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又叫红薯，是家乡一种普通的农作物，一种普通的食品。但对于我来说它又是那么不普通——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别的东西像它那样能够随时唤醒我风干的记忆，引发我万千的感慨。它和我几十年的生活是那样密切地粘连在一起，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乃至生命质量。
回忆地瓜，是对自己来路的回望；品味地瓜，是对人生滋味的思量……
一
我出生的村庄，在沂蒙山的东麓。村前有一条清澈的小河透迤流过，浅浅的河水里倒映着两岸的花草，沿河的农田沟渠纵横，密布着深浅不一的水井，正常年景下田里的庄稼可以得到灌溉。据说我们村始建于明朝初年，第一批移居此地的先人或许才有几户人家，他们逐水而居，依靠耕种近水的园田即可生存。可是后来人丁蕃衍，到清朝末年我们村的人口便已近千，垦荒的镢头不断向四外延伸拓展，到我出生的六十年代，我们村的耕地中沿河的园田已经只是小头，分布在沂河两岸山岭之上的山冈坡地便是养活我们的主要土地资源了。
山冈坡地土质低劣零碎不堪，没有灌溉条件，种庄稼向来是旱作，由老天爷的脸色决定年景。老天爷不赏脸，便播不上种，或者种上了也收不回来。在集体化和学大寨的年月里，父老乡亲们战天斗地挖井修渠，一度把村前沂河和村后马河的水引上山岭，扩大了水浇面积，可惜的是最近十几年地下水位逐渐下降，村前的鸦雀河和村后的马河先后干涸，山岭上的土地也重返旱地行列。
自古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的父老乡亲既深信此理也深谙此道。他们因地制宜，在近村的水田种植蔬菜瓜果以及小麦玉米，在旱地则种植谷子以及一切耐旱的东西。地瓜，便是我们那山冈坡地里常见的作物。它的栽植在我们村大约大几百年的历史了，修编于数百年前的《县志》讲到我们村时即有记载道：
“盛产红薯，销于集镇各地”。
二
地瓜的播种不同于谷子高粱等谷物，因为他的果实和种子是块根。头秋收获的时候，人们便把一定数量的地瓜存放在地窖里，一方面是保鲜，准备在冬春里食用，一方面便是保存种子，准备在第二年春天播种。
地瓜的播种方法，我见过的有两种，一种是把做种的地瓜直接种进地里；二是在地瓜床里育苗，育出的苗叫“地瓜芽”，“地瓜芽”长至七八寸长的时候“插”进地里。我小时候，这两种播种方法还都在用，但相对来说已经是第二种方法用得多了。两种播种方法的优劣我不甚明了，我看到的事实是，有一年往一块地里直接下地瓜种，大部分没有出苗。按常理说这种方法保证出苗是不该有什么问题的，可能的情况只有一个，那便是薯种在地里丢失了，至于它是被什么动物啃吃了，还是被人偷挖了，并没有谁当回事儿去深究，——反正那时地是队里的，社员们的肚子普遍受着委屈，谁偷偷往嘴里多捞几口也是情理中事。
在地瓜床里育苗是件极为有意思的事。地瓜床一般建在不太高的土堰之上，上边方方正正的薯床里摆地瓜种，不仅要铺满驴粪等保温的肥料，下边还要生起煤火给瓜床增温。春天往红瓜床里下种的时候，男人们负责从薯窖里把贮藏了一冬的地瓜提上来，一担一担挑到红薯床前，女人们则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撅着屁股伏在薯床里摆放地瓜。此时的地瓜尽管属于种子，但是啃一个吞在肚子里，一般也是无人管的。那时的男人女人们并不顾及什么卫生不卫生，只要抓住能打发肚子的东西便往嘴里塞。这时吃地瓜也是这样，把地瓜用两只手一拧，把明显的泥土拧掉，便“咯喳”“咯喳”啃一通，谁也顾不上笑话谁。队长发现了骂谁一句“吃得不要脸”，那女人嘻皮笑脸地回骂几句，也就过去了。
