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路雄
应文集组织者的强烈要求，我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来表达我的一些思绪。
我这个人不善于写回忆性文章。因为我不记事，也没有记笔记的习惯。许多往事的具体情节我都不记得了。因此，我不敢答应撰稿的要求。但文集组织者当时对我讲，“你是农研室的一个‘人物’，不能没有你的文章”。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回忆和思考。
其实，我在农研室根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职务也不高。虽然我是农研室的二组副组长，好像是中层领导中的一个，但我的实际级别才是处级。我在农研室期间从没有把自己看成中层领导。所谓的“人物”是指：我是农研室中最爱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这在农研室内是公认的，而且在外机关中也有所传闻。从这个方面讲，我还是真应该写点东西，才对得起老杜、对得起农研室的领导和同志们。
我这个人因家庭等因素，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坚持自己意见的习惯。在上小学时，因在课堂上指出老师数学题有错误，与老师争论，后来我的操行评定由“良”降为“中”。当然，我个人所以能一直保持这种性格也是赶上了好时候，如果在反右及后来的一段时期，我这种人真要遭大罪了，这种性格也难于坚持。在农研室，我所以能成为一个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物”，最重要的是农研室的领导，尤其是杜润生同志（还有我的顶头上司刘堪同志）乐于、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农研室的领导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畅所欲言地发表，这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在农研室工作期间，几乎从始到终年年参加文件组的工作。因此与机关的领导接触较多，经常与机关的领导在一起讨论问题。说到文件组的工作，我要做一点解释：1982～1988年，每年春天开始外出调查，到夏天就要组成文件组，进驻某个宾馆，开始文件的酝酿、讨论、起草工作。到了一定阶段，再请一些省农工部等单位的领导，一起参加起草工作。待农村工作会结束以后，有时也要留一两位省里的同志，再进一步修改文件。
我刚进机关就进了文件组。但在一开始的几年，我主要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并参加讨论。到1986年、1987年时，我在文件内容方面参与的程度逐步加深。1987年五号文件，因胡耀邦同志的事情，将原来的一号文件改为五号文件，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前后，文件的最后操作就基本上只有我和杜主任两个人，他几次改稿，我负责校对，并跑印刷厂，及给中办送文件。
在每年的文件修改过程中文件组的人都会有一两次坐在一起，一边念，一边讨论，对文件稿逐字逐句进行修改，这种会人不多，一般都在十人以内。这个会上，每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农研室的民主气氛允许不同意见尽情发表，在这种会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在文件组的会议上，我总是能对我所研究的领域畅所欲言。开始几年，机关内争论并不多，从1985年以后，争论逐步增多。到1988年文件组工作期间，经常是我一个人和大家争论。在此期间，由于我经常在会上插话，发表不同意见，以致会议难以进行，刘堪同志后来不得不规定：不经允许我不得发言。这真实地体现了农研室允许不同意见发表的氛围。
由于我经常发表不同意见，而且有的很尖锐，有一次，在一个有外单位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我对老杜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发展所的一位年轻同志都看不下去了，当时对我进行了反驳。
农研室解散以后，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虽然我的个性并没有改，但是像农研室这种允许不同意见的氛围再也没有了。其实农研室领导如果不想听我的不同意见，只要不让我参加文件组的工作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回想起来，我所以能被称为农研室最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首先是由于杜润生和刘堪等领导让我讲话，给我发言的机会。
由于杜润生同志乐于、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使得他在国家意见纷争的过渡阶段担当了重要角色。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的起草，不论在农研室成立前、还是解散后，一般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领导牵头进行工作的。而在农研室期间，从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到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文件的起草完全由杜润生同志负责，中央领导人只是在一开始提出要求，最后上书记处或政治局会议讨论，再提出意见。而且在这些会议上领导人一般都是发表评价性意见或者提一些原则性的修改意见，具体工作都由杜润生同志组织完成。杜润生同志作为一个中央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来承担这样的角色，这在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的起草工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不是杜润生同志乐于、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且使得文件让各方面都较为满意，是不可能这样得到中央领导信任的。杜润生同志乐于、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品格，使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发挥了超过其所担任职务的重要作用，并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本文作者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