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成立西汉以后，雄心勃勃，想做出一番成就。吸取秦朝迅速灭亡的经验，采取郡县和封国并存的制度，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并导致了中期汉代“削番”的困难，也为“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祸根。经济上，由于国家常年遭受战争的灾害，汉初的高祖皇帝采取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手段，在和亲匈奴，维持了和平之后，汉代的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同时汉代皇帝也注意兴修水利，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这些措施使得国家的实力得到很快的恢复。
但北方的匈奴趁汉朝建立不久，局势尚不稳定之机肆意骚扰，严重影响到汉朝北疆的安定。
高祖7年，即公元前200年冬，汉高祖刘邦亲帅大军三十万，出兵征讨匈奴，结果贪功冒进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天七夜，冒死突围后兵将损失过半，汉高祖刘邦逃回都城以后深刻反省自己，认识到当时的国力是如此虚弱，军队是如此疲惫就采纳了刘儆的和亲政策，休养生息。汉文帝和汉景帝继续遵循汉高祖刘邦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人民徭役的负担，减轻刑罚，历史上被称作文景之治。在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七国之乱
汉初分封的王有了自己的力量，开始频频威胁中央政权。于是朝廷设法剥夺各个诸侯王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但这和诸侯国的矛盾就更加尖锐，导致了七国之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朝廷下令削夺吴会稽、豫章两郡，吴王刘濞便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首先起兵，并派人通知闽越、东越出兵相助。但由于齐王悔约背盟、济北王为其部下劫持不得发兵，故实际参加叛乱的仅为七国。一场史称为七国之乱的反对统一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吴王反汉后，先杀尽朝廷在自己封国内所委任的官吏，然后聚集亲信，商议进兵之策。吴王亲率20万军队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并力向梁进攻，又派出小部队潜赴崤（今函谷关南〉、渑（渑池）之间，侦察关中汉军情况。在渡淮时，一面派兵袭占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向北攻城掠地；一面遍告诸侯，提出这样一个行动计划：由南越兵先攻占长沙以北地区，再西趋巴蜀汉中；越、楚、淮南、衡山、济北诸王会同吴军西取洛阳；齐、菑川、胶东、胶西、济南诸王与赵王先攻占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再入临晋关（今陕西大荔东），或与吴军会师洛阳；燕王北取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今内蒙托克托东北）后，再联合匈奴南下，入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直取长安。这一战略构想的意图是：以诸王国的军队分东、南、北三个方向合击关中，吴楚主力先占荥阳，与齐赵军会师，攻占长安。
景帝在获悉七王叛乱后，先是采取姑息政策，杀掉晁错，并恢复诸王封地，企图以此平息战乱。直到这一政策失败后，才决心迎击叛军，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36将军东攻吴楚，另派郦寄攻赵，栾布攻齐，并以窦婴屯于荥阳，监视齐赵叛军动向。这一作战部署的着眼点是：分兵箝制齐赵，集中主力打击反汉的重要力量吴楚两军。周亚夫率军由长安出发，准备会师洛阳，后接受部下意见，改变进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抵达洛阳，抢占荥阳要地，控制了洛阳的军械库和荥阳的敖仓，并派兵清除了崤渑间的吴楚伏兵，保障了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顺利实现了第一步作战计划。然后，周亚夫率军30余万东出荥阳，进抵淮阳，针对吴楚锐气正盛，难与正面交锋，遂引兵东北，屯于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让梁王坚守梁地，阻止吴兵西进，同时派兵奇袭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泗水入淮之口），截断吴军粮道。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吴楚联军向梁进攻，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一战，歼灭梁军数万人，乘胜西进，梁军退保睢阳（今河南商丘南），被吴楚联军围攻。梁王数次派人求援，周亚夫按兵不动，直到吴楚攻梁受到相当消耗后，才将主力推进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在吴楚四面围攻形势下，梁一面竭力固守，一面组织力量不断出击，袭扰吴军。吴楚联军久攻睢阳不下，屡屡受挫，西取荥、洛的企图难以实现，退路又受威胁，乃调转兵力进攻下邑，寻求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深沟高垒，坚壁不战。吴楚求战不得，派部分兵力佯攻汉军壁垒的东南角，转移汉军注意力，以主力强攻西北角，这一声东击西的企图被周亚夫及时识破。当吴军进攻东南角时，他加强了西北角的防御，粉碎了吴楚军的进攻。
吴楚联军号称数十万，既遭顿挫于睢阳，又不得逞于下邑，进退维谷，加上饷道被断，粮食不继，在粮尽兵疲、士卒叛逃、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不得不撤兵西走。周亚夫乘机追击，大破吴楚联军。楚王兵败自杀，吴王仅率数千人乘夜向江南逃窜，企图依托东越垂死挣扎，但东越王慑于汉军压力，诱杀吴王。喧嚣一时的吴楚叛乱，历时仅3个月便完全失败。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时，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王在胶西王的指挥下，举兵西进围攻齐王临淄，经过3个月激战，被栾布击败。赵王刘遂联络匈奴，企图西入长安。当郦寄军进攻时，龟缩邯郸，凭城固守，汉围攻7月不克。栾布在消灭四王之后回师同郦寄合力进攻，引水灌城，城破后赵王自杀。至此，汉赢得了平定七王叛乱战争的彻底胜利。
