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宋“讲武礼”的发微
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赵构作为宋徽宗留在中原的唯一皇子，在北宋王朝的废墟上登上皇位，延续了宋朝的统治。依据传统儒家关于的正统性的表达，他的继位不容任何质疑——至少符合了当时人希望皇位应该在赵宋皇室内部继续传递，而不是由伪“楚”或伪“齐”的其他姓氏来僭越中原王室血统的正当性。此外人们更加期望能够结束目前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国势，恢复帝国以往繁荣局面，这样的理想也当然就维系在这位年轻的君主身上。
南宋初年的士大夫力求使帝国军队能够在金的强悍进攻面前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并且肩负起恢复北方失地的重任。但是南宋军队的孱弱现状，又不得不令大家必须在短期内找出解决方法。咸平二年（999）宋真宗在强辽威胁之下举行的盛大阅兵式，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南宋初朝臣对于“讲武礼”的关注热情——尽管在北宋后期此项礼仪几乎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消失。
建炎三年（1129）胡寅上书谈到治理军队三事，其中之一就是希望宋高宗能够亲自检阅军队，促使士兵加强训练，早日承担保卫国家的职能。而高宗也适时地表达了自己继承先祖重视武备的传统，考察武将能力的意愿。绍兴五年（1135），时任资政殿学士的李邴上奏“上战阵守备措画绥怀各五事”，其中之一就是希望高宗能够亲自“大阅”，“宜因秋冬之交，辟广场、会诸将，取士卒才艺绝特者而爵赏之。”明确提出举行“讲武礼”，检阅训练成果，激发士气，期望高宗能够遵循古礼，实现广大士大夫的“恢复”心愿。不过，未见宋高宗对此作出明确表态。此后虽仍有人提出相似建议，绍兴七年（1137）黄彦平上奏，希望宋高宗能够模仿北周、唐代的骊山讲武传统，“用临淮校旗之法，激惰偷之士，角拳勇之才，令行于军，气当自倍。”但是遭到了与李邴相同命运，没有得到高宗皇帝任何回复。
然而与此种状况恰恰相反，之后的宋孝宗和宋宁宗朝初期，“讲武礼”呈现出非常兴盛的局面，宋理宗也一度将它作为一件很重要的政治事件。那么究竟“讲武礼”有着怎样的意义，使得南宋的数位君王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它与南宋政治与军事之间有何种联系，都是以下将要阐述的内容。
二、南宋“讲武礼”与军事训练、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尽管“讲武礼”只是古代军礼中的一项皇家专用礼仪，但是它蕴涵着政治与军事双重含义，又是其他各项军礼所不能比拟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莫大议题。
作为昭示皇权至高无上的很好手段，咸平二年（999）的宋真宗大阅“讲武”除军事含义之外，就有为了向辽国宣扬宋朝皇帝唯一合法性，而辽终究是“夷狄之国”，与宋朝之“正统”不可同日而语的意味——至少当时广大士大夫持这样的看法。“这种正统观，由于绵延已久的几个世纪的君权统治而得到加强，而正是它培养了士人对王朝的认同感。”
作为唯一留在中原的宋徽宗子孙，宋高宗的继位具有与生俱来的合法性，虽然北方的金朝君主也称皇帝，但宋金双方对峙之初，这是不被文化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中原士大夫所承认。在两宋之交纷乱的政治形势之下，王朝已经趋于崩溃，可是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正统观”，只有赵宋子孙才能继续维持帝国的生命，其他试图进行改朝换代努力的任何人，都被称做“伪”或者“虏”。因此宋高宗的皇位自然而然的带有与生俱来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他的权力是不容被质疑的。即使我们不可否认这位“中兴之主”的个人才能以及追求均与当时国势格格不入，其不足以承载一个国家的命运——尽管南宋史家对于宋高宗多有讳言，竭力将其塑造成为一位“模范君主”。
