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现在到了确立中华民族“国族”地位的时候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建国后，中国各民族的互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合、认同和整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越来越强。这种趋势，笔者在进行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的田野调查中有许多切身的感受和体验，主要表现在：
1.友好合作促进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趋势的发展
友好合作，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对互动各方都有某些益处的共同目标，彼此相互信赖、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
我们田野考察中，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各民族人民友好合作、和谐一致的实例，如：
心里装着全村人的新疆震城县芦草沟乡墩里村的买买提·克里木；
把一生都献给了新疆和田水利事业的专家王尉；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西藏、新时期民族团结的楷模孔繁森；
内蒙古草原上民族团结的新星——伊克昭盟鄂托克旗额尔和图苏木（乡）；
宁夏青铜峡市回汉合作共建新峡口镇；
青海玉树藏族的“活菩萨”——县委书记刘自山；
青海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回汉杂居的“团结村”欣欣向荣奔小康；
……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在各民族的友好合作中不断加强。
2.平等互助促进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趋势的发展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地位关系是平等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主张一切民族的平等；要求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的完全平等；把民族平等的实现寄托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要求原先处在压迫地位没地位民族的无产阶级要采取各种措施，照顾、帮助，直到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去保证和实现少数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对此，我们可以透过南宁市这个多民族聚居的首府城市各民族的友好合作图发展，上海这个大城市对少数民族地区友好支持两个案例，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民族团结和谐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南宁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贯彻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针，紧紧围绕“团结和进步，稳定和发展”的民族工作大局，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在政治上实现了民族平等，各族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文化教育事业呈现新面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增多，范围扩大，通婚非常普遍，使全市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持续发展，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当前，南宁正朝着创建“中国绿城”和建议现代化城市目标迈进。
建国以来，上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支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不仅向少数民族地区派出许多有事业心的干部，而且也输出过数十万的青年和工人，他们到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广西、云南、四川等地，为少数民族的地区建设贡献了自己宝贵的青春。由于上海有着比较强的工业基础和较强的人才优势，所以支援内地少数民族地区，切实做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就成了上海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滴水见太阳。南宁和上海的两个案例犹如两滴水，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在平等互助中不断加强。
3.相互适应促进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趋势的发展
适应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策略。民族与民族互动时，各自都会调整自己的行为，采取顺从的态度，以实现相互适应，从而达到民族团结。中国民族团结的这种和谐境界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田野考察中看到和听到了许多生动的案例，如新疆和田商尔巴格乡阿依丁库勒村汉族菜农李普修、李桂花夫妇帮助维族农民种菜时的适应；青海甘德县柯曲乡各民族干部相互适应促团结图发展的事迹；西藏拉萨“花儿”茶社老板索南吉通过茶衣相互适应，搭起民族团结桥的故事；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刘志群与其藏族妻子当决卓玛的婚姻关系等案例都凸显了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趋势在相互适应中不断强化。
马戎的观点之所以符合中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是因为中国民族在半个多世纪的民族互动、磨合、认同和整合中，从多元走向一体已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
五、中华民族：中国各民族面对全球化挑战最佳民族认同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2001年突发的“9·11”事件，使得20世纪末以来世界民族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1.两极对峙向多极转型中伴随着单极与多极的碰撞。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已从两极向多极转型，俄国学者叶夫根尼·巴扎诺夫就说：“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以至将来不再会借助武力来解决矛盾，而是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合作。美国人面临的将是一个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更为完善的多极世界。”参见《参考消息》2003年9月13日，3版。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必将造就多极世界。但是，美国却凭借其军事势力在世界上强行推行单边主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美国的“单极”霸权思想昭然若揭。那么，国际社会是否买美国的账呢？事实的发展是国际社会根本不买美国的账。岂止是不买账，而且在向伊拉克动开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法国、德国以及俄国为了突显自己是国际政治事务中的一“极”，而强烈地反对向伊拉克动武就是一例。在2003年9月23日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各国领导人纷纷批评美国的单边主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就激烈抨击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理论。参见《文汇报》2003年9月24日，3版。所以，在两极对峙向多极转型中虽然伴随着单极与多极的碰撞，但世界多极化将是21世纪世界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身份认同为最佳呢？
2.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有增无减，已成为世界公害。世界一下子从美苏争霸的罗网中挣脱出来，国际制约力和控制力下降，犹如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一样，原先被东西矛盾压制着的各种次要或局部矛盾都被释放出来了。于是种族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国家竞争等都成了国际恐怖主义这个妖孽肆虐的政治原因。而现代性所伴生的自身异化因素：生态平衡、人口爆炸、粮食短缺、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则成了国际恐怖主义横流的社会温床。就是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90年代开始，国际恐怖主义妖孽的肆虐，构成了日益增长的全球性危机和地区性威胁。“9·11”事件后虽然本·拉登“基地”组织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恐怖主义的活动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由恐怖分子策划和制造的巴厘岛惨案，一直到2003年5月13日，车臣发生的自杀式恐怖事件都反映了恐怖主义的猖獗。因此，关心世界民族关系的人们无法乐观。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身份认同为最佳呢？