栽地瓜分平栽和垄栽两种，垄栽的流程要更复杂些。早在冬耕春耕的时候人们便先把土地耕好，把翻起的坷拉一个个捣碎，然后用犁趟好沟子，再用铁锨将沟垄拍打平整，搞结实，以利于保墒。拍好的沟垄有的笔直有的弯曲，像一条条蟒蛇卧在阳光里，昭示着主人农活上的纯熟和精细程度。春天往地里插地瓜也是热闹的活儿，尤其是在生产队的时候，一大帮人一齐出工，有的刨窑，有的挑水，有的插芽子，还有的埋坑，流水作业，分工合作，人来人往，虽不是千军万马，却也像过节赶会一般熙熙攘攘，煞是红火。我那时年纪小，在这项集体劳动中的角色多半是插芽子或者埋坑。我喜欢插芽子而不喜欢埋坑。插芽子是一手拿一把地瓜芽子，一手往窑儿里插，那窑儿因为倒了水而变成了泥浆，小手伸进去凉丝丝粘糊糊，挣工分的劳动便跟我们玩泥耍水差不多了；而巨一群小伙伴一起干活，在众目睽睽下比赛速度，更是带有了几分娱乐的意味。埋坑也可以比速度，也跟玩耍差不多，不好的是小手常常被干硬尖锐的蒺藜扎破，生生流出鲜红的血来。
三
春天地瓜插在了地里，在不短的一段时间里，便不怎么用管理了。也正是在此时显示出这种作物的优点来。我们那里的春天一般都是多风少雨，正所谓“春雨贵如油”是也。别的庄稼旱久了便会枯萎，地瓜则像是庄稼中的勇士，敢于和干旱抗争，扎在土地中的地瓜苗儿瘦成了一条线也不会死，从没见谁引水浇灌过它。看着红薯苗儿瘦弱可怜的样子，有一次我试着把这根“线”提起来，看到它的根部紧紧抱着一个小小的土疙瘩。我想这小小的土疙瘩便是它坚守生命的全部依靠了。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我甚至对这种卑贱的东西产生了几丝敬意。
地瓜顶着如火的阳光，在干热的风里坚持着，等待着，只要有那么一场雨水降临，它便摇头晃肩，舒枝孳蔓，交给大地一片葱茏。
得到雨水滋润的薯秧生长很快，但它仍然用不着人们多加操心，它默默地生，悄悄地长，只是到了一定时候才需要给它翻秧。所谓翻秧，是因为它长到一定时候，便会在蔓上孳生出气根扎在地里，听之任之便会浪费许多养分，最终影响果实生长。翻秧就是把每根蔓都提一提，把它的气根斩断，同时顺手拔除地里的杂草。翻过的地瓜地，薯秧们重新列队，搅成一片的绿色，重新又理出头绪了翻过几次秧，拔过几次草，便进入了秋天，地瓜又是最不赶人收割的。许多别的庄稼叶黄了杆枯了，不及时收获便会匍匐或者爆落在地里，而地瓜的叶蔓依然在绿着，土里的果实依日在不露声色地在长着成色。只有到了霜降一夜风起，它们才骤然将叶子染成黑色，宣告它们生长期的结束。人们也只有等收获完了地里别的东西，才腾出功夫来刨地瓜。——地瓜对于庄稼人来说，最像是善解人意的朋友。
刨地瓜薯又是一件惬意的活计。把薯蔓割掉，留下一截看得清的主茎，挥起镢头朝不远不近的地方下力，用劲一兜便把一嘟啥地瓜兜了出来。别小看这一镢头，这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下远了地瓜兜不上来，下近了又把红薯斩成了两半，惟有经验纯熟的老农能够每一镢都做到既稳又准精确无误。出土的地瓜一行行一片片沐浴在阳光下，红丹丹紫微微，鲜艳美丽，让黄土地都着上了新装，变得如诗如画了。阳光尚暖，气温宜人，男人女人们一边劳作，一边肆无忌惮地大声说笑，田野里洋溢着一年里少有的欢声笑语。
