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蒋介石最宠信的心腹之一，陈诚素有“热衷权势、不甘寂寞”之称。国民党朝野上下都知道“五抓”的名声，抓兵、抓人、抓权、抓势、抓机会。总之，争权夺利、好大喜功，是陈诚的拿手戏。遗憾的是，此人野心远远超出其能力，志大才疏、统军无方，常常把战事搞得一团糟。早在抗战时，他就创造过连失南昌、武昌、宜昌的“战绩”，被时人讽为“三昌将军”。1946年，陈诚任南京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后，本色不改。打内战，他指挥失策、损兵折将，一年失掉百万大军。营私弄权，他倒颇有长进，飞扬跋扈、任用私党、排除异己，直闹得国民党内怨声载道，许多遭陈诚排挤而“失业”的高级将领跑到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悼昔悲今。战场上的节节溃败加深了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许多高级官员不敢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便纷纷拿陈诚开刀。口口声声要追究这位“三昌将军”的新罪行。蒋介石虽然百般庇护陈诚，却也觉得这位爱卿太不争气，同时，蒋介石也想为一年来的内战失利找个替身，便迎合众议，忍痛割爱，一举收回了陈诚的人事权和军事指挥权，弄得这位参谋总长只能充当军需“补给司令”。
这对于满脑子“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的陈诚来说，真好比无头的绿豆蝇——坐卧不安。于是乎，这个关内战场上丢脸失面的陈总长，打起闯一趟关东的主意来，想出出风头，为蒋家王朝挣回一份好名声。
不久，陈诚觊觎“东北王”宝座之机终于到来。1947年5月13日，东北解放军发起“夏季攻势”，前后共50天，到7月1日结束时，共攻克县以上城市45座，歼敌八万二千多人。杜聿明因此而受到蒋介石责难，焦虑之下旧病复发，7月8日离开沈阳拟出国治病。熊式辉失去杜聿明军事上的辅佐，更感到孤掌难鸣，一筹莫展。蒋介石有心调胡宗南去东北任职，可胡宗南在陕北被解放军拖得不能脱身。欲调傅作义去东北，傅作义是坚决不肯。
陈诚则不失时机地抢先于7月12日跑到东北，大摆“钦差大臣”的威风，四下开会授勋，为日后入主东北大造声势。熊式辉也不是傻瓜，一见陈诚来势汹汹，便一连七次上书蒋介石，要求辞去东北行辕主任之职，从此洗手不干了。蒋介石生怕熊式辉立刻撒手，东北局势更加波动，一再复信安慰熊式辉，声称保证不变更东北人事。熊式辉见到蒋介石的亲笔手书，才算安下心来，积极整军经武，维持局面。
谁知8月4日，南京突然降旨，通知熊式辉将权柄移交给陈诚。其实，这是蒋介石早已筹划好的一箭三雕之策，一是可彻底收回陈诚指挥全国战事的权力，完全由自己来干；二是希望走马换将，改变东北被动之战局；三是给心腹陈诚一个挽回面子、以解众怨的机会。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熊式辉仿佛兜头挨了一桶凉水，愤愤地说：
“我历来知道老蒋玩弄权术，但未料到他这么整我，以后谁还替他卖命。陈诚想到东北出风头，等着瞧吧，东北共军可不是陈诚想的那么好打，有陈诚这个小鬼的好戏瞧。”
然而，此时此刻，陈诚这个“小鬼”还颇有点雄心哩。他一下飞机，便发表“就职演说”，拿着钦定的《剿匪手本》对众官员说：
“总裁早就讲，北伐时那样的装备，我们都能成功。现在这样的武器，加上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一定会有办法。”
陈诚到处扬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不恢复国军的优势，收复东北一切失地，本人决不回南京。”
8月7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也来到沈阳，与陈诚彻夜长谈。这一来，陈诚的腰杆子更硬了。一些人也据此判断，美国的军援定会优先供给东北。
陈诚也真的干开了。他首先撤销了保安司令长官部，独揽东北军政大权。以后又重新划分战区，抓丁补兵，扩编了5个军，还从关内调来1个军，连同原来的8个军，共达14个军，准备集中兵力与解放军决战。为了顺利地推行他的政策，创个奇迹“给老头子看看”，陈诚将不少亲信带到东北，各处安插。最后又取消了东北地方部队，排除异已力量。这实际是把在南京搞的那一套弄到东北如法炮制。
有人劝陈诚，东北不比关里，乡土观念很强。地方部队弄不好会被逼无奈投向共产党。陈诚傲然答道：
“谁要投匪，就让他去投。今天过去了，明天我就缴他的枪！”大有灭此朝食，将共军、异己一勺烩的气势。
可惜陈诚的好梦不长。东北行辕的第一把交椅还没坐热，东北解放军就于9月14日发动了猛烈的“秋季功势”。几千里战线上，解放军常以几个纵队协同行动，频繁出击，作战已深入敌防线的纵深。到11月5日，解放军又歼敌七万多人，攻克县以上城市17座。