既然如此，“讲武礼”的政治意义对于宋高宗个人来说没有效用，而其一心求和的心态，更加决定了具有积极军事意义的“讲武礼”是宋高宗所不能容忍的。纵然有时在不得已情势之下作出必要的姿态，但是力主和议的高宗终究不能容忍“讲武礼”可能会引起金人对其“议和诚意”的误读，这决定了“讲武礼”不可能在高宗统治时期得到应有的重视。
然而，并不困扰高宗的“合法性”问题，却不断对之后南宋的几位皇帝施加重大影响——因为这些皇帝都需要证明其继承的合法性。
宋孝宗最初只是拘养于宫廷内的太祖子孙之一，十余年的宫廷生活总在宋高宗不断的考察中度过，最终才在与另一位皇子的斗争中胜出——同时也要归结于宋高宗仁慈的主动退位，成为帝国新的君主。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即使在宋高宗当“太上皇”期间，对于朝政也有很大的影响力，直至宋高宗离开人世之前，宋孝宗总是生活在其阴影之中。上有“中兴之主”的君父，孝宗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来树立自己的权威，证明自己继位的正统性。
如何证明自己的帝位不是来自太上皇的“施舍”，而是皇室血脉的一次正常延续，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统性——作为困扰宋孝宗的一个重大议题，亟须通过某种方式获得解决。“讲武礼”恰好充当了这样的角色，既能通过此表达自己力图“恢复”的决心，增加士大夫对己的支持与信任；又可以向国民示威，昭示帝国唯一统治者的庞大权力来源。同时对于敌国也具有一种强大的威慑力，使其不敢轻视在两国关系中处于臣属位置的南宋皇帝。因此，为了摆脱自己卑微的出身和太上皇带来的巨大政治压力，宋孝宗在无法效仿唐太宗通过战争手段建立功业的情形下，一直力图“恢复”的他必须表达“安不忘战”思想，而“讲武礼”就成为他的重要选择之一。
据南宋人记载，宋孝宗在位期间，一共举行“大阅”五次之多，时间跨度近二十年。在其初继位的隆兴元年（1163）就下令举行“讲武礼”，但是由于天气原因作罢。乾道二年（1166），在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拉开了南宋历史上大规模“讲武”的序幕。
此次“讲武”首先确定在当年冬季举行，地点也由隆兴元年的“候潮门外大教场”改到了距城二十里的白石教场，“大阅”前三日便已经将命令下达。当日早晨，自宫内的“祥曦殿戎服乘马”，“戎服”即“御阅服。以金装甲，乘马大阅则服之”“太子、亲王、执政以下并从至大教场。进膳毕，上独与太子、亲王、管军、知阁、御帯、环卫官俱往白石。”宋孝宗登上将台：
三衙统制、统领官等起居毕，举黄旗，诸军皆三呼万岁拜讫，三衙管军奏报取旨，马军上马打围教场。举白旗，三司马军首尾相接；举红旗，向台合围，听一金止。军马各就围地，作圆形排立。射生官兵随鼓声出马射獐兔，一金止。叠金，射生官兵各归阵队。举黄旗，射生官兵就御台下献所获。帝遂慰劳，赐赉诸将鞍马金带，以及士卒。诸军欢腾，鼓舞就列。百姓观者如山。
当时天气已经多日阴霾，至宋孝宗出城“阅武”，天公作美，马上云开雾散，“时久阴曀，暨帝出郊，云雾解驳，风日开霁。”检阅结束后，宋孝宗相当满意，对指挥军队的殿前司主管王琪等人赏赐颇丰，“赐殿帅王琪以下金、银椀有差。三司主帅至统领官各十两金椀一。射生将佐、使臣等各七两、五两银椀有差。”回到幄殿又与随从的太子、亲王等饮酒为庆，晚饭后才起驾回宫。尔后宋孝宗对王琪等赞赏有加：“前日之教，师律整严，人无哗嚣，分合应度，朕甚悦之，皆卿等力也。”而王琪等也适时的称赞皇帝英武，并且表示了为君主鞠躬尽瘁的决心，“此陛下神武之化，六军恭谨所致。臣愿得以此为陛下剿绝奸宄。”
而当时臣子鉴于“上方勤阅武”纷纷以此为素材，“愿赋翰林章”。吕定就以《调兵》、《扈驾》、《班师》为题，表达了君主对于武事的浓厚兴趣：