收获的地瓜从中精选一些完好无损的储存到地窖里，整个冬天和春天里我们都有鲜地瓜可吃；更多的是要切成片晒干储藏。深秋季节里，晒薯片便是一家老小的大事。切地瓜片的专用工具叫“碰子”，是把一枚特制的刀片斜嵌入一块木板，手持地瓜在上边一下一下地擦，从而将地瓜切成片状。“碰地瓜”既需要力气，也需要一定的技术，弄不好便会把自己的手掌擦去一块皮甚至一块肉，于是这样的季节里村保健站的白纱布和胶布也显得紧俏。晒干的地瓜片磨成面粉，做成各种形态的食品，最终走上我们的餐桌，变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四
地瓜好吃，家乡山地长出的地瓜尤其好吃。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甜、面、干三个字，几乎可以与板栗相媲美。地瓜的吃法多种多样，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也可以磨成面粉蒸窝头或烙煎饼吃。它的淀粉含量很高，把它送进磨房去加工，它便变成了“粉芡”，进而摇身变成白亮亮的粉条颤巍巍的凉粉薄生生的粉皮，更加堂皇地走上乡间的餐桌和筵席。
我们村出产好地瓜，我的乡亲也懂得从地瓜鼓捣出财富来。早在解放前我们村我们便有许多粉坊，有许多擅长漏粉条的师傅，我们村最有名的富户也是从做这一个行当发家。听上辈说，“富农分子”张老美原来并不怎么富有，后来弟兄三人开了粉坊，又有老母亲亲手把着勺子持家，硬生生攒出了三顷地。据说他家即使到有了三顷地的时候，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吃饭仍然是分三拨：头拨是长工觅汉，吃的是窝头捞饭：二拨是自家的劳力大汉，吃的是地瓜窝头；三拨才轮得上女人孩子，喝的是地瓜酸饭（发酵后的稀粥），——原来是粉坊的下脚料养活着他们一家。乡亲们称他们是“牙齿上刮出的财主”。
解放后的粉坊属于生产队集体的副业。记得文化大革命的前两年，我们村九个生产队队队都有自己的粉坊，乌青色的粉条成车成车地从我们村运进城里，为此我们队有一年的工分日值竞然破天荒地达到五毛多钱，年底分红我们家分回了一百多块钱，高兴得我爹一次买回了三盒大前门香烟，着实奢侈了一把。那年过灯节，还在天地坛前红红火火地闹了一次社火，架老杆放焰火跑火马，那晚的情景成为我儿时最美妙的记忆。细细想来，这些奢侈和美妙，一多半是要归功于地瓜和粉坊的。
可是到后来，地瓜在我的眼睛里变得不那么可爱了，不那么具有诗情画意了。因为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我们村四分之三的土地竞然全部种上了地瓜，让我们见而生畏了。
那时农村“以粮为纲”和“学大寨”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各地都在夺取高产的旗号下别出心裁。为了让粮食产量尽早“跨黄河”“过长江”，我们那里的决策者喊出了“二红携手过长江”的口号。这看似女人名字的“二红”便是地瓜和红高粱的合称。一时间，种不种“二红”的问题陡然上升为“政治问题”：种地瓜种高粱便是“社会主义”，种西瓜种芝麻便是“资本主义”。而我们那里的旱地种高粱这种高杆作物产量也不高，于是种地瓜似乎成了惟一的正确选择。
