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文人学者对八股文的批判
八股文在明清两代延续了五百多年，这种文体的弊端从它产生之初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八股文束缚了文人的思想，浪费了他们的青春时光，使当时的文坛死气沉沉，社会思想缺少生气和活力，使国家的发展滞后。因此，明清的文人学者从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判。
在明代，八股文刚刚产生并用于科举考试当中时，明代文人对八股文和八股取士的批判不像清代那么激烈和彻底。甚至像李贽这样进步的思想家，不但不批判八股文，还从革新文体的角度对八股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李贽把当时的“举子业”，即八股文，与《西厢记》《水浒传》相比较，认为八股文是“古今至文”中的一种。当时文坛上比较进步的一些流派，如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的作家诗人也都大肆宣扬八股文的好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究其原因，一是八股文也是一种“载道”的工具，它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在宋明理学仍然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得以发展的；另外，八股文是从明代开始的，历史不算长，八股文的种种弊端虽然已经开始暴露了，但是还没有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所以并没有成为当时文人严厉批评的目标。
虽然如此，明代八股文的弊端还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对它进行批判的人也很多。其中抨击最猛烈、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提倡“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的前后七子。前后七子从明朝中叶开始活跃于文坛，长达百余年之久，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后七子，则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因为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鲜明的复古色彩，所以受到当时一些进步学者的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是针对当时文坛受理学风气和台阁体创作影响所形成的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而提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重寻文学出路的意义，是想借助复古的手段从而达到变革的目的，尽管存在很多缺点，但是其出发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前后七子对八股文的批评，主要是从文体的角度出发的，其中批评最激烈的是王世贞。他曾说：“甫离即从事学官，顾其所学，仅科举章程之业，一旦取甲第，遂厌弃其事。至鸣玉登金、据木天藜火之地者，叩之，自一、二经史外，不复知有何书，所载为何物，语令人愦愦气塞。”王世贞认为学习八股文，耗费了学生太多的精力，但是除了用于科举考试外，没有任何实质的用处，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考中的人，也未必都有真才实学，所以他坚决反对八股文，前后七子也都持这种观点。
到了明末清初，批判八股文的文人越来越多，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了风气。这个时候对八股文和八股取士批判最激烈的是顾炎武和王夫之。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爱国主义文人，原名绛，明朝灭亡后改名为炎武，字宁人，学者称他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朝末年曾经参加复社，清兵入关以后，他在江南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失败后流亡北方，曾考察山川，拜访豪杰，想要恢复明朝，晚年卒于陕西华阴。顾炎武关心国计民生，忧国忧民，这种精神也突出表现在他的文学主张上。他在文学方面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所以非常反对呆板枯燥的八股文。他曾在他的《日知录》中谈到：“文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之损矣。”他在文章中所说的“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就是指八股文一类空疏乏味、脱离实际的文章。顾炎武认为八股文对文人、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严重，他在《日知录·科举》中就明确指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同时，他在《顾亭林诗文集》中，从读书培养人才的角度出发，对八股文的危害做了更加具体的分析，他认为，当时的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从儿童时期就学写八股文，有的人甚至要学到白头，他们整天在书房中苦读圣人的经典，而对天下的大事则一无所知，真的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不仅消磨了大量的时光，最后的结果竟是“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国家虚弱不堪，也给了外敌可乘之机。因而顾炎武提出要用经史和当世之务取代八股文，改变八股取士制度。
明末清初另一位对八股文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是王夫之。王夫之是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字而农，湖南衡阳人。他是明崇祯时期的举人，曾跟随永历桂王举兵抗清，南明灭亡后隐居山林，埋头著书，他精通经学、史学和文学，在学问方面贡献很大，学者都称他船山先生。王夫之对八股文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还写有关于八股文的专著——《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王夫之在文中深刻地揭露了八股取士的荒谬，他举例说，有的人在写八股文章时，把《论语》中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写成“冰兢”，还有的人把《尚书》中的“念终始典于学”写成“念典”，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当时科举考试中写作八股文的人孤陋寡闻、思想僵化和视野狭窄，这种考试的结果只能是他所说的“士皆束书不观，无可见长，则以撮弄字句为巧，娇吟蹇吃，耻笑俱忘”。由此可见，王夫之对八股文的批判和揭露是相当深刻的。
（二）清代文人学者对八股文的批判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考试制度，继续采用八股文进行科举考试。八股文发展到清代，其弊端已经完全暴露出来。因此，清代对于八股取士制度的存废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清代进步的文人学者也没有不反对八股取士制度的。
清康熙初年，就开始出现了关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康熙皇帝玄烨继位不久，就下令取消八股取士制度，他认为八股文章的内容和当时的政事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八股文华丽浮糜，所以下令停止使用，只用对国家和百姓有益的策论、表、判进行考试。此后的科举考试都没有用八股文，但是，八股文和八股取士作为一种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对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非常有利，所以康熙八年又恢复了八股取士制度。乾隆九年，当时的兵部侍郎舒赫德提出取消八股考试。舒赫德是满洲正白旗人，是满族大臣中比较有作为的。他认为清朝的科举考试，只凭一篇八股文章就决定考生是否被录取，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况且八股取士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在考试中侥幸考中的人越来越多。而清代的八股文，都是一些空洞的言谈，对以后为官等都没有用处，并且清代写作八股文时抄袭成风，看不到真才实学。所以舒赫德提出应当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再另想其他的选拔人才的办法。舒赫德的看法是很符合当时实际的，但是他的上书却遭到了顽固派的坚决反对，使得八股取士制度在清代中后期一直得以沿用。
