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蒋介石言而无信，逮捕张学良。军事法庭判张10年徒刑。旋又被蒋特赦，交军委“严加管束”。辗转幽禁于大陆南京、雪窦山（浙江奉化）、黄山（安徽歙县）、江西萍乡、湖南的彬州和沅陵、贵州的修文和开阳。1947年春，又被蒋介石带往台湾软禁。
老蒋将死，谓蒋经国：“此笼中虎，不可放归。”蒋介石去世，宋美龄把张学良领到蒋介石的灵前。张学良给他写下了一幅私人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有如仇敌。”
蒋家王朝改朝换代后，1990年6月1日，国民党元老张群为张学良公开作寿，台北高层军政大员齐聚于此，张学良才公开露面。1991年张学良获释，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岁月，偕同赵四小姐（赵一荻）定居于美国夏威夷。
六十多年来，张学良很少谈及西安事变，还在台湾时曾接受日本NHK的采访时强调，对发动西安事变不后悔。他说，“那时我不想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为什么中国人之间要流血呢？”他说，“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不管对方是谁，我愿意抛弃自己的权力和生命，进行抵制，这就是我的本性”。他还说，“我是反对内战的，我对牺牲自己毫不顾虑。”
在旅居美国期间，他常常表示希望看到中国完成统一大业。
1947年10月，就是张学良被囚禁的第十个年头，他被蒋介石转移至台北，接替刘乙光看守张学良的张严佛，从重庆来到台北新竹井上温泉，在与张学良的交谈中，涉及“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又一次表示：“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1954年，在“西安事变”后的第十八个年头，蒋介石召见了张学良，让他在晚年总结历史，撰写《西安事变忏悔录》（《自述》）。当时张学良与赵一荻有一段对话，张学良很严肃地说：自古以来写史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秉承帝王意志，无论是非曲直，指鹿为马，以博君主欢欣；另一种呢，就是杨刚那种人，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纵使砍头也要维护历史的真实。我当然要作杨刚，否则十年、百年之后人们来看‘西安兵谏’，岂不要掉入一个大泥潭。”
夫人赵一荻听后感叹道：“我说汉卿啊汉卿，你这个刚直的脾气看来是没法改了。”
“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张学良笑着说。
这份《自述》写成后，蒋介石感到很失望，也感到恼怒，扬着《自述》手稿气咻咻地对蒋经国道：“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
台湾记者曾走访了著名史学家许卓云，请他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重新谈谈当年的“西安事变”。
许卓云老教授直言道：“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从四十五年来，我们所得知的资料，我认为当时张学良先生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心才做出挟持蒋委员长的决定。当时全国都笼罩在一片抵抗外侮抗日的气氛下，而张学良本人更有杀父失乡之痛……因此，他被逼冒死兵谏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许卓云老教授对张学良老校长的爱国热忱表示由衷的钦佩。
真可谓“龄遐神龟，赤胆立巍峨”。
对于“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给予张学良极高的评价。早在1937年1月1日，也就是张学良在南京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的第二天，刘少奇发表文章指出：“张学良在南京的行动，是有助于团结全国抗日，停止一切内战的方针之实行的。这不是表示张学良的无耻与投降，反而表示张学良为着团结全国抗日，停止内战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忠诚。张学良是请罪了，西安事变的一切责任他担负了，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只有南京政府要执行真正足以满足全国人民愿望的抗日救国政策。”
“西安事变”两个月后，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访问陕北苏区，在延安的窑洞里会见了毛泽东。在谈到“西安事变”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先生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
由此可见，毛泽东也对张学良以个人的极大牺牲避免内战爆发的爱国壮举给予了高度赞赏。
“西安事变”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必要的前提（毛泽东语）。
中国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也高度评价“西安事变”，称它体现了一种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爱国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西安事变5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西安事变”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启示，最重要的是，它表明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