物以稀为贵，什么东西多了也成灾。地瓜种的多收的多，社员们分的多，每五斤顶一斤的口粮。那几年的秋天，每家每户都要分到几百斤甚至几千斤的地瓜。分地瓜的时候都是日暮时分，把那几百斤地瓜担几里路回家，便是一件让我悸怕的事情。当村干部的父亲向来不管家事，母亲是小脚，弟弟尚幼，担地瓜的差使义不容辞地落在我十四五岁的肩上。可是我那时个头还没有长起来，近百斤的担子挑在肩上像担着两座大山，压得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只好频繁地换肩，左肩疼，换上右肩还是疼。不知是我自小有鸡胸才挑不得重担，还是此时挑重担把我压成了鸡胸，总之，到现在我仍然能够回忆起那时不堪重负；几近窒息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让我感到了做一个人真的不容易。最让我矛盾的是，挑着本来就重的担子，却发现地里路上有别人遗失的地瓜，我还是会把它拣在筐里，又加重了肩上的分量。日后回忆起这情景，便会想起一句嘲人的话“舍命不舍财”，便会暗自摇头苦笑不已。唉！有谁能够理解农家少年对于粮食的复杂感情呢？
把这么多的地瓜晒成瓜干，也是这个季节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我们一家老小连轴转，昼夜不停地“碰地瓜”晒地瓜片，所有的房顶都晒满了，便把地瓜片担出去撒在路边、河滩、麦田、枯草地上，到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等它们晒干已是几天后，再一片一片捡回来。奇怪的是上级声嘶力竭地鼓吹种地瓜，可粮站收“爱国粮”却既不肯收地瓜，又不肯收地瓜干，敲锣打鼓送进粮站的只有金灿灿的谷子和黄橙橙的玉米。地瓜的用途，似乎只配分给公社社员“享用”了。
地瓜虽然好吃，但它含糖量高，吃多了使人“烧心”，胃由于受到酸液的刺激而吐酸水。所以吃地瓜不可过量，更不宜一日三餐都吃。可是这几年我们的口粮，地瓜占了太大的比例，如何调剂一日三餐便成为许多家庭主妇们头疼的事情。以我家为例，我的父亲是宿年老胃病，自我记事起，便经常见他大口大口地吐酸水，家中常备有苏打粉，难受上来他便往嘴里塞上一把。显然他是不适合吃地瓜的，所以我们全家必须把有限的玉米面和小米省下来保证父亲的需要。这样一来，地瓜和地瓜面便不可避免地成了我们的主要食物，我们的一日三餐都在和地瓜厮磨：早饭，是地瓜面糊糊里煮地瓜；午饭，是地瓜面抿节或者地瓜面窝头；晚饭，又是红薯面糊糊里煮地瓜。吃得我们口里吐酸水，放出的屁也是酸不叽叽的。很长时间里，一到吃饭的时候，掀开锅盖看到锅里的地瓜便想咧开嘴巴哭上一场。
五
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十几年里，为国家生产粮食的公社社员却缺少足够的口粮，我们的邻居也很少有谁不在春夏之交和夏秋之交闹粮荒，所以饿肚子的记忆对于我们这一代农村少年来说，最为刻骨铭心，也最是意味深长。——尽管地瓜和红薯面让我们吃到厌恶和害怕，但又不能不承认它是我们养命的功臣。
我们那里算是产小麦的地方，每年夏季大致每口人可以分到七八十斤小麦，充作三个月的粮食指标。但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不敢在这三个月里把这有限的小麦吃光，其中的道理十分简单：一年时间里，大年小节、红白喜事、亲戚走动、生疮养病，哪一件事情都少不了用白面。精打细算的主妇们，必须在五黄六月里把小麦省出一些来以应付全年的这些事。更何况社员们手头缺钱，他们自己口粮虽然不足，还得勒紧裤腰带，从孩子大人的牙齿上刮出一些粮食，偷偷跑到集市上去卖，以便换回些买盐买醋买洋油买洋布的钱。而粮食里能卖出个价钱的也只有小麦了。头年的秋粮早已经吃光，现有的小麦又不够吃，那么用什么来维持这一段时光的肚子呢？好在那时有自留地，自留地里多数种的是地瓜，这地瓜便成为大家救命的天使。刚刚入秋，根本还不到大面积刨红薯的时节，那时的红薯也水不拉叽不好吃，可自留地里属于自家的红薯便陆续出土了，刨上一篮，吃上几天；再刨上一篮，再吃上几天。——作为农民，当然谁都知道过早的收获会损失产量，可有什么办法呢？