年少谈兵胆气豪，折冲千里岂辞劳。旌旗影动秋风瑟，鼓角声回夜月高。红锦裁鞍新试马，黄金装带旧悬刀。临征自信军容盛，五色团花绣战袍。
八月秋高战马肥，观兵郊外振天威。一声凤吹迎鸾驭，五色龙文杂衮衣。剑戟横空金气肃，旌旗映日彩云飞。令严星火诸军奋，直斩单于塞上归。
紫塞回来雪正晴，王师百万拥连营。马嘶大地山河壮，旗卷长空日月明。龙虎台高千嶂耸，凤皇城近五云生。圣颜有喜天心顺，中外欢闻奏凯声。
从此次“讲武”可以看出，朝内大臣几乎均有参与，且允许百姓观看，种种规定再加上“讲武”内容如示范阵法等，虽然具有检阅、训练的基本目的，但更侧重宣传效果，显示皇帝权力的意识典礼意味更浓厚一些。因为对于宋孝宗而言，确立自我权力的神圣性是最重要的一项仪式，这种充满象征色彩的政治仪式可以使自己成为整个国家政治世界的中心，是对“君权神授”的恰当诠释。所以最终军队统领“陛下神武之化”的评价，可说是朝臣对于宋孝宗心态的良好把握。
三、从政治到军事——南宋“讲武礼”的角色转移
也许从“讲武礼”中得到了强烈权力满足感，加上宋孝宗一直期望能够收复北方失地的军事意愿，短短两年之后的乾道四年（1168），“讲武礼”再度举行，而此次所表现的意义也已经与前回不同，发生较大变化。
本回“大阅”从前次的白石教场改至茅滩教场，并且在事前对具体细节已经做好翔实规划，而内容与前次也大体相同，都是对于军队日常阵法训练的检阅。完毕之后，依例对负责“大阅”事宜的武将进行赏赐，而掌管兵权的将领再次对皇权表示效忠，作出俯首帖耳的态势：
（乾道）四年十月，殿前司言：“相视龙王堂北、江岸以东茅滩一带平地，可作教场。已修筑将坛，将来三司马步军并各全装，披带衣甲，执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场下方营排办，俟驾登台，听金鼓起居毕，依次变阵教阅。所有圣驾出郊，除禁卫外，欲于本司入阵马军内摘差护圣马军八百人骑、弓箭、器械，作十六队，于仪卫前后引从，各分八队，队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奏随军鼓笛大乐。及摘差本司入教阵队内诸军步亲随一千人，并统领将官三员，至日，先赴将台下，各分左右，于后壁周围留空地三十步，以容禁卫，外作三重环立。”十六日，车驾至滩上。诸军人马，前一日于教场东列幕宿营。是日，三衙管军与各军统领将佐导驾乘马至护圣步军大教场亭，更御甲胄至滩上。皇帝登台，三衙起居毕，权主管殿前司王逵奏三司人马齐，举黄旗，诸军呼拜者三。逵奏请从头教。中军鸣角，倒门角旗出营，马步军簇队成，收鼓讫。连三鼓，马军上马，步人撮起旗枪。四鼓举白旗，中军鼓声旗应，变方阵为备敌之形。别高一鼓，步军四向作御敌之势，且战且前，马军出阵作战斗之势。别高一鼓，各分归地分。五鼓举黄旗，变圆阵为自环内固之形。如前节次讫。三鼓举赤旗，变锐阵，诸军相属，鱼贯斜列，前利后张，为冲敌之形。亦依前节次讫。王逵奏人马教绝，取旨。举青旗，变放教直阵，收鼓讫，一金止。重鼓三，马军下马，步人龊落旗枪，皆应规矩。帝大悦，犒赏倍之。士卒欢呼谢恩如仪。鸣角声簇队讫，放教拽队。步人分东西引拽，马军交头于御台下，随队呈试骁锐大刀武艺，继而进呈车炮、火炮、烟枪。及赭山打围射生，马步军统制官萧鹧巴以所获獐鹿等就御台下进献，人马拽绝。皇帝复御常服，乘马至车子院，宣唤殿前司拨发官马定远、侯彦昌各赐马一匹，彦昌仍自准备将特升副将。进御酒，上谓王逵曰：“今日教阅，进止分合，军律整肃，皆卿之力也。”逵奏：“陛下神武，四海共知。六师军容，孰敢不肃！”时赐酒俱以十分，逵奏以军马事不敢饮，帝曰：“少饮之。”亲减大半。饮毕，谢恩退。又宣问主管侍卫马军司李舜举：“今日按阅之兵，比向时所用之师何如？”舜举奏曰：“今日所治之兵，皆陛下平时躬亲训练，抚以深恩，赐之重赏，忠勇百倍，非昔日可比。”
