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消费品的消费是和社会生产紧密相连的，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归宿，使生产出来的产品得以最后完成其为现实的产品；还为生产创造出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推动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消费总要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生产决定了消费。所以，人民消费的水平高低直接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额及其增长速度，取决于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同时又受到人口、价格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中国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落后，加上计划经济体制及当时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积累和消费比例安排不当，积累率过高，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提高不快。那时的消费模式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消费水平增长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显示出不稳定性，经历了较快增长一水平下降一恢复发展一缓慢增长的波动；二是城镇居民供给、半供给制消费色彩浓厚；三是农村居民低水平的自给型、半自给型消费方式；四是消费结构的粗放性、单一雷同性、重复性和稳定性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生活水平提高的国内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20年时间，是中国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提高最快、消费结构变化最大的时期，正是由于这种提高和变化，中国居民家庭进入了由温饱水平向小康水平的过渡。这种变化，从最根本上来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具体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88.1亿元上升到1995年的58260.5亿元，年平均增长9.9%；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1亿元上升到1997年的70000多亿元，经济增长率居世界首位。工业、农业、第三产业都获得了快速发展，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4237亿元增长到1995年的91893.8亿元，平均增长14.9%；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397亿元发展到1995年的20340.9亿元，年平均增长6.5%。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稳步增长。粮食产量从1980年的32056万吨提高到1996年的50454万吨；油料从1978年的521.80万吨增长到1995年的1613.2万吨；肉类从1978年的856.30万吨增加到1995年的5260.1万吨；我国的钢产量由1980年的3712万吨，增加到1996年的10124万吨，发电量从1980年的3006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996年的10813亿千瓦小时，1997年中国发电量居世界第二位。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提前五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2)消费政策得到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和水平的变化对社会生产的推动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开始注重处理社会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关系。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从其发展的结果来看，都起着促进扩大再生产和满足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作用。但是，前者反映的是全体劳动者长远的利益，后者则反映劳动者目前的利益。在国民收入为一个既定量的条件下，如果用于积累的过多，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必定会影响其积极性，我们在过去已有这方面的教训。可是，消费基金过多，也会影响劳动者将来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居民消费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借鉴当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对消费政策作了适当的调整。把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消费水平确立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最根本的目的；把消费增长速度要低于生产增长速度、不得超越现实生产的可能性，作为对消费总量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原则。适当提高了消费的比例，使消费水平逐年稳步提高，防止出现大起大落。鼓励一部分工人和农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既拉开不同层次、不同地区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差距，又不能使差距过大，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由于我国消费政策的调整，尤其是所有制结构调整，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收入来源多元化，为扩大消费创造了前提条件。
20年来，城镇居民收入和职工工资收入虽然增长很快，但并没有超过经济增长的水平和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也低于社会生产率的增长。但工资以外的收入则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水平，收入来源呈多渠道、多样化特征。随着职工就业渠道的拓宽，职工从事第二职业等其他劳动收入明显增加。据统计，1993年职工工资外收入达1580亿元，比1985年的250亿元增长5.2倍，年均增长25.9%，比同期工资总额平均增长17.2%高出8.7个百分点，剔除物价因素，年平均增长12.55%，大大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61%的水平。此外，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猛。随着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推行和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增加，城镇居民的金融活动日趋活跃，投资意识不断增强。1994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购买股票、债券以及储蓄等所得的股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69元，比1990年增长了3.4倍，随着近年来银行利率的下调，居民的投资意识进一步加强。
在我国农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经济改革，打破了僵化的旧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由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发展，在农村的产业结构中，农业的比重下降，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的比重提高；在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五业中农作物种植业比重下降，林牧副渔的比重上升；在种植业结构中，经济作物的比重提高，粮食作物的比重下降。
随着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迅速发展态势，农村工业化和劳动力转化成就巨大，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的比重明显增加。收入的渠道也由传统的自给自足为主，向多样化发展。在整个80年代，由于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大解放，农民收入的绝大部分保持在第一产业。1985年，这部分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3.5%，1990年上升到74.5%。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从第二产业得到的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比例由1985年的7.4%上升到1990年的10.3%，1994年进一步上升为17.3%，第三产业的收入也达到12.6%。从总体上看，农民非农产业的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8.8%上升到1994年的36.1%。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明显上升。这样，收入的大幅度增加满足了居民需求的多样性。