不仅如此，那属于自家的几分地瓜地还养育着家里的猪。我家里每年都要养猪，猪也要吃食呀！地瓜叶是猪们爱吃的食品。父亲常常带我们到地里翻地瓜秧，挑拣那些长得又肥又长的薯蔓掐掉一截，一次弄一大荆条篮，扛回来煮烂了喂猪，猪们吃得摇头摆尾其乐陶陶。有人对我父亲的做法表示非议，说这样最终会影响地瓜的产量，我也有类似看法。也可能是我家自留地里底肥特别充足（反正猪圈里有的是猪粪），我们地里刨出的地瓜并不比别人少。况巨每年我们家的猪都长得膘肥肉壮，年底卖到肉点儿能换回一大把票子，有得有失，所以我们全家人依然乐此不疲。
更有让我们这些不当家不主事的孩子们忿忿不平的事情，是母亲常常在夏季用小麦去兑换人家的地瓜干，一斤小麦换回二斤地瓜干来。母亲叹着气对我们说：“黄鼠狼吃鸡毛——胡楦肚儿吧！”虽然我们心里也明白这里的无奈，但把自家舍不得吃的小麦亲手倒入别人家的口袋，心里还是有着说不出的酸楚：为什么人家就有吃白面的命，而我们只有吃地瓜面的命呢？
六
秋后，收获过后的地瓜地裸露着一片凹凸不平的黄土，但它仍然充满着诱惑力——那里残留着未收尽的果实。生产队的冬耕，安排谁去耕这些地瓜地，便是一份美差了。我在队里干活的时候年纪尚小，还没有扶犁的力气和技术。我的盼望是当一个助手，跟在犁的后边拾地瓜。拾到的地瓜当然仍然属于生产队，一般是送到饲养棚去做牲口饲料。但无论谁干这活儿，似乎都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是可以随便烧地瓜吃。深秋的田间地头到处堆放着玉米秸杆，这是烧地瓜的最好燃料。抱几抱玉米秸杆扔在一堆，擦一根火柴扔上去，刹时便燃起了熊熊的火焰，待火焰即将燃尽的时候，我们把刚刚从泥土里翻出来的地瓜，挑捡一些个头不大不小的，卜通卜通扔进火堆里，然后我们便兀自继续犁地，不过几个来回，去火堆里翻出地瓜来，用手捏一捏，便知已经熟透了，一个个散发出扑鼻的香气。这样烧出来的地瓜与煤火里烤出来的红薯味道不同，既新鲜又香甜，我们一口气吃上好几个，噎得自己直打嗝，直到把肚子填饱为止。
地瓜地耕过一遍之后，仍然不能把红薯完全收干净，地里仍然有漏网之“薯”，但生产队是不会再去精收了，可不知什么原因，又不允许社员个人去溜地瓜（我们那里把精收红薯之类称做“溜”）。队里专门安排了扛着木头枪的基干民兵护秋，一旦发现有谁扛着镢头偷偷下地便要围追堵截，抓住了没收“非法所得”的红薯不说，还要给予处罚，还要上大喇叭去点着名训斥。素来珍惜每一粒粮食的社员们对这种宁肯把地瓜烂在地里也不准收归个人的管理很有怨言，但也没有几个人敢和干部们去唱对台戏。
什么事情都有个特别，敢于公然犯禁的人也有，这就是花嫂一家。东邻的花嫂是个寡妇，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家男人偷了生产队一口袋地瓜，被人抓了个正着，一时不堪羞辱，半夜里便吊死在一棵老槐树上。花嫂哭得死去活来，发疯一般，尤其是对村里的干部民兵，见谁便跟谁揪打，从此干部民兵们见到她都是躲得远远的，她成了无人敢惹的“茬子户”。或许真的是由于惧怕她的混闹，或许根本上还是由于同情他们孤儿寡母，总之她家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似乎也有了天然的“豁免权”，他们光天白日去地里“溜地瓜”，穿街过市大摇大摆，干部民兵也无人过问。
