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大政治家高度评价曾国藩，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梁启超也十分推重曾国藩。1917年，梁启超摘抄的《曾文正嘉言钞》，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反响热烈。在序言中，梁启超称曾国藩是中国有史以来不多见的大人物，也是世界不多见的大人物。他说曾国藩并不是超凡绝俗的天才，甚至在当时各种名人中最为“愚钝笨拙”，然而是什么使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呢？“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期而已。”这大概就是曾国藩成功的原因，也是梁启超佩服曾国藩的地方。虽属一家之言，亦不无代表性。
经世致用，心怀天下，笃信实践，勇于任事，是曾国藩等一般书生的宝贵品格。梁启超特别欣赏曾国藩能看到当时社会的腐败，不跟恶社会跑，不同流合污，而是严格地约束自己，“首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大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般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国藩）、胡（林翼）、江（忠源）、罗（泽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
以曾国藩为代表，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是书生。不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假如曾国藩等一般书生不具备经世致用“修齐治平”的素质和“自拔于流俗”的志向，怎么可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书生挂帅挽狂澜于既倒呢？怎么可能在湘军打下南京，有人劝曾国藩效仿魏武帝黄袍加身时，他却能挡住皇位的诱惑，迅即裁撤湘军呢？又怎么可能同是书生出身，洪秀全进入南京后迫不及待地过着妻妾成群、荒淫无度的帝王生活，而曾国藩却居官不嗜钱、不纳妾呢？
评价历史人物，是一件高难度的事情，很难定于一尊、限于一时，或囿于一事，更何况是曾国藩这样一位在生前身后都极具争议的人物。晚清政府说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国体，节劲凌霜”，是“勋高柱石”；门人弟子颂扬他“德埒诸葛，功比萧曹，文比韩欧”，是晚清第一中兴名臣。也有人骂他是“独夫”、“民贼”、“汉奸”、“曾剃头”。近年来又有人称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等等。总之，褒贬不一，毁誉同在，虽盖棺百余年，也未成定论。改革开放以来，曾国藩研究渐热，各种议论渐多，实在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气象。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戴有色眼镜。何谓有色眼镜？简单化就是一种常见的有色眼镜。比如，说一个人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味美化，一再拔高；说一个人坏就是绝对的坏，不惜妖魔化，一贬再贬。这种绝对化就是简单化。又比如，凡是敌人否定的我们就肯定，凡是敌人肯定的我们就否定，以政治决定一切。这也是一种简单化。
其实，人无绝对的好坏，不能因人废言，不要以政治决定一切，也不必搞“遵命史学”、“影射史学”。曾国藩是人民领袖和“人民公敌”、政治家和学问家都推重的人物，又怎么能用一言以蔽之，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呢？何况人类文化中的精粹，亦即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是不会受政治影响和时空限制的。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曾国藩的政治评价如何，他的道德文章、诗歌、家书为世人所喜好，是不能否定也否定不了的。曾国藩去世百余年了，人们对他的研究一热再热，他的家书等著作一版再版，就是明证。
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摘掉有色眼镜，广角镜、望远镜、显微镜和长焦镜一起上，对历史人物作全景式、广角度、多层次、近距离的观察，才能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
尘封百年的富厚堂开放了，人们终于可以聚焦侯府，走近曾国藩。当我走出“毅勇侯府”大门时，我思绪的闸门也打开了：藏书、读书、家书、书生等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如宅前“帅”旗飘动，荷塘涟漪推开，七峰绵延不绝。
2009年5月
岳衡仰止
在蒙蒙春雨中，来到王夫之的故居湘西草堂。这是我心中的一方圣地。室内的两件生活用品，墙上的两幅对联，门前的两棵植物，让我伫立，盘桓，沉思良久。
简陋的草堂，陈列的雨伞、木屐，当然不可能是三百多年前的原物，但却可以想见王夫之当年物质生活的清苦、风骨的坚韧和思想的灿烂。
那是明清鼎革之际。王夫之满腔悲愤，毅然举起“抗清复明”的旗帜，组织南岳起义。失败后，投奔肇庆，追随南明朝廷抗清，后因弹劾奸臣，身陷大狱。获救后，又到桂林继续抗清，直到南明灭亡。他在遭清廷缉拿搜捕的过程中，循迹石船山下，结庐著书，故人称“船山先生”。
王夫之无力回天，有心著述。后来，清廷赦免他，并邀他出山为官，被他拒绝。从此，无论晴天雨天，出门必打伞，穿木屐，以示与清朝不共戴天。大门上那幅王夫之撰写的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正是他这一心迹的表露。