解放军此次作战的利刃，直指东北大动脉——北宁线、中长线等，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切断了敌南北交通干线，使长春、沈阳、锦州、承德等大城市之间的联系陷于瘫痪，为以后的辽沈决战创造了良好基础。东北野战军此举显示出极高超的攻坚作战能力和大兵团指挥艺术。
“秋季攻势”总算把陈诚打醒了，使他领略到了“北国风情”。过去吹“3个月消灭共军”，如今2个月过去了，共军不仅犹在，而且打上门来，连逃跑的火车也开不出去了。陈诚望着车站上像死蛇一样瘫着的列车，心急如焚。副官在一旁吞吞吐吐地告诉他：
“沈阳大街小巷里的刁民，传谣助匪，讲什么‘陈主任、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之类的混话，警备司令部连抓了几伙，听长官发落。”
陈诚气恼地挥挥手，他此时无心问这类皮毛小事。心里惦量不下的是早上美联社的评论，一向支持他的美国朋友也注意到“陈诚未必比杜聿明高明”。这才最令他痛疚不已，这些不讲义气的美国佬！
陈诚左思右想，倒从眼前死蛇般的火车身上受到启发：
冬天到了，蛇要休眠。共军难道还会进攻吗？何妨不搞个“冬眠计划”？坚持到明年再打，反正时间对己有利。
想到这里，陈诚下令改“机动防御”为“固定、联线、扩面”方针，坚守各大城市，巩固城防，收缩兵力，来春再战，让共军啃不动、吃不下。
1947年末之际，陈诚强打精神发表了《告东北军民书》，宣称：
“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力量集中，险期已过。”
其实，这位陈总司令耳目实在闭塞，他根本不知道，解放军早在半个月前就发动了新的“冬季攻势”，即将开始连续攻坚战阶段了。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不是什么危险期已过，而是大难又临头了。
1947年12月14日，解放军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出敌不意地展开攻势。部队机动作战，围点打援，攻城破镇，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几十万大军战辽阳、打鞍山、攻开原、破四平、夺营口，一路如风扫残云，解放中等城市十余座，歼敌十五万多人。东北蒋军被压缩在仅占东北百分之一的土地上，分割于12座城市中。北宁线被彻底切断了，吉长走廊上也剩下长春一座孤城。陈诚坐镇的总部沈阳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陈诚的固守、龟缩计划破产了，他本人也完全吓破了胆，心里真是懊恨不及。一悔不该放着总长的福威不享，跑到天寒地冻、漫天烽烟的东北来冒险、受罪；二悔来东北不该猛吹牛皮，不留后路，落得个里外不是人；三悔吹归吹，总不该不听东北诸将的进言，搞成孤家寡人，无人相助。听着城外彻夜的枪炮声，看着雪片般飞来的告急电，陈诚惶惶不安，终日卧床不起，钻进被窝里直发抖，感到如今这日子比早年在江西第四次“围剿”时一败涂地还难熬。
最后，陈诚百般无奈，只好在1月4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众将领对此颇感奇怪：此公素来独断专行、目空一切，今天怎么一改旧习，谦虚起来了？
军事会议上，“剿总”副参谋长赵家骧踌躇再三，才将自己的腹案亮出来，建议放弃沈阳外围等据点，集中兵力固守辽河以南，加固沈阳自身防守。陈诚这会儿早没了主见，连连点头，委实有些纳谏从善的味道。
稍后，沈阳蒋军共10个师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向沈阳西北出击。5日，东野命令第二、第三、第六、第七4个纵队，以迅猛的动作攻击新的蒋军王牌——新五军。陈闻讯却又举棋不定，时而命新五军固守，时而又想让第五军后撤，犹犹豫豫拖延了不少时间。直到解放军把新五军围得如铁桶一般，告急电频频而来，陈诚才在总部的地图上大笔一挥，命新五军退回沈阳。然而，1个军的行动，却不是陈诚画个箭头就能解决问题的。新五军刚从新民以北的公主屯撤出，就被解放军分割成几段。一夜之间，全军两万多人被歼，军长陈林达、第一九五师师长谢代蒸、第四十三师师长刘光天等都作了俘虏。另外两路出击之敌，也被解放军阻于辽河两岸，损失近四千人。
新五军被歼的电报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震怒，深感东北军纪不整肃，局面将不可收拾。1月8日，蒋介石亲率傅作义、范汉杰、刘培章等飞抵沈阳。下机后，蒋介石即与陈诚、罗卓英等先开了秘密会议。陈诚、罗卓英将责任一古脑推在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身上，说这两人狂妄自大，拒不执行总部的命令，增援不力，见死不救，致使新五军全军覆没。蒋介石一听，火冒三丈，定要明天开师长以上军官会惩办廖耀湘、李涛，以警诫众将。
