样解决等，希望大家讨论提出意见。你们当中有的来自基层，有的是地委书记，有的是省市农委负责人，可以把你们的想法首先汇报一下，汇报时请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然后再集中讨论文件的框架和提纲。提纲确定后，再分组起草，最后由农委负责统稿形成初稿，再进行分组讨论，经反复修改，最后定稿，报中央审批。他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真正做到集思广益。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感觉很亲切，心情很舒畅。
经过一周多时间的讨论，最后终于形成了文件的框架和提纲。接着又分组分别进行起草工作，然后由农委写作班子统稿形成初稿，再经大家讨论修改后上报中央审批。这20天的工作，使我从中学习了很多新东西，特别是在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方面，受益匪浅。
10月5～21日，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会讲了话，他说：“农业战线的形势国内国外都说好，胡耀邦同志评价很高，说是‘一马当先、方兴未艾’。农业的好形势是怎样得来的？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在农业政策上作了一系列重大调整的结果。”“经过三年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分析、研究、总结，在这个基础上，引导农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创造新的经验，向新的阶段发展。耀邦同志倡议，再搞个文件。农委已经准备两个多月了，起草过程还邀请了一些地委书记到北京参加讨论。”这个文件又经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半个多月的讨论，最后终于形成了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著名的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公布后，全国上下反响强烈，得到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普遍欢迎。胡耀邦说：“今后农村工作方面，每一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安排‘一号’。”所以，一直到1986年连续发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是谈农业问题。所以说，五个一号文件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每当谈起五个一号文件，万里总是说：“这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下取得的。具体组织工作，如调查研究、起草文件和讲话稿等工作，是由杜润生等领导负责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杜润生同志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
他对年轻人的培养特别重视。1981年7月15日～8月10日，由国家农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滁县地区大包干到户的情况及发展趋势，作了全面调查。这个调查组是由社科院农经所，北京、天津、沈阳等有关大学的青年科研人员和理论工作者组成的，由北大经济系总支书记杨勋（女）带队，成员包括陈锡文、杜鹰、邓英淘、周其仁、王小强、张木生、白南生、谢扬、陈一咨等20多人（滁县地委研究室也派出崔传义等人陪同调查）。他们利用暑假期间，冒着炎热的酷暑，先后调查了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雁荡头生产队、梅市公社蒋庄大队、嘉山县张八岭蒋岗大队、全椒县老观陈大队、来安县大余郢生产队等，围绕“双包到户”后农村发展的问题和趋势进行了五个方面的调查：①关于包产到户后粮食生产前景的调查；②关于包产到户后农村富余劳动力出路和资金的调查；③关于包产到户后联合和协作的调查；④关于包产到户后出现的冒尖户和扶贫问题的调查；⑤关于包产到户后，农村基层组织职能的变化的调查等，共写了23篇调研报告，先后在《农业经济问题》、《农业经济情况》、《农业经济丛刊》、《农业经济参考资料》、《未定稿》等刊物上发表。这批青年理论工作者，关心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发展，关心农业，心系农民，在炎热的25天中，走遍了滁县地区的山山水水，有多人中暑、生病，但仍坚持工作，出现了很多动人的事迹。在结束时，我作为地委书记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并设宴款待他们。后来我从23篇调查报告中选了五篇送给万里同志，万里又转给赵紫阳总理看，最后总理和万里接见了这批年轻人，并决定把他们留下来（少数人仍回原单位），在杜润生领导下组成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王岐山、陈锡文、林毅夫、杜鹰等先后担任过正副所长。
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农研室在安徽阜阳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当时阜阳地区出现了一批户办、联户办、村办、乡办几个轮子一起转，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或数品”的群体经济小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当时我还在安徽工作，有一天发展研究所杜鹰打电话给我，说杜老（杜润生）建议要在阜阳建立地区乡镇企业改革试验区。经安徽省同意后，再报国务院正式批准。我表示我们完全同意，欢迎你们来搞试验。经国务院批准后，中央农研室成立了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并正式派杜鹰为组长，带领一批青年同志到阜阳进一步调查，并开展各种试验项目，取得显著成效。在这个基础上，农研室先后在15个省、市、区，建立了18个各种不同类型的试验区，同时还建立了400多个固定观察点，每年都派出许多青年同志到试验区、观察点去工作。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在实践中进行试验。这种做法，既使这些年轻同志在实践中受到锻炼提高，增长才干，同时又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对制定有关政策和法规提供了科学依据，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中央农研室每年还派出一批青年到国外当访问学者，学习深造。经过几年的努力，农研室培养出一批青年精英。如今，这些青年有的走上了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大学、研究单位的领导岗位，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杜润生十分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流动中就业，为中国走出城乡经济二元结构作出了贡献