另一幅对联，也是他自撰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则是他隐居草堂，三十年如一日，孜孜矻矻，潜心著述的写照。
作为一位“抗清复明”的斗士，王夫之并非一个只认死理的儒生。晚年，他思想的亮点之一，是他从痛苦和悲愤中，从历史的沉思中，得出了“道莫盛于趋变”的“趋时更新”的思想。在《读通鉴论》中，王夫之清醒地反省说：“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就是说，明朝纯属自取灭亡。他从理论上承认了清朝存在的合理性。认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凡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维持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征服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也不在乎他姓李还是姓赵，只要顺应了历史潮流，都是合理的、正统的。锋芒直指所谓“正统论”，与时俱进，难能可贵。
王夫之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富于批判精神，在学术上独树一帜，开一代风气之先。就在这座草堂里，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担当和自信，以重民思想为核心，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全面系统地进行批判总结，提出“循天下为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政治观点；他突破“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看到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主张“止暴而安商”，让一切商贾“任其所往”，以“通天下之货殖”；他继承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法，提出“安不忘战”，“天下虽安，忘战必死”的战略思想，说“以战为守”乃“善术”，“以守为战”乃“败道”。他著述宏富，留下88种391卷800多万字的著作，内容涉及政、经、军、文、史、哲诸多方面，而尤以务实、重行的哲学所取得的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王夫之是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的明清三大启蒙思想家之一，被称为“中国的黑格尔”。
湘西草堂，平房青瓦，总共三间。门前一棵老树，树干已经空心，但不知何时几竿翠竹从树洞中穿膛而出，老树空心不死，翠竹绝地常青，成为草堂一绝。更有草堂右侧树林中一株紫藤，据说为王夫之生前所钟爱，为了争取阳光雨露，它奋力向上攀援，仿佛一条巨蟒游走林间，人称“腾龙”，虽经三四百年风雨，仍旧生生不息，岁岁着花。面对这等自然奇观，观者无不惊叹，这不就是屋主精神的象征吗？这就是天人感应，是王夫之精神亦即湖南人精神外在的物象。
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自王夫之以降，湖南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开了三次人才群起的生面。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时期，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在全国形成了“无湖南人不成衙门，无湖南人不成军队”的局面。第二次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湖南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第三次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湘籍人才辈出，灿若群星。
这是有目共睹世所公认的。难怪陈独秀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的‘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这些民族精英无不受到王夫之思想的影响。曾国藩曾组织传刻《船山遗书》，师承王夫之实学，他征剿太平天国打的就是“保卫名教”的旗帜。谭嗣同自称“私淑船山”，表示要承续王夫之的绪脉。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像牛进菜园，埋头阅读王夫之的著作，贪婪地吸取其思想养分。在来湘西草堂前，我重温过1944年衡阳保卫战的惨烈历史，在与日寇38天的拼杀中，大批三湘子弟血染疆场。我曾专程到夏明翰烈士故居瞻仰，一个出身官宦世家的热血青年，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其就义诗惊天地、泣鬼神。一代一代的湖南人，仰慕王夫之，受湘学士风熏染，爱国忧民，敢为人先，以血性与灵气书写中华民族的悲壮与辉煌。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人群创造了特定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又孕育出特定的人物。湖南是这方面的典型。湖南人的个性，湖湘文化的特色，湖南人的精神特别耀眼。
凭吊先贤，岳衡仰止。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代思想巨子，王夫之无疑是三湘文化的一个源头。走进这栉风沐雨几个世纪的湘西草堂，如同走进一个巨大的气场，让人触摸到历史的脉动，感受到文化的传承。
2010年4月
魅力柳侯
初识柳宗元，缘于学生时背诵唐诗《江雪》，学习《小石潭记》、《捕蛇者说》等课文，但真正感受柳宗元的魅力，还是这回走进柳侯祠。