清代的进步学者黄宗羲、颜元、戴震等，也有很多批评八股文的言论，其中批判最彻底的是颜元。颜元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据说他从小就厌恶八股文，他19岁时考中秀才，但是到21岁时就不再学习八股文了，专门从事学术研究。颜元认为治学之道在于实学、实习，重在一个“实”字。他进一步发挥了顾炎武对八股文的批判，对当时的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说：“八股行天下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他认为八股取士是国家得不到发展的根源，它的危害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要严重，这与顾炎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打开了清王朝的大门。中国社会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随着民族危机、封建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无数的仁人志士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关注社会政治，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因而要求取消八股文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较早提出改革八股取士制度的是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龚自珍，浙江仁和人，道光九年中进士。在学术上，龚自珍主张“经世致用”，他的诗文大胆地揭露清王朝统治的腐朽本质及其必然没落的命运，呼吁变革。因为他参加过八股考试，还在八股文上花费了很多精力，深受其害，所以他强烈地要求改革八股取士制度，后来还烧掉了他生平所写的一切八股文章，与八股文彻底决裂。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西方文化不断地传入中国，很多文人学者提出了运用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来改良中国，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改良运动是由康有为和梁启超发起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在中国开办洋学堂，废科举，取消八股取士制度。康有为在《清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明确提出了取消八股取士的主张，深刻地揭露了八股文的种种弊端。他指出，改革变法的道路有很多，而最重要的是要先有人才。获得人才的方法也很多，最重要的是要先改革科举制度。因为当时还没有开办新式学校，所以应该先废除八股文。他还谈到了八股文的危害，读书人为了写作八股文，不看任何其他书籍，只读四书五经，不做任何其他学问，只是学写八股文。中国几千年的学问被废弃，且不闻不问。读书人认为只要做好八股文，就可以前途无忧，而这些人多数是没有真才实学的“庸才”，有些“庸才”甚至不知道司马迁、范仲淹是哪个朝代的人，如果你问他们亚洲、欧洲、美洲的事情，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些通过八股取士而被选出来的“人才”，竟然闭塞、孤陋寡闻到如此程度。康有为认为，当时的清王朝之所以腐败没落，八股取士制度要负很大的责任。康有为等维新派废除八股文的主张对后来八股文的废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清代，文人学者对八股取士制度的否定和批判还体现在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清代很多优秀小说，如《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镜花缘》等都对明清的八股文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和讽刺。其中，《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小说以清代中叶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题材，对封建八股取士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了深刻地思考和探索，对科举制度和八股取士的荒谬腐朽进行了辛辣地讽刺和揭露。小说开篇第一回，就借王冕的故事隐约地概括了整部小说的主旨，即痛斥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一味地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这里的“文行出处”是指知识、德行、出仕、退隐的修养。
小说通过周进、范进的悲喜剧辛辣地讽刺了八股取士是如何把人弄得神魂颠倒的。这种制度并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周进、范进在科举考试中的失败和成功都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他们把自己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都投入到八股取士中，结果却把自己弄得精神空虚，知识贫乏，范进当了主考官以后，竟然连宋代的大文豪苏轼都不知道，这是多么荒唐可笑。同时，小说还着力描写周进、范进命运转变过程中周围人对他们的不同态度，深刻地揭示了八股取士制度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毒害以及造成的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性也发生了扭曲和蜕变。小说的第五回就描写了人物匡人超是如何从一个淳朴的青年而堕落成无耻的势力小人的。
因为科举考试是取得功名的唯一途径，所以少数幸运者一旦夺得功名，就会肆无忌惮地攫取财富、压榨百姓。他们当官以后，大多数是贪官污吏，如果在乡里就是土豪劣绅，八股取士制度实际上成了社会腐败的根源，《儒林外史》中的王惠、严贡生就是这样的人物。小说还借助王仁、王德这一对难兄难弟之口，充分揭露这些“代圣人立言”的道学儒生的虚伪。
《儒林外史》写了八股取士制度下知识分子是如何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度上，以致变得才华枯竭、丧失独立人格和人生价值，这实际上是对明清八股取士制度的强烈控诉。
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虽然谈鬼说狐，但却贴近当时的社会现实。这部小说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写狐鬼与书生、文人发生的事情。即便是没有发生直接的关系，也与书生、文人的生活境遇休戚相关。而与书生、文人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事情莫过于科举考试了，这可以说是蒲松龄对自己个人生活感受的抒发，这一创作特点突出表现在他小说中对科举考官昏庸的描写上。
蒲松龄19岁进学，名声很大，但在乡试中却一直没有考中，这就断绝了他获取功名的道路。饱受八股折磨的他，在一次次的失利之后，终于在自己的小说之中发泄了他的沮丧、悲哀、愤懑之情。蒲松龄认为八股取士的症结在于考官的昏庸，所以他的小说里有很多文章对科举考试中的考官进行冷嘲热讽。在《贾奉雉》一文中，有一个人，知道科举考试的弊端，劝贾奉雉效法拙劣的文章应付考试，他让贾奉雉在劣等试卷中摘取一些空洞俗套的句子，贾奉雉在考场中把这些东西写了出来，竟然中了经书试题第一名。后来，他再读这篇文章，汗流浃背，感到“以金盆玉碗贮狗屎，真无颜出见同人”，因羞愧而隐居山林，深刻地表达了像作者一样怀才不遇的文人对科举考官的愤懑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