相比前回，这次“讲武礼”军事意义更多一些，检阅军队阵法训练的内容更详细，可能是经过几年的临朝听证，朝臣对这位出身并不是非常显赫的皇室旁支慢慢予以承认。而孝宗也从仪典政治中走出，更多检查军队的训练成果，寄望于在现实中实现自己“恢复”夙愿，真正让国民体会到“威武”之意。这也是南宋“讲武礼”从政治意义到军事意义的转移，笼罩在神圣政治之下的“讲武礼”逐渐恢复自己在军事层面的积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淳熙四年（1177）茅滩“大阅”后——也是宋孝宗时期“大阅”活动接近尾声之际，“（孝宗）还入候潮门，上皇于都亭驿设帘幄以观，邀上入幄中，传令宣唤管军于帘前赐酒果，饮各一巵，谢毕，导驾还内。”目前所见资料已经无法得知高宗的这一举动是出自本意，还是孝宗的要求。不过依笔者所见，此处细节表明孝宗已经基本上从宋高宗的政治阴影中走出，因为之前宋高宗对于宋孝宗的态度，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施舍者”的角色，没有宋高宗的慷慨与主动让贤，宋孝宗是不可能登上九五至尊的。此回宋高宗主动观看“讲武”活动，是对宋孝宗地位与举动的间接承认，证明宋孝宗是当之无愧的“一国之主”。
“讲武礼”的这种内涵变化也揭示孝宗重视“武事”，立志“恢复”的决心。宋孝宗一直想极力扭转南宋偏安一隅的局面，多次大规模的“大阅”正显示了其重视军事的决心。而且此时南宋的“讲武礼”也正式定型，内容比北宋更加复杂，是朝野上下的一次大规模聚会，并非面对危险时的仓促行径，是宋孝宗对于三衙军队经常性的检阅，是对其日常军事训练成果的固定检查，反映了其对于“恢复”急切心理。“孝宗当时平，无事不忘武备，蒐卒于白石，阅艺于选德，以进士习射，以武举从军，又命士卒射铁帘，劝以官赏，人人奋励。”宋孝宗如此重视武事的情况令当时的金世宗也颇为忌惮，大定二十六年（宋朝淳熙十三年，1186）金世宗对辅臣说：“朕闻宋军自来教习不辍，今我军专务游惰，卿等勿谓天下既安而无豫防之心，一旦有警，军不可用，顾不败事耶。其令以时训练。”
宋孝宗对于讲武的重视，也激发了朝廷上下讲习武事的热情，当时南京守臣就适时进行了一次大阅，“训齐士卒，宣上意也”。大力加以宣传：
太昊司秋，时维九月。天子教田猎以习戎，诸侯简车马而大阅。此固国之重事，礼之盛节也。矧曰金陵，龙蟠虎踞，襟带江淮，控扼吴楚。行殿九扉，尝留清跸之尘，而驻翠华之驭。是曰陪都，国之门户。分陕而治，必时硕辅。我公以名世真儒，简知当宁。升西清次对之华，命镇临于兹土。其始至也，砭膏剂肓，剜蝱剔蠧。威惠既孚，人士信许。一如家至，口训手拊。夏畦告病，请祷而雨。既饥而穰，饱食安堵。民大欢乐，公犹祗惧。谓夫害藏于隐，患防于豫，泰则大来，丰乃多故。虽天子接千岁之统，大臣轸四方之虑，万民是若，百废具举，当保治而已乱，敢专文而废武。乃命僚佐，将校镇戍。锻砺戈矛，训齐队伍。前期戒饬，莫予慢侮。云合水回，有万其旅。法遵司马兮既叶于仲冬，经考获麟兮又符于壬午。月亚于良，日用其刚。金神按节，玉女降霜。天镜静而云不翳，地轴清而尘不扬。公乃衣狐貉，控骕骦，灿军容，阅戎行。云颓火炽，山行水立，抱地势也；穷谷雪深，鬼行无迹，听号令也；鱼丽鳞鳞，偃月斜斜，布阵形也；星陨电落，鹘飜鹰击，角斗争也；胾肥东山，酿盎淮浦，犒士卒也；刀布川流，蠒缕蚁迭，输赉予也。轮运蹄负，辘辘驿驿，肩頳汗赭，欢腾笑溢，杳不知其数，抑何伙也。人如虎兮马如龙，甲曜日兮车斗风。倐往兮忽来，驰突兮奔冲。军声沸兮山四揺，阵云卷兮天一空。小安邑之水灌，陋咸丘之火攻。岂特擣奸心而雄国势，又将助杀气而全天功也。若乃金革无声，幕乌不惊，振旅而入，棠阴深明。马归于廐，士休于营。令朝行于一日，威夕遍于百城。良由方伯之修职，曾小试于勒兵。皇乎哉，号发令施，霜惨冰冽，营垒增明，麾帜变色。一申将军之令，若临淮代尚父于朔方之时，其严整有如此者。属尔櫜鞬，崇我斧钺，以宰相礼，受将臣谒。大明上下之分，若凉国见晋公于淮西之日，其仪度有如此者。淳熙圣人，膺运龙起，梦说以康兆民，命相使宅百揆。将以归齐人之疆，澡渭水之耻。诗衮绣而书归禾，非我公其孰能与此？客有衔戴殊私，形容盛美，声为歌诗，以献天子。
四、南宋“讲武礼”的延续
之后的宋光宗延续乃父孝宗重视“讲武礼”的传统，淳熙十六年（1189）甫一继位的光宗就依惯例，于当年冬季进行了一次“大阅”，但是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史料对此次“大阅”均言之不详，猜想大致仍遵守了宋孝宗以来对“讲武礼”所作的详细规定，其目的可能是在政权交接时通过“大阅”来稳定军心，保证皇权平安过渡，在此处表现出来的是政治和军事意味并重，与乃父时期“讲武礼”的内涵相比，既是继承，也是变化。