3.民族分离主义作为民族主义恶性发展的极端产物，对世界民族关系的发展负作用会越来越大。20世纪后半期在世界上掀起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波，产生的一个恶性后果，就是民族分离主义的蔓延。这种民族分离主义往往以暴力恐怖活动为特征。如前已提及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伊拉姆解放猛虎”领导的“泰米尔伊拉姆国”独立运动，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库尔德斯坦工人党领导的武装游击运动，菲律宾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西班牙的“埃塔”法国的科西嘉问题，英国的苏格兰问题和北爱尔兰问题，印尼的东帝汶问题和亚齐问题等等民族分离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困扰着世界，威胁着世界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这种态势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人权高于主权”论调的误导和鼓励下，民族分离主义还可能在世界上继续蔓延一个时期。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身份认同为最佳呢？
4.世界上一些政治敏感地区的民族问题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种种因素的催化，形成了一些民族问题敏感的地区，如巴以冲突，进入21世纪后愈演愈烈。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前，巴以之间发生过20次武装冲突，其中最大的便是4次中东战争。巴以冲突的结果是300万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1991年海湾战争后，美国挟其余威召开了解决巴以冲突的马德里和会，在“奥斯陆协议”中，巴勒斯坦承认了以色列的和平生存权，以色列则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开启了和平进程。但是，以色列方面由于沙龙上台后推行武力镇压巴勒斯坦人的强硬政策，使矛盾再度激化；而巴勒斯坦以哈马斯为首的极端势力对政治解决屡屡不能奏效，而抛开阿拉法特，不断对以色列“发射”人体炸弹，使得以色列防不胜防。巴以冲突一直处在紧张状态。2003年6月，美国又挟伊拉克战争的余威，在美国、联合国、欧盟、俄罗斯的“中东问题四方会议”上提出了中东和平路线图。人们以为这个和平路线图给渴望和平的人们带来了一线曙光。但哈马斯等巴勒斯坦极端势力的人体炸弹又使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进入了强硬的怪圈，即以色列坚持以武力镇压保证和平，而巴勒斯坦则以暴力争取巴勒斯坦的生存。这种态势，不能不引起世界和平人民的不安。诸如此类政治敏感的地区民族问题的解决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效的。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身份认同为最佳呢？
5.宗教问题引发民族关系紧张的势头越来越大。宗教问题本来就是民族问题的一个敏感因素，宗教问题的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往往导致民族主义与宗教的结合，而引发民族关系的恶性发展。由于世界性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诞生在亚洲，而且印度教、犹太教、摩尼教和锡克教等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地方性宗教也都集中在亚洲。所以这个问题在亚洲显得特别突出。巴以冲突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宗教问题引发民族关系走向紧张趋势的一个典型案例，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宗教教义的排他性是巴以冲突之源。
所以，有的学者研究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系时说：“宗教性民族主义成为引发民族暴力冲突的重要诱因。这些具有威胁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将在21世纪继续下去。”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身份认同为最佳呢？
6.移民问题已构成世界新的民族问题。移民本来就是一个古老的话题，现在能对世界民族关系造成影响，构成新的民族问题的是居民自发地集体或个人向地理环境和生活条件好的地方迁移。这是因为对新进入所在国的移民，当地居民产生了反感，排外情绪不断增长，极端的甚至产生种族歧视和暴力冲突。反之，迁入各国的移民由于种种原因，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也难以融洽，而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乃至影响各国政治的稳定。移民问题已构成世界新的民族问题，对此问题的解决人们也不能抱乐观的态度。面对这种态势，中国各民族以什么民族的身份认同为最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再简单而又清楚不过了吗？
所有这些国际政治的动态，我们绝对不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掉以轻心，甚至夜郎自大地把自已封闭起来。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时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最士限度地焕发广大文化工作者勇于创新的积极性，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因此，对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伟大历史趋势绝对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在我们的身子已经进入了21世纪，中国社会已经转型之时，把我们的头脑还留在早已被中国和世界的实践证明已经死亡了的苏联模式之中。所以，“在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当中，如果与其他学时，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相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视野、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等大致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框架当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不解放，我们有关民族的基本理论主要还是来自经典着作和传统教科书，而不是来自对中国的实际调查研究。即使我们愿意去基层做调查，但是如果头脑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看不出新现象的本质，就难以提出新的思路和观点。”
现在我们放眼世界，在21世纪多极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中，欧洲以欧盟的身份面对世界，面对全球化；东盟正在向一体化推进，这种极具战略眼光的身份认同，难道对我们中国以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份面对世界，面对全球化不是应该有启发吗？因此，面对全球化，以及“9·11”事件后世界民族关系更加错综复杂的态势，中国的民族研究要创新、要发展，中国各民族要和平、要生存、要繁荣，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必须把对中国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升华为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必须把对56个民族的民族认同提升为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整合出一个适应21世纪全球化的挑战，适应世界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变化的、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相匹配的民族认同平台，这就是中华民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千年来坚持不懈地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面对全球化挑战最佳的民族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