(3)商品市场体系迅速发展和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市场的认识不断加深，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各类市场发展迅速，市场体系逐步建立。在市场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的商品市场的发展已逐步完善。商品流通体系的改革不断深入，已基本建立了多层次、多类型、多功能的消费品市场体系，使消费品的流通高效、畅通和有序。市场价格基本稳定，国内通货膨胀得以控制。清除假冒伪劣商品力度加大，不管是“中国质量万里行”还是“百城万店无假货”行动，都使中国消费者的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
目前，我国市场繁荣，贸易活跃，居民消费品的生产和流通已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为居民消费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消费品工业的产品更新换代步伐加快，花色品种日趋丰富，市场供应充足，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商业网点迅速发展。到1997年，全国已建立各类有形商品市场10万多个，其中，各类批发市场4400个，各类交易市场1万个，城乡集贸市场8万个。全国已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3000多个，全国商业网点1500万个。交易形式已发展到现货、期货、批发、零售、连锁等多种形式。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已由改革开改前的8%上升到改革开放以来的14.5%，其中1993年比上一年增长26.1%；社会消费品销售增长更为迅速，1993年与1978年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了8.7倍，年均增长16.3%，大大快于前26年平均递增6.3%的速度。
(4)人口、劳动及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我国的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劳动用工和工资制度的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等都有利于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处理人口增长与经济建设、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把计划生育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提出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20年来大见成效。据统计，我国人口总量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分别为98705万人、105851万人、114333万人和121121万人。1995年全国共出生206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55%。与1994年相比，1995年全国少出生人口47万人，人口出生率下降了0.58个千分点；少增加人口6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0.66个千分点。“八五”计划期间，全国增加人口6788万人，比原计划少增加1579万人，增长5.94%；年平均增长率为11.60‰，比计划降低2.63个千分点；与“七五”计划期间相比，年平均增长率下降了3.9个千分点。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带来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到1995年，劳动合同制度已基本建立，同时劳动监察制度建立，集体合同制度已开始试点，《劳动法》于1995年开始实施，从而使劳动关系的建立和调整纳入了法制化轨道。1995年底全国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的企业职工人数达9155.2万人，约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5%。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分别制定发布了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为380元/月，最低的为120元/月。针对部分困难企业难以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的问题，多数地方在发布最低工资标准的同时作出了特殊规定。
随着经济体制特别是企业改革的逐步加深，我国劳动力的就业政策和就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的国家“统包统分”的就业政策向国家指导下的市场就业转变，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国家政策引导扶持和社会提供帮助服务，鼓励和推动劳动者依靠自己努力实现就业。在落实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拓宽了就业渠道，扩大了就业。我国的从业人员数从1980年的42361方人增加到1996年的68850万人，城镇失业率从1978年的5.3%下降到1990年的2.5%和1996年的3.0%。目前，企业改革和机构改革，增大了就业压力，下岗人员增加，1995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520万人，比1994年增加了43.6万人。为减少失业，从1995年开始在全国全面实施“再就业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140万长期失业职工和企业富余职工实现了再就业。
社会保险、保障制度改革步伐加快，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法，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也开始试点。同时，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我国还推行了“温饱工程”和扶贫开发，明确了扶贫攻坚的重点乡村，加大了扶贫力度。扶贫物资、资金和技术向重点乡村倾斜。据统计，1995年中央投入的财政支持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专项贷款总额达到100亿元左右。此外还增拨了两亿元的义务教育专款，用于实施“国家义务教育工程”。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对口扶贫工作，社会扶贫的热情越来越高。
二、人民生活消费的新水平
改革开放20年，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持续高速增长时期。受经济体制改革和高速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加上国际消费结构与消费倾向的诱导作用，这20年也是中国居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
(1)中国居民家庭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消费水平是从量的方面反映居民消费状况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消费品供应量迅速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由1978年的1264.9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24774亿元。主要工农业产品尤其是消费品增长迅速。12亿人口大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并向小康生活迈进。1978年全国居民总消费1759.1亿元，1995年达到27838.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1997年达到5100多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1997年的2000多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从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1996年的2677元，1979～1995年平均增长7.4%；城乡居民年底储蓄存款余额从1978年的人均210.6元提高到1996年的38521亿元，1979～1995年平均增长33.8%。卫生和社会保障条件改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
(2)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