但由于宋光宗短暂的统治时期与乃父孝宗关系紧张，引得朝野喧闹，再加上自己身体欠佳，政局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形下继位的宋宁宗，本来就有“逼宫”之嫌，同时为了稳定人心，显示自己对于祖父政绩的尊敬和延续，举行“大阅”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庆元元年（1195年）“（十一月）丁未，命宰执大阅”。对“大阅”的细节参照淳熙十六年的例子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划，可以看出南宋朝野对此非常慎重，究其缘由，可能是宋宁宗初继位，政局动荡，让宰相代行“大阅”，可以稳定人心，必须让军队内部保持稳定，这才能保证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之后宋宁宗似乎对于由宰相代行犹不满足，决定亲自“大阅”。“（庆历）二年七月十七日御笔：‘朕欲今冬亲幸茅滩大阅，有行合事，令所司条具文奏。’”郭杲、刘超等上奏由于茅滩教场被湖水侵袭，整修费力，建议移至龙山教场举行，此后又因为龙山教场狭小，改至候潮门大教场。而检阅之前，还发生了一个插曲。由于士兵得知“大阅”消息后，急于得到赏赐，造成军情沸沸，令宋宁宗与宰相们一度紧张万分，最后不得不匆匆下令依前赏赐军队了事，同时也适时地表达了对士兵的关心，“今来大阅为天寒，恐出来太早，有劳人马及在路排列伫立。可令殿步司量度诸寨远近，令恰好出寨约天明毕办。其合起居，止令声诺。”
校阅当日，宋宁宗依礼制：
上幸候潮门外大教场大阅。臣僚及仪卫等并戎服扈从。至教场，皇帝登亭，宰执、侍从、知阁、王（此处似应作正）任侍立，管军奏人马成列，诸军统制、统领、将佐等各就队伍，拜呼万岁者三，乃奏马军分合，取旨发严。举白旗声四鼓，变作方阵；次皂旗声一鼓，变作圆阵；次举青旗声三鼓，变作曲阵；次举绯旗声二鼓，变作直阵；次举黄旗声五鼓，变作锐阵；次弩手射，射人马分东西两厢；次奏教绝人马摆当头；次谢恩，从驾还内，先拽诸处排列人马；次教场军马拽队连三鼓，马军上马，步人摆起枪旗，一鼓一金拽行。
按照传统儒家的道德观，宋宁宗可说是在臣子们逼迫光宗退位之后被推上皇帝宝座的，甚至可说是“不孝”，因此其在登位后短短两年内先后两次举行“讲武礼”。对待此礼在态度上竭力强调是“继承”祖父遗制，有意无意间将其父忽视，如前所述，正是在向全国宣布君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而韩侂胄排挤掉赵汝愚，成为宋宁宗朝第一位权臣后，经他人怂恿，想借“恢复”以巩固其地位。嘉泰二年（1202）的“大阅”大概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北伐”制造声势，激励士气，也是对“讲武礼”军事意义的一次延续。
但奇怪的是，在之后的“开禧北伐”前没有举行“讲武礼”，以昭显皇帝对战事的重视，只是于开禧元年（1205）六月，草草命令各地长官检阅军队。究其原因，可能是事出仓促，整个战争都是在匆忙中发动，更遑论出征之前举行君主亲临的盛大“阅武”这种费时费事的仪式。而且也从侧面表达出“讲武礼”在南宋王朝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显出颓势，更甚的是连军事意义也在慢慢消褪。
五、南宋“讲武礼”的衰落
宋理宗的继位更是异乎寻常，突然之间绕开事实上作为“皇储”多年的济王成为皇帝，纵然有朝内权臣的支持，但是民众的议论免不了四处游走，这次的皇位继承不具有正当合法的基础，几乎可算是一次篡位。再加上之后的济王被逼自杀事件，令处于风口浪尖的理宗寝食难安。与之前的两位皇帝不同，理宗没有借用“讲武礼”彰显皇帝的威严，而是通过将“道学”上升为官学来换取士大夫对于自我承认，并且取得了成功。解决了政治上的问题，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日益严重。因此，理宗朝的“讲武礼”应该更多的表现在军事方面的积极意义。