1987年秋我调到中央农研室后，曾组织部分青年同志成立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与转移的课题组。最后写出一篇很有分量的《资源、包袱、财富——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现状及发展情景》的调查报告。报告在中央农研室的刊物《农村经济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家认为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太重要了，因而提出成立研究会的设想。当我将这一报告和设想向杜润生同志汇报后，得到了他的赞成和支持。他明确批示，说：“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非常重要。在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300～2000美元阶段理应出现农业劳动力加快转移的过程，我国转移障碍何在？日本、韩国的经验可作借鉴。望继续研究得出几条建议，纳入国家发展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于1989年5月5～7日在北京房山县召开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我作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就业问题》的主题发言后，杜润生作了《国家发展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讲话，他说：“现在全国都很关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最近有人对农民流入城市说成是‘盲流’，搞不好会出现动乱。这种看法值得注意，把剩余劳动力问题研究清楚，也说明成立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很有必要。”他说：“我国人口太多，主要是农民太多，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匹配，就形成了所谓‘二元结构’，现代化工业与传统农业长期存在……把城市和乡村变成一种对立关系……这是很不利的局面。”“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几千万，硬要把这些劳动力赶回农田，产生的问题难以想象，要谨慎从事。”“总之，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研究会成立，有利于动员研究力量，安排课题。九亿农民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开发就业门路，提高就业技能，将大大增加社会财富，是一件必须办好的大事，为此祝会议成功。”
会议选举我为第一任会长。
研究会成立后，在杜润生的支持下，研究会把调查研究贯彻在工作的始终，在调研的基础上，在两部一中心即劳动部、农业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下开展了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项目的实验，推动了“打工创业潮”的出现，使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走上“合理有序流动”的轨道，促使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我国走出二元经济结构，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六、为解决“三农”问题奉献一生
他提出：农村问题是个永恒的主题，吃饭的问题永远是第一件大事，要不断探索研究、实践、改革和创新。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后，中央农研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被撤销。杜润生退出了工作岗位，这时他已76岁了。但他仍然心系“三农”，继续调查研究，为“三农”问题献计献策，在他的领导和策划下创建了“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和“中国农村改革研究基金会”，对在农村改革研究中有成绩的工作者进行评选发给奖金。他虽然耄耋之年但笔耕不止，出版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中国农村改革》、《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杜润生文集》等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杜润生退出工作岗位后，农业部农研中心每年春节期间都举办一次团拜会，把原中央农村政研室、国务院农发中心的老同志和研究人员请回来进行座谈。一方面向老同志汇报一年的工作，另一方面请老同志发言，但最主要的是听杜老的发言。他每年都能针对“三农”问题讲一些新的观点，提出新的要求。
在纪念中国改革30年的活动中，杜老获得多种奖项，如中国农村改革终身成就奖、中国农村改革重要人物30人贡献奖、中国经济学界对他提出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适当分离，实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理论，授予重大创新奖等。
总之，杜润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是中国农村问题最著名的专家，农村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支持者，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理论的创建人。他知识渊博，作风民主，备受人们尊重。他重视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他“知农”、“尊农”、“爱农”，和农民心连心，为中国的“三农”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我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三个年头，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从他的坚强的革命意志、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及其高尚品德、情操和人格魅力等各方面都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识。他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杜老已年届百岁，衷心祝愿他多加保重，寿比南山！
（本文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