多年以后我早已离开了农村，我还常常在梦里扛着镢头去溜地瓜，刨不到地瓜的失落、刨到了地瓜的狂喜和害怕被人发现的紧张，仍然能够久久牵绊自己情绪的起伏……
七
地瓜作为一个时期里乡村生活的主角，牵连出许多酸甜苦辣和悲欢离合，我记忆中许多或惨痛或可笑或欣慰的事情和地瓜有关。
那年林彪出事以后在大队部开会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然后让大家轮个儿发言批判，点名点到了老贫农、支部委员永修哥。永修哥自感嘴拙不肯说，支部书记不依不饶强调道，不说不行，都得说几句，谁不说谁就跟林彪穿一条裤子！永修哥吭味吭味憋了半天，狠狠咽了一口痰说：“咱光忙着在地里刨地瓜哩，谁知道林秃子他弄这事呢？”支部书记又说：要批判，没有态度不行！永修哥又想了想，以愤怒的口气大声说：“要说林秃子你也真你娘算个二百五，你也不用刨红薯，也不用吃红薯面，搞啥政变哩？！”严肃的批判会场爆发出一阵笑声。我没有跟大家一起笑出声，我不认为永修哥这样说是有意调侃——在“糠菜半年粮”的农民眼里，只要能够不吃地瓜面，那便是在天堂上过日子，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有一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听大人们窃窃私语说，老黄上吊死了。老黄是我家北邻的一位老女人，可能是她的娘家姓黄，也可能是她的娘家并不姓黄，而是别的原因，总之人们都这么叫她，我也这么叫她。老黄也是年纪轻轻便守了寡，拼死拼活把儿子狗蛋养大成人，又拼死拼活为狗蛋娶上了媳妇。可是她和儿媳妇总是不对茬口，邻居们总是见她们婆媳破口对骂，骂出的话经常血淋淋地让人不堪入耳。农村婆媳失和吵架斗嘴的很多，但像她们这样公然对骂的也稀罕，所以乡亲们便对她们各打四十大板，说她们俩是一对不够数。老黄年轻力壮的时候儿媳妇奈何她不得，晚年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便给了儿媳妇以牙还牙的机会。老黄为什么上吊而死呢？开头听说，是因为儿媳妇起五更给她送的饺子是地瓜面的；后来又有人说，仅仅因为是地瓜面老黄也不至于去死呀，媳妇送的饺子里边包的不是菜馅，而是刺棵（一种野草的果实，遍体长满毛刺，不是人能吃的东西），同院的邻居听见老黄整夜都在哀嚎哭骂，后来听不到声息了，找人去看才知道她只用一根腰带便把自己吊死了。
老黄的死对乡邻的生活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第三天本家的便把她草草埋葬了。除了私下里议论几句，没有谁去深究老黄的死因，更没有谁向老黄的儿媳兴师问罪。一个本来即将老死、活着只有罪受的人早死了那么几天，对她自己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而她的儿媳妇，也要养育她自己的儿女，也会有将来的晚景。人们相信善恶终会有报，所以对眼前的一切也就麻木不仁听之任之了。
乡亲们一如既往地忍受着身边的一切，像山冈坡地里的地瓜一样活着。也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我的身体和精神一天天发育起来，直到长大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