北击匈奴
汉高祖和文景二帝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加上景帝平定七国之乱这些都为汉武帝时期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刘彻是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帝王，即位以后励精图治，整顿军队，为振汉室雄风，数次北击匈奴，而汉和匈奴的争斗侧面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出兵匈奴，改变了汉朝与匈奴关系中的被动地位。汉高祖白登之战后，为休养生息与匈奴和亲。文景时期此举依旧，并予馈赠。但是，匈奴仍然不断侵犯边境，每次入塞，都要抢走人畜，毁坏庄稼，西汉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汉景帝时，由于经济接近了极盛时期，军事抵抗力逐渐加强了，匈奴只能“小人盗边”。双方力量的对比，开始发生变化。汉武帝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从公元前133年开始，对匈奴进行长期的战争。公元前119年对匈奴一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此役后，匈奴主力向西北迁徙，汉军夺取了朔方以西至今甘肃张掖、居延间的大量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并移民屯田进行开发。至此，北方边境地所受匈奴的威胁基本解除。军事行动的同时，派张骞再通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商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城空前辽阔。
汉武帝后的几位皇帝也以北击匈奴为己任。公元88年，东汉章和二年，洛阳。宗室子弟、都乡侯刘畅在洛阳的一个卫所被刺身亡。这一年汉章帝刚刚驾崩，年方十岁的太子刘肇继位，是为和帝，由母亲窦太后垂帘听政，汉朝的中枢政权逐渐被窦太后的几个兄弟，侍中窦宪，虎贲中郎将窦笃等人所控制。惨死的刘畅虽然只是皇室疏宗，但最近因为章帝驾崩来京吊唁国忧，连连被窦太后召见，俨然已是太后的新宠。他的死无疑具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窦太后大怒之下，严令彻查此事，中间却遇到了很不正常的阻力。在一批正直官吏的不懈追查下，最后真相大白：买凶杀人的，竟然是太后的哥哥窦宪，动机是惧怕刘畅得到太后的宠信，会和自己分享权力。
窦太后显然也没有想到这个结果，一时犯了难。从法律上来说，窦宪谋杀皇族，早已犯了死罪，铁板钉钉；但窦太后毕竟手足情深，再加上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当然不能处死兄长，只有先将他关在宫中再想办法，名为囚禁，实为保护。朝野间巨大的舆论压力可想而知。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给了窦宪一根救命稻草：南匈奴使者前来朝见，请求朝廷出兵讨伐北匈奴。
匈奴曾经是汉朝最可怕的劲敌，但在几百年的反复打击下，东汉初年已经衰落并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向汉朝称臣，关系良好，北匈奴僻处漠北，对汉朝的威胁也不大。近年来，北匈奴饥荒惨重，人民流亡，所以南匈奴请朝廷出兵征讨。窦宪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上书请求带兵征讨北匈奴以将功赎罪。
显然，胜利是十拿九稳的，否则窦宪也不会将此作为救命稻草。但对朝廷来说，目前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打赢，而是有没有必要去打。大多数官员都反对出兵，指出消灭北匈奴，漠北的土地人民不能为朝廷所有，势必被南匈奴或其他胡族占领，等于是朝廷帮助匈奴统一或其他蛮族坐大，效果适得其反。还不如保持匈奴目前的分裂，对本朝更加有利。如果在平时，窦太后当然会慎重考虑这些意见，结果多半不会出兵。但现在，一场预期中的军事胜利可以挽救兄长的性命，也能帮助整个家族渡过丑闻的危机，这比虚无缥缈的长远利益要现实得多。窦太后于是利用摄政太后的权力力排众议，下诏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率领北边十二郡的骑兵以及羌、胡军，出塞讨伐北匈奴。
第二年，汉永元元年，窦宪和南匈奴军会师。经过在蒙古高原上的艰苦跋涉，汉军在稽落山（今蒙古国西南）与北匈奴的主力相遇，并如预料之中取得了大胜，斩首一万三千多人，俘获牲畜达一百万头以上，北匈奴八十一个部落二十多万人投降。此后几年，窦宪继续清剿北匈奴残部。永元三年，汉军在金微山（阿尔泰山）下击溃北匈奴最后的抵抗力量，连单于的母亲也被俘虏，北单于率数万部众远遁西域，从此不知所踪。汉朝三百年来对匈奴的战争达到了胜利顶点。窦宪恢复了权力和声望，得意洋洋地回到洛阳，重新掌握了朝廷大权。窦宪意识到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因此在极北的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上勒铭纪念，但他无法想象自己创造了怎样的历史：事实上，他引起了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民族大迁徙。北匈奴的远走在北方草原上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不久东胡的鲜卑族便乘虚而入，成为草原的新主人，在鲜卑的压力下，南匈奴等胡族纷纷内迁汉朝境内，成为日后“五胡之乱”的远源。这一次战役，对中国固然重要，但对西方世界更为重要。北匈奴汗国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三百年之后的四世纪时，终于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移。原住在黑海北岸的西哥德部落，向西侵入多瑙河上游。原住在多瑙河上游的汪达尔部落，向西侵入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野蛮民族，无法抵御，而终于沦亡。
汉武帝晚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等地均爆发了农民起义。汉武帝曾在轮台颁下《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
以后继任者的连连用更致使国库空虚，税收暴增，外戚当政，至公元8年，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