如果说消费水平是从数量上反映居民生活状况的话，消费结构则反映了居民消费质量档次的情况。8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可通过“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全年主要消费支出结构”表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全年主要消费支出结构”表显示出来。
根据城市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全年主要消费支出结构、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结构和实物消费状况可以发现如下变化：
第一，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在城镇和农村有所不同。在城镇居民中，食品消费数量趋于稳定，而档次提高。1982年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58.65%，1983年为59.2%，1984年下降至57.96%，1985年为52.25%，在1986～1990年间一度上升，1990年为54.24%，之后稳定下降，1992年为52.93%，1993年为50.13%，1994年为49.89%。在农村，恩格尔系数在80年代前期明显下降，但1985～1994年基本上没有变化。1978年为67.71%，1980年降至61.77%，1985年降至57.78%，以后一直稳定在58%左右。
与此同时，城乡居民食品消费的层次在提高，由主副食并重向副食为主转变。1980年主食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为37.3%，副食为27.1%，主副食之比为1.4：1，1985 ～1990年逐步接近1：1.之后，副食支出比例超过主食，而且副食比重越来越大。副食中，食油、猪牛羊肉、家禽、蛋类、鱼虾、烟酒的消费量增加很快。
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判断和中国城乡居民家庭食物消费变化状况分析，在8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消费水平已开始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恩格尔系数50%～59%为温饱水平，40%～49%为小康水平，我国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消费水平已接近小康。农村居民在1990年前后开始由温饱型消费结构向小康型消费结构转化。当然，在恩格尔系数问题上，我们还要考虑到中国居民消费中的各种福利、补贴，以及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历史。与国外各国的收入相比，中国家庭的食品支出比重偏高。
第二，衣着消费支出占生活费支出比重升降幅度较小。从城市居民看，1981年衣着消费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是14.79%，为67.56元。1994年比重为13.99%，399元。从实物形态看，尼龙、化纤等比重下降，真丝、纯棉、毛料等高档布料消费量大增，而且人均消费量从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布匹消费绝对减少，服装消费明显增加，说明衣着消费成衣化特征明显。这一变化符合消费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来说，随着生产力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消费和衣着消费这些基本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将退居次要地位。
第三，耐用消费品迅猛增长。改革开放20年，城乡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增加迅速。在城市，部分耐用消费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自行车等已经进入饱和期。据统计，仅1985～1994年，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拥有的彩色电视机增长了4倍，冰箱增长8.44倍，照相机增加了2.5倍，收录机增加了2倍，组合家具增加了8.76倍。缝纫机、黑白电视机数量则明显减少。另外，许多新的耐用消费品从无到有，迅速进入居民家庭，如录放机、摩托车、组合音箱、中高档乐器、淋浴热水器、抽油烟机、空调器、吸尘器等等。耐用消费品尤其是家用电器在城市普及速度之快大大超出预料。90年代，人们已把消费目标定在了小汽车和房子上。
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低于城市，但增加的速度也很快。从1978年到1994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自行车由30.73辆增至136.5辆，增加了3.44倍，缝纫机由19.8架增至62.75架，增加了2.17倍；手表由27.42只增至174.26只，增加了5.35倍。其他新型家用电器自80年代中期进入农村居民家庭后也呈迅速增加的趋势，其增长速度还超过了城市。1985～1994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的彩色电视机增加了15.9倍，电冰箱增加了65.7倍，洗衣机增加了7.05倍，黑白电视机增加了4.65倍，收录机增加了5.02倍。这说明，农村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虽然起步晚、起点低，但增长速度却很快。
第四，住房支出消费的比重上升。与房地产市场逐步形成相伴随的是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福利分房的比重降低，货币分房已是大势所趋，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城市居民住房支出的比重。1980年，住房支出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4.3%，1985年上升到5.6%，1994年已达到6.8%，1997年大大提高，至1998年底，将彻底停止福利分房。在农村，居民在实现了温饱以后开始重视居住条件和质量。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住房消费支出为11.95元，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为10.3%，到1994年，上述两个指标分别变为142.34元和14%。1978年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8.1平方米，1994年增至20.22平方米，其中砖木结构房屋由1985年的人均7.47平方米增至11.53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由0.31平方米增至2.67平方米。1985年新建住房8.3%是钢筋混凝土结构，1994年则增加到33%。所以农村居民居住面积增加，质量提高，更新加快，居住消费的支出比重也相应提高，占消费支出比重升至仅次食品消费支出而居第二位，从1978年至1994年在16年间增加了16.82倍。
第五，交通通讯支出增长。由于交通、通讯事业的迅速发展，居民外出和通过各种媒介了解社会的机会增多，交通通讯费用增加。1980年我国城镇居民用于交通通信的支出为1.4%，1994年是4.7%，近几年长势迅猛。但在农村这一支出增长迟缓，比重有所下降，说明在农村，交通通讯落后仍对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改善消费结构起着抑制作用。
第六，居民的精神文化消费支出有所增加。人们在吃饱穿暖以后开始注重精神消费，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注重教育，尽管从总体上说跟不上人们收入的增加，但数量在提高，活动领域也在拓宽。城市每百人每天拥有报纸份数由1978年的3.66份增加到1996年的4.04份，每人每年拥有图书、杂志由1978年的4.74册增加到1995年的7.78册；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78年的95.50%提高到1996年的98.8%，每万人口有大学生数由1978年的8.90个增加到1996年的24.7个。此外，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增加也较快，每万人拥有医院病床数由1978年的19.28张增加到1996年的23.40张，每万人拥有医生数由1978年的10.73人增加到1995年的15.90人。
综上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20年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20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城乡居民各项消费都由追求数量转为追求质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的生活将会有更大改善，结构会更大优化。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我国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如中国目前估计还有8000万左右贫困人口没实现温饱，其中约7000万左右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城乡距离拉大，消费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消费领域存在一些问题等等。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这些问题将会逐步得到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