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暑假，学校文艺宣传队里来了一位新同学，叫荷花。
那天，王老师把荷花带进排练室，大家都有点发愣。荷花不但长得好看，还梳着一条又黑又粗漫过腰的大长辫子。当时的年月，要破四旧，立四新，女同学都是短发“革命头”，扎两根小辫也是长不过肩。荷花留着“四旧”的长辫子，还敢到宣传队里来炫耀。就如平静的湖水里丢进了一颗炸弹，宣传队里乱了套。
荷花的长辫子特吸引我们男生，排练休息的时候，“李玉和”“郭建光”“胡传魁”都爱围着荷花转。演李铁梅的马丫心里不舒服了。马丫是宣传队里的台柱子，只要排节目，马丫就是当然的女主角，被老师和同学宠得跟公主似的。马丫走路头仰得高高的，很少跟我们搭腔。马丫长得也好看，就是头发又黄又稀，演出时得接上个黑黑的假辫子，上黄下黑，我们都叫她“二合一”。马丫对荷花那条大长辫子很嫉妒，更看不惯我们围着荷花屁股后面转的臭德行。马丫找到驻校的“贫农代表”雷大爷，告状说荷花留长辫子是资产阶级“小情调”，是封资修的“黑货”。雷大爷十分重视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找到王老师谈话，要校宣传队引起“高度重视”。把留长辫子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不能让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自由泛滥。
王老师十分为难，对我说：“你是宣传队长，你找荷花同学谈谈吧”。
我心里也很不情愿，可这是“革命任务”，必须完成。那天排练结束后，我和荷花一起回家。荷花很高兴，一路甩着辫子唱着歌。我就开始和她聊辫子，说留个长辫子洗头不方便，还浪费肥皂，剪短了算了。荷花吃惊地望着我，把辫子护在胸前，说剪不得，剪不得啊。荷花和我讲了她梳长辫子的原因。荷花的妈妈生下荷花不久，得了场重病，双目失明。荷花的爸爸当兵在外地，荷花是在妈妈的爱心拉扯下长大的。荷花的妈妈每天都为她梳头扎辫子，荷花说，妈妈给自己梳头扎辫子时，是妈妈最快乐的事。妈妈给荷花扎辫子成了对女儿爱的一种寄托。如果荷花把辫子剪掉了，她妈妈还不知会怎么难过呢。怎么办？我和荷花坐在小河边，望着清凌凌的河水发呆。到了荷花家，我对荷花的妈妈说，阿姨，你能不能把荷花的辫子变得短一些。荷花妈妈笑着说：“多短才行啊？”我说，反正不属于“小资产阶级”就行。荷花妈妈依然笑着说：“行啊，我把荷花的辫子盘起来就好了。”
第二天，荷花来到学校，粗黑的辫子盘在脑后，嗬，像盘着一朵荷花，更好看更漂亮了。马丫又去告状，说有人把资产阶级的尾巴盘在头顶上是何居心。那天正好排练一首歌曲“从北京到边疆，革命红旗迎风飘扬”。我有了主意，建议把这首歌编成舞蹈，大家化妆成各民族的小朋友，荷花可以化妆成新疆小姑娘，把粗辫子分成十一根小辫子。因宣传需要，辫子自然剪不得。王老师高兴地拍拍我的头，说：“就你会耍小聪明”。荷花的脸上也露出了甜甜地笑容。
好事多磨。不久，学校就接到通知，要参加县里的汇演，各学校代表队只能演“革命样板戏”，其余节目都停排。歌曲舞蹈不能排了，荷花的辫子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雷大爷给一周的时间让荷花反省反省，要么离开宣传队，要么剪掉辫子。还说：“咱无产阶级的娃，不能扎资产阶级的辫”。荷花哭了，哭得特别伤心，她说她舍不得离开宣传队，把辫子剪掉算了。几天后，学校组织预演，取得“革命胜利”的马丫得意洋洋地故意让我看看她的假辫子扎得紧不紧。忽然一个念头在我心中闪过，我用手将“二合一”的假辫子往下捋了捋说：“扎结实了”。演出开始，当演到《红灯记》选段“仇恨入心要发芽”时，情况出现了，马丫把那根“二合一”的假辫子给拽掉了。台下同学都笑了，说还是人家马丫的阶级感情深，连辫子都给拽断了。马丫捧着“二合一”的辫子坐在台上大哭。
宣传队开了“斗私批修”会，王老师作了检讨，马丫作了自我批评。我是队长，也因把关不严，作了深刻的“思想解剖”。我提出建议，为了防止以后出现此类事情，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李铁梅”就可以让荷花同学演，她那根大长辫子就是“仇恨入心”一百次也拽不下来，马丫同学可以演不扎辫子的英雄人物，比如“阿庆嫂”。大家都鼓掌赞同，特别是男同学把手都拍红了。“贫代表”雷大爷也不住点头。从此，再也没人对荷花的辫子说三道四了，谁敢去剪掉革命英雄“李铁梅”的辫子呀。
10年后，我在部队当兵时，收到荷花寄来的信，还附有一张她扎着长辫子的照片。信上说，她就要当新娘了，要剪掉长辫烫个漂亮的发型，这照片是留作纪念。她说，这辫子虽然剪了，但我为她保护辫子的故事她是不会忘记的。
是的，我也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