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高山路吉谊里21号砖木结构的楼房里，和阔别一年，患肺疾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团聚。他一见脸色苍白、消瘦的妻子高君曼，不禁一阵心疼，十分内疚地对妻说道：
“君曼，我东渡日本，辛苦你了！把你劳累成这个样子……”说着，陈独秀有点哽咽起来。
“仲甫，你平安地回来就好。我休息休息，会好的。日后，你不要再离开这个家，好吗？”高君曼强忍着泪说。
“君曼，我回来是要来办个杂志的，不会离开家的。”陈独秀安慰妻子道。
“只要你不离家，你办杂志我支持。”高君曼脸上露出笑容。
6月20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设宴，为陈独秀及其同行者易白沙洗尘。相互寒暄一阵之后，陈独秀对汪孟邹说：
“孟邹，我早就想办个杂志，让你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接着，陈独秀胸有成竹，信心十足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全国思想都会改观。”
“仲甫，你办杂志，我赞成、支持，但亚东图书馆已承担了几家杂志的印刷和发行，无力接受你新办杂志的任务。”汪孟邹为难地对陈独秀说。
“孟邹，上海出版界你熟悉，你务必给我想想办法。”陈独秀急切地对汪孟邹说。
“好，我明天带你到群益书社去看看，能否请他们承担印刷、发行工作。这个书社是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俩开的，在上海滩也有一定的声誉。”汪孟邹带着试探口气说。
“好！”陈独秀赞同道。
隔日，汪孟邹伴随陈独秀来到群益书社。汪孟邹开门见山地和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俩介绍说：
“这是陈仲甫先生，他办过《安徽俗话报》，现在他想办一个杂志，贵社能否承担印刷和发行工作？”
陈氏兄弟答道：
“凭陈仲甫先生办《安徽俗话报》的名望及其才华，群益书社愿承担陈先生新办刊物印刷和发行工作。”
“感谢贵社支持。”汪孟邹说道。陈独秀听了心中很是高兴，但一言未发。
“不过，每月编辑费和稿费只能定在200元，月出一本，不知陈先生能否同意？”陈氏兄弟敲定说。
陈独秀心中没底，向汪孟邹瞅瞅，见汪孟邹点头赞同，便对陈氏兄弟说：“就定200元，好吧。”
说着，陈独秀向前同陈氏兄弟握手表示感谢。这200元，对刚从日本回来，又无经济来源的陈独秀来说，可算是雪中送炭，不必为一日三餐而操心了。生机断绝的困境暂时可摆脱，可定下心来办杂志。
陈独秀是个快性子、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的人。刊物印刷、发行问题落实后，他苦思冥想新办杂志的名称、宗旨、稿源以及刊物的版式、装帧……一定要办成“汝南晨鸡先登坛唤”的全新杂志。
汪孟邹虽然不承担陈独秀办杂志的印刷发行工作，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帮助陈独秀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困难。一天，他来到陈独秀的寓所，只见陈独秀正伏在堆满了书籍、报刊、稿纸的一张长方桌上，聚精会神的为创办杂志撰写文章。陈独秀见汪孟邹来到，忙放下手中的笔，从案旁站了起来，迎上说道：“孟邹，你来得正好，杂志的名称我想好了。”
“好，叫什么名字？”汪孟邹问道。
“我想了好多名了，才把它定为《新青年》，你看如何？”陈独秀带着征询的口气说。
“这名字不错。不知你为何要叫《新青年》呢？”汪孟邹赞同但又不解其义的说道。
“你问得好。我正在写带有发刊词性质的《警告青年》一文，就是说的本杂志名称及其宗旨之所在。下面我给你念上几句，你看行不行？”陈独秀操着浓重的乡音而又兴致勃勃地念道：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好！写得好！热情奔放，富有诗意，具有鼓动性，我还没有读过这样朝气蓬勃的文章，似乎又把我带进那充满活力的青春时代。”汪孟邹热情赞道。
“我要把这个杂志的立足点放在青年身上，要成为青年的导师，为青年传播福音，把思想革命寄于青年身上。我想要不了多久，人们的思想就要大改观。”陈独秀满怀信心地说。
“仲甫，难怪行严说你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汪孟邹从内心钦佩陈独秀的政治远见和聪慧过人的才能。说话间，汪孟邹转身要走，陈独秀问道：“孟邹，你怎么急着走？再叙叙嘛。”
“我赶快到群益书社去一下，把杂志名称告诉陈氏兄弟，他们已催问过几次了。”汪孟邹边说边转身，走了出去。
陈独秀经过一个夏季的辛勤耕耘，在群益书社全力支持下，第一期终于问世了。这时陈独秀捧着散发浓郁油墨味的《新青年》，脸上露出了丰收的喜悦。
《新青年》的创刊，犹如在黑暗中闪出的一道曙光；又犹如于无声处听到的一声惊雷，惊醒了沉睡着的古老中国。