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他化石的脑筋里面，始终是不愿意中国革命成功，不愿意真正的革命党在中国占势力的。说起这件事，也有一个历史，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园寺公望做内阁总理，此人也是日本近代政治家当中一个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京都的旧公卿，维新时候作为倒幕运动的公卿当中的最年轻者，性格的确是贵公子当中的模范人物，聪明而老成，风流而沉着，忍耐而有决断。他的思想，含有不少的法国派的自由气习，对于现在政治和社会，很能了解，同时他自己是老公卿，维新时代和武士们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训练成一个圆熟而有才华的政治家。一切元老当中，他的头脑，化石的部分最少。当武汉革命军起，日本的宫中府中，不用说是起了极大的震动。那时有两派的主张，一种主张要出兵帮助清廷镇压革命，一种人主张守中立，不干涉中国的时局。长阀元老的山县元帅，做枢密院议长，在御前会议的时候，山县便主张出兵，枢密院中的老人辈，不用说附和山县的很多。西园寺很平淡地说：“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国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他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则政治永不安定，这是历史的原则。所以帮助他国镇压革命，是一件不应该而不可能的事情。”这一个议论，成了当时日本庙议的决定。本来，日本军阀们所以反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第一个要点，就是对于革命的恐怖，怕中国的革命影响及于日本。究竟这一个恐怖，是不是应该的呢？我认为是应该的。因为革命运动一方面是事实，一方面是思想，这两件东西，都有同类此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可能。日本虽然是经过了一次的民权革命，推翻了幕府，统一了全国，开设了议会，发布了宪法，然而经过了数十年之后，前时代的维新，已经生了一种惰力，而新组织起来的社会，起了一种新的要求，同时也生了一种新的缺陷，民众势力和藩阀的势力，早已成了对立的现象，“打倒军阀”的运动，当时已经渐渐普遍于民间了。如果中国的革命成绩良好，直接间接，对日本的军阀，足以成为一个打击，第三次桂内阁之所以倒，当时民众运动之所以勃兴，的确是中国革命的影响。有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历史，自然山县有朋的子孙辈，一定和山县有朋的思想是一个脉络，一个形态。
所以在中国倒袁运动起来的时候，田中中将的行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南方扶植岑春煊、唐继尧而压制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那时他的说法，是说南方的势力要团结，要联合，不可分散。他们分析中国的势力，绝不用革命、反革命做分析，而用南方、北方做口号。确实当时有许多国民党人，甚至许多同盟会的旧人，也忘记了“革命”，而注意在南北，日本人的说头更是有根据了。当时参谋本部派青木宣纯中将到中国来。在青木下面做实际工作的，就是今天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松井石根。南方各军的交通和势力的集散、政府的组织，可以说都出自青木公馆。岑春暄之回国，回国后之活动，军务之组织，政学系、研究系之联合，此中关键，都在东京参谋本部。不止此也，田中中将此时的注意是很普遍的。他在中国的中部，又扶助张勋，以为后日督军团运动和复辟运动的伏线。在中国北部，又扶助段祺瑞以为后日握掌北京政权，及压制黎元洪打倒张勋，对欧参战，中日协约种种问题的伏线。还不够，又努力扶植张作霖在奉天的势力，以为此后几次奉直大战和此次奉军南下的伏线。而做来做去，他总有一个主点，就是不要中国统一，尤其不要中国统一于革命，不要统一于革命领袖的中山先生。此后数年之间，中国一切纠纷扰乱，没有不和此刻田中中将的方针，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当然六七年以来的民众运动，自五四运动以至于今日，虽然中国民众不知有田中，田中不欲中国有民众，然而无有不和田中的思想行为有密切关系。因为有许多事件，都是田中中将的政策的结果。至若日本的资本家、商人，一切对中国、在中国的言行，更不用说和田中中将的言行，关系非常密切。日本现代资本家的来路，在前面几节的记事当中，已经略略画出一点影子。自倒幕的时期以至于欧战发生为止，日本的资本家，仅可以说是御用商人而不是独立的事业，一举一动，当然以政府尤其是和陆海军当局的意志为目标的。
