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发报》的地址在北京罗道庄一家公园的五楼上面，是租的社址。
我打听了几名报社的职员，都是说大奖赛与他们报社无关了。
慌得我在报社里站着不走人，非要讨回一个公道不可。
一职员叫来一名妇女说：“她是我们报社的主任，你让她给你讲一讲吧！”
妇女微胖身材，一头比较流行的盘头长发，光彩照人。
北京人特有的长方脸，开口就自我介绍：“我姓熊，叫熊苑玲，您贵姓？”
我起身拉了拉手说：“汉艳，是大奖赛的参赛者，今天早晨刚到北京，不知大奖赛没几天就变味了，能帮我吗？”
熊苑玲递来一杯热糖开水给我，说：“我们律师已经向各参赛作者发表了声明启事，没看见？”
我焦急万分：“有事送我朋友大学报名，没有看到什么启事。”
熊苑玲为难了：“钱不是我们报社收的，我们也是上当的单位，那政审表和通知单是我们报社发的，这事闹得挺大，我们没有通过前往人民大会堂开会的资格，问题就是出在通知上有些不高雅的言词，比如说‘不要带枪支弹药，着装整洁’。这完全是多此一举，报社没被审批下来，组织者就撤离我们，作者交的款子在他们手里，我们报社一再声明，要他们把作者的钱全部退回去。”
“谁是真正的组织者？我找他们要去。”
“新发公司，他们在小红门，不好找，他们的人经常不在。”
我说：“熊姐，您帮帮我吧!我现在的处境极为不妙，一分钱都会要我的命。”
我在动情施压，以为《中国开发报》的人在耍把戏。
一连把自己说到是身无分文的作者。
熊苑玲心肠软：“好吧!我试一试。”
熊苑玲拿起电话，拨打了无数次都没人接，只好自己拿了五十元钱来递给我。
“有个主意，行不行就要看您自己，去小红门街上找新发公司组委会，找到了地方如没人，就等，一旦遇见了他们，你就不要让，逼着要回钱来。如果这五十元钱您用完了，还没等着他们，就回我这儿来拿钱，直到等到为止。”
我先是不愿收下五十元，但自己又说了身上没钱，只好收下来，对熊苑玲的疑心也顿时消除。
在同关牧山的路上，自己一分钱都没花。
来北京才花去了一百多元钱，身上还有钱。
来到小红门街，就四处打听新发公司。
都说不知道，在小红门街派出所里打听出更让我百分之九十九的失望。
“不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个公司，您去问问街道办!”
街道办的几个太婆七嘴八舌。
“这几天，常有人来找这个公司，都说是要钱，不知道这家公司在什么地方。”
我凭着韧性，在小红门市场的一家旅店住下来。
怎么也没想到好端端地来北京开会，居然泡了汤，而且寄来的钱还无下落。
完全从熊苑玲的眼睛里看出了报社的真诚，打电话告诉了找不到的情况。
熊苑玲吩咐要耐心挨家挨户找，重申了没钱就到报社去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