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激万分，要了熊苑玲的电话号码，谢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再谢了。
乐得熊苑玲把我送下楼来，上了去北京站的班车才算完事。
我到了北京站，不停地对自己说：“北京人真好，北京人真好!不像广东人干什么都冷不丁丁。”
一切就这么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没有停下来的任何打算。
北京人与北京的街道，成了我的过眼云烟。
我把找工作的事一门心思地寄希望于上海，认为不能再犯过去远离男朋友的毛病。
但回到上海后，我没有直接去找关牧山，而是四处新找工作。
他想等找到工作后，再去告诉关牧山不迟。
可每到一个用工地方，都伸手向我要原地开出的务工证明，否则不予接收。
上海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算是方法独到。
对我这样的三无人员一向苛刻，这是一种有效控制外来人口的手段。
给上海的交通、治安等等都起到了好处，不过，也让我这种有心成为新上海人的女子的，断了。
在城内找不到工作，就往城外跑。
在城外找了好几个私营工厂都愿收留我，就是保证金或押金吓跑了我，不是五千就是一万。
转到劳务市场就更不用说了，想到饭馆干活，来请的店主要健康证，什么职业资格证。
想去商店当服务员，自己又不是服装专业人员。
不行，最后想到去中介机构，希望那地方能办我想法。
可是，还没走进人才一条街，就传出人贩子卖了十多名女孩子。
正在被公安调查，好多人都怕了。
这下就难倒我了，跑了七八天时间，就只有一个废品收购站的老板愿收下我当废品堆砌工。
工资包吃包住八百起，计件加五十，一月下来可得两千左右，算是不低了。
我平静地想了想，先稳住脚跟再说。
曹安村距关牧山读书的学校非常远，我自从在村子的这个角落做起了堆砌工后，就没有机会去看望关牧山了。
废品回收站的站主是安徽人，个子矮，找个老婆还惹人欢喜，是江西人，在上海来找活打工打到站主怀中的。
两口子勤俭节约，算是在上海滩有了基业，手下的工人不多，只有十几名。
两辆破旧的农用车，也像是回收废品时收回来的。
两个工人司机开起来就像沾上了“魔胶”，老是在公路上扯扯拉拉。
无论屁股上冒再大的烟雾，也只能白白咆哮一阵，跑不了多远的路程就要停下来。
我进了这个站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如何通知关牧山。
无奈，回收站的工作老不定时，半夜三更都要经常起床来下掉送废品来的车子。
下完了还要堆放，第二天一早又要分类堆砌。
然后再装上站主自己的农用车，拉去倒卖给相应的一些工厂，每天都忙忙碌碌。
只要有闲的时间，站主就催工人睡个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觉。
工人里有两名来自四川达县地区乡下的女工，她俩常用四川话同我摆站主的性格好，待工人和气，工资愿出，有时也把站主娘找来寻开心。
四川话其他人听不懂，就是骂他“整死你狗日的祖先人板板”。
他们还以为四川人在向他们问好或早安晚安什么的，但是其他人用他们的方言骂我们三人，也让我们闹不明白是问好还是在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