端平年间，南宋借金亡之际，中原一带暂时权力真空，派人谒陵，并遣兵收复两京，朝野上下为之一振。但随之蒙古军队以此为借口转头南下攻宋，南宋的国防陡然紧张起来，此时朝廷内又因为之前的“入洛”举动议论不断，派系斗争激烈。而面对蒙古铁骑咄咄逼人的气势，宋廷亟须重振“端平入洛”造成的低落士气，端平二年（1235）未行即止的那次大阅，大概便出于此种考虑。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此次“大阅”没有实现，“时议御阅不果，反骤汰之，殿司军哄，为之黜主帅，罢都司官，给黄榜抚存，军愈呼噪。（乔）行简以闻，戮为首者二十余人，众乃帖息”。想借“讲武”激励士气，结果适得其反，南宋后期“兵骄将惰”的情况暴露无遗，在孝宗朝一度重振的武力随着帝国的衰败，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向瓦解。
此后南宋国势日渐衰败，在蒙古军队的进攻下，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虽然在宝祐元年（1253）又举行了一次大阅，但是史言不详，已经无从知道具体内容。起因则可能是由于之前在军事上取得一次胜仗，理宗欣喜万分，面对蒙古军队的迅猛进攻，亟须乘此所谓“大捷”举行“大阅”，提升军队抵抗外侮的信心。
但是当时朝廷内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国家面临的险境，期望理宗能够以军旅之事为先，不要末了再后悔莫及。真德秀在给理宗的奏折中回顾了宋朝先代帝王的“阅武”传统：“昔我艺祖，肇造区宇，而北狄尚强，四方未一，故聚骁勇于京师，壮爪牙于宿卫，今日幸造船池以习战也，明日幸飞山营以阅砲也，武事之精，近世无匹，用能方行四表而坐服丑夷。及我孝宗躬受付托之重，欲成复仇之勋，亦于军政极意简练，今年大阅于白石，明年大阅于茅滩，躬御戎服，震憺天威。而铁帘之射，创自圣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于万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赏，当时将士，莫不竞劝。虽值虏方张，勋未克集，亦足大竞王室，使丑蘖不敢渝盟者垂四十年。”希望理宗能以孝宗为榜样，留心武备，激发士气，“使国威一张，殊邻远憺，襄汉之清，日月可冀矣。”解除前线军事危机，抵御北方蒙古入侵，重振国势。
尽管许多臣下已经看到了王朝面临的危机，期望以“讲武礼”来激励士气，借此来挽回国家的颓势。但是理、度二帝先后将大权交于贾似道，无暇朝政。而贾氏无力振作国势，只是粉饰太平，得过且过。无视蒙古军队的危险，将“讲武大阅”置之脑后，“讲武礼”也同北宋末年一般，被人们淡忘，逐渐从南宋君臣的视野中消失。
“讲武礼”既是帝王对外炫耀武力的手段，又是其向国民显示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措施，是“神权政治”与军事威武的结合体。由于皇位继承上的特殊性，南宋的数位君王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同时由于北方还有一位帝王的存在，又必须体现自我的正统、唯一、神圣，所以在南宋时期“讲武礼”一度是皇帝炫耀权力的重要手段，向国民确认人间社会秩序依旧不变。
而且缘于南宋的军事形势，“讲武礼”能够起到震慑外敌，显示国家强大军事实力的重要作用。所以南宋“讲武礼”不论从规模、持续时间，都要比北宋时期更加繁盛。当然，“讲武礼”终究是为现实服务的，在政治生活中不需要它的存在，它也会马上失去辉煌的地位，再加上当政者对边境形势和军队建设的忽视，富有积极军事意义的“讲武礼”不可避免从国家的礼制中消失。即便如此，南宋“讲武礼”依旧表现出其独特的政治含义，这与前后历代均有较大区别，同时也是我们考察两宋时期皇权政治的重要嵌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