在前面叙述里面，我们应该了解最近若干年中日本军阀和中国政治社会一切变动的直接间接的关系。我们看得出一个民族的生命，最要紧是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而这统一性和独立性的生成，最要紧是在于他的自信力。一代的政治运动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运动，乃至一个政治家的活动，失却了统一性和独立性，失却了自信的能力，结果一定是失败。不单是失败而已，因为这一种没有统一性、独立性的运动，在社会各种阶级各种组织上面，只有生出无目的破坏而一败不已，失却“自动力”的社会，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不能建设。日本民族之所以强与中国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为分际。总理这四十年的努力，要点在何处呢？就是要唤起中国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国民族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革命是创造的、是建设的、是独立的、是统一的；三民主义是自信心的保障，是独立性和统一性的保障。中国人不能彻底接受三民主义，就是因为“不自信”的缘故。
任何帝国主义在中国能够操纵，都是利用中国人的这种弱点。不单是帝国主义者，一切外面的势力，能够侵入中国，来压迫中国的民众，捣乱中国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国的社会，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内而不在外的。袁世凯以下，若冯、若段、若张、若岑，乃至今天已失败的吴佩孚，在失败中的孙传芳，一切等等，他们的特质在哪里，就是原是一个中国人而没有中国人的自信，只能作依草附木的生涯，只能倒向外国人的怀里去。
我们看看日本的维新。在思想上，中国人普遍总晓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法国的自由民权说，鼓励日本的维新；而德国的军国主义的思想和制度，成就日本的维新；但是始终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础是建设在日本。巴黎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柏林也并没有能够指挥日本。如果有了这一天，就是日本的亡国，并且会是亡种。我们再看俄国的革命怎么样。德国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给俄国以很重大而紧要的资料。并且俄国一九一九年革命的发动，还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为俄国革命的时候，俄国的一切，都是支配自己。俄国的革命党，立刻建设起一个革命中心的莫斯科，他们不单要支配俄国，还要支配世界。柏林是不能支配俄国的。“堡”的地名，都变成了“格拉德”，乐用外国语的陋习也改变为歌诵俄国语了。以共产主义、世界主义相号召的俄国革命是如此成就的。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显了。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打破外国的支配。从倒袁运动起，直到今天，除了总理孙中山先生和真是他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势力而外，在中国一切政治的势力，都是受东京的支配，听东京的指挥的。
即以用客卿一件事论，我们看得很明白。在交通发展的时代，凡是建设新国，绝没有不取材异国所能成功的。但是有一个绝对条件，就是自己去用它。日本维新建设的内容，并不是靠日本人的智识能力去充实起来，而是靠客卿充实起来的。军队是德国人替他练的，军制是德国人替他定的。一切法律制度，在最初一个时代，差不多是法国的波阿索那德顾问替他一手造起的。然而指挥、统制、选择、运用，都是在日本人自己。当初总理是最主张用客卿的。自南京政府时代，直至最后，没有一次总理执权的时候不用客卿，然而终是总理用客卿而不能看见有被客卿所用的事。却是北京政府就不然了，我们看北京政府下面的客卿有两种，一种是由条约上的关系来的，这不是客卿，而是外国派来的统监；一种是自己自由聘定的，这就只有请他们坐在那里：永远是顾而不问。前者证明北京政府的懦弱，后者是证明北京政府的腐败。我可以断言，今后我们要革命，必须要用客卿，不单要用而且要用很多。然而如果不是用客卿而被客卿所用，就是自杀，更深一层说，如果不能造成一个有任用客卿能力的政府，没有具备这一种能力的领袖，我们的建设，是绝对不能起的。现在我们很看得见，国民党同志当中，有两种大毛病，一种是拜倒在客卿门下，一种是绝对不敢用客卿。前者是没志气，后者是没能力。没志气的人不足以革命，没能力的人不可以革命，这是很的确的论断。
我们追想民国五六年在东京的田中中将，和在中国的青木中将，又想起这几年的莫斯科政府和在中国的鲍罗庭，真是不胜感慨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