9日，在东北“剿总”司令部的会议厅里，众高级将领戎装佩剑，端坐在会议桌前。人人目不斜视，内心忐忑不安。门开了，蒋介石缓缓走进来，众人惊异地发现，“老头子”今天穿了一件美国海军绿夹克，夹克上没有领子，一副丧气的样子。有人忍不住笑，私下议论说，穿这套衣服与其说是最高统帅，不如说像南京灵谷寺里跑出来的老和尚。蒋介石则瞪着这班将领，一股无名火冲得他急于找茬开刀。
当蒋介石在会上厉声责骂廖耀湘、李涛时，出人意料的是廖耀湘、李涛二人根本不服，先后站起来声辩，说他们并没有接到增援公主屯、解救新五军的命令。即使当时来了命令，部队在沈阳郊区待命，天寒地冻，雪地泥泞，一时也无法打到公主屯，何来抗命之说？
蒋介石一时语塞，回过头来问罗卓英。罗卓英站起来嗫嚅了半天说：
“只打了电话，未正式下达作战文书……”
蒋介石更怒了，反过来追问陈诚：
“为什么指挥作战连书面命令也没有？”
陈诚支吾着承认是总部参谋业务上的疏忽。
一时间，惩办的案子陷于僵局，是非曲直竟搞不清楚了。会场上一片尴尬。沉寂许久，陈诚无可奈何地站起来说：
“新五军失利，完全是我指挥无方，不怪各位，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这真是解铃仍须系铃人。
参谋次长刘培章见此情景，也知道再开下去蒋介石难以下台，急忙和解地说：
“还是暂不调动，仗还在打，撤了总司令影响军心士气。”
蒋介石是精明人，见台阶哪有不下之理。点点头说：
“好！等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说罢愤然拂袖而去。
第二天，陈诚即致电夫人、宋美龄的干女儿谭曼意到干妈那里去说情，非把自己从那倒霉的东北调回来不可。等了几天，终于有了消息，陈诚马上仓皇地逃之夭夭。
陈诚一走，立刻成了东北党政军高级人员的谈笑资料。有人说：“看他初来时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原来是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就溜之大吉了。”有人说：“陈诚心细、鬼大、胆子小，还说要与沈阳共存亡，现在沈阳尚存，他却已逃之夭夭了。”特别是东北籍的人士，对陈诚攻击得最厉害。陈诚当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他们，要他们不再做声，可是效果正相反，骂陈之声反而高涨。
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势，实在不妙，乃嘱陈诚于2月16日电邀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邵作华及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选、米春霖、于济川等见面，名为商讨东北问题，实则进行拉拢。陈诚虽软硬兼施，但难于奏效，弄得狼狈不堪。到处受到众人的奚落和谩骂。
东北国民党将领们说，陈诚托病离开沈阳，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病。他的病是胆小病，怕死病。你们看，他到南京后不是每天还在接见客人吗？他的“病”因是：当初在关内指挥失败，想到东北一显“高才”，扬眉吐气；怎奈解放军又不给他留面子，把他打得一筹莫展，损兵折将，颜面难全。只好急谋脱身，借故卸责。可是有些人偏偏不让他脱离干系，还要追究他的责任。
本来，蒋介石已批准陈诚“赴美就医”，陈诚也溜到上海准备出国。岂料到了4月间，“国大”开会，当白崇禧在会上作军事报告时，台下有些人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去！”“把陈诚扣留，解京法办！”白崇禧本来就是与陈诚有隙的，听到台下的喊声，禁不住表示出内心的高兴。喊的人也愈喊愈热闹，有人继续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东北的“国大”代表张振鹭和于归也跟着大喊。张振鹭喊道：“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于归喊道：“中国剿匪是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象陈诚一样，逃到美国去吗？”
如此一闹，陈诚既不敢在这时候出国，又怕真的会有人闹到上海来，只好真的采取老鼠战略，赶快从这里窜进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为名，躲藏起来不见人了。东北共军的强大攻势，早已把精明强干的剿总司令兼保安司令部长官杜聿明轰跑了，老于世故的司令长官熊式辉也在打着铺盖卷儿，国府大员陈总长也没有什么新“咒”可念，蒋介石只得又操起卫立煌这张牌，他亲自打电话给卫立煌：“我要封你很大的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