柳侯祠位于柳州市中心，是一个闹中取静、寻幽休闲的好去处，也是外来参观者的首选景点。看碑廊，观罗池，拜谒衣冠墓，盘桓在我心中的问题是，古往今来，像柳宗元这样具远见卓识又有鲜明独立人格的官宦文人并非唐代有，被修祠建庙者也不限于柳宗元一人，但为什么在柳州，柳宗元千百年来一如既往，特别受人尊崇、爱戴和怀念呢？
郭沫若题柳侯祠诗曰：“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这应该是基本答案。
柳宗元于唐元和十年（815年）被贬到柳州任刺史，前后四载，留下了勤政、清廉、亲民的口碑。上任伊始，他就从调查研究入手，陆续推出开荒凿井、植柳种柑、解放奴婢、修复孔庙、兴办州学等一系列兴利除弊新政，表现了强烈的革新精神、清廉形象和惠民胸襟。县志称他“以身示范”，“开此邦人文之盛者，断推柳侯”。
正因为如此，柳侯死后第三年，柳州人就建庙纪念他。柳侯的挚友、尚书吏部侍郎韩愈为之撰写《柳州罗池庙碑》，记述柳侯的政绩：“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浦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鸡鸭，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背，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短短三年，就开创新局面，百姓富裕，社会安定。老百姓因为感谢和敬重柳侯，怕推行不好新政策惹柳侯生气，而自觉地相互提醒：“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
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关于柳侯治柳的最早最权威的记载。祠内至今保存着韩愈撰文、苏东坡书写的《荔子碑》（又称“三绝碑”），可以为证。据传，柳侯死后，因为清廉，连办后事的花费都是朋友和亲戚凑集的，一年后才将遗体运回山西济州老家安葬。
民心是杆秤，政声身后知。这样政绩卓著而又清廉爱民的官员，身后声名不衰，历久而弥新，似“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鹅山奇秀而嶙峋”，是理所当然的。柳州如今是中外闻名的“石都”，柳州赏石文化的始作俑者，居然也是这位柳侯。一任地方官取得如此多方面的政绩，进而在人民心中耸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柳侯的一生是伟大的，九泉之下的他也应当是欣慰的。
同样是文人为官，书生从政，政绩突出者代不乏人，柳侯的巨大魅力恐怕也与他被贬柳州并以身殉职有关系。
柳侯天资聪慧，少年得志，很快就跻身显要部门，不久提任礼部员外郎，受到朝廷重用，前途无量。但是因为参与王叔文等人的政治改革，针砭时弊，得罪了皇帝和权贵，被贬永州，10年不得还朝，尔后再贬柳州，4年后病死任上，年仅47岁。好人遭殃，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惜。柳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尽管被贬穷乡僻壤，仍然以民生为重，积极作为，深得百姓拥戴，多么难能可贵！顺境中的成功者固然可敬，逆境中的英雄更具魅力。
柳侯祠内，保存着大量碑刻和相关文献。我在祠内书店选购的《柳侯祠文献汇编》，就收录了唐至清代31篇文章、80首诗歌，其中除5篇为皇帝所颁赐额、追封和评语外，多为历代柳州官员的诗文。诗文无不推崇柳侯，对这位文能“纬地经天”、行能“希圣齐贤”的先辈遭贬谪至死不能还朝，“如明堂之才，朽于溪谷；如千里之马，轭于辇毂”，均深表同情。当然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认为“士不穷，安能有立？侯之穷，以荒裔终，幸也”。认为柳侯在逆境中进入了人生之大境界，成为柳州一千多年来的一个精神偶像，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幸事，也不无道理。
功德在民，文章在册。柳侯原本就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有人这样评价他的文学成就：“惟公之文，驾韩蹴张；雄深雅健，实比子长”。就是说柳侯文章雄厚、深邃、儒雅、健硕，可以与韩愈、张说、司马迁比美。他在柳州期间写下100多篇诗文，“柳州山水因子厚而生色”。柳侯曾致信岳父说：自我被贬官以来，无事就读百家书，古今通览，才稍微得知文章写得好与不好的原因。宋代汪彦章对柳侯素有研究，他说：柳侯的诗文，凡是写得奇异独特的，都是贬官期间所作。“昔人谓文穷而益工，韩昌黎以侯之文学词章必传于后，如今无疑者，盖亦谓此也”。贬谪文化是不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柳侯在永州、柳州所写的诗文，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却是不争的事实，柳侯的人格魅力部分来源于他的诗文成就也难以否认。
由此观之，一个地方官员要想有所建树，有德于民，除勤政、清廉、亲民之外，多读书、善读书、能写作，是大有必要的。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方能儒雅而不粗俗，理性而不专横，平和而不浮躁。像柳侯这样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在逆境中仍能坚持读书、写作的人，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与那些顺境中不学无术、逆境中自甘沉沦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地以人传人以地”。柳宗元的到来，翻开了柳州历史崭新的一页。对柳侯个人来说，以他的才能完全可以为国家、民族作出更大的贡献，被贬柳州无疑是他人生的一个悲剧，但对柳州、对柳州百姓、对柳州历代地方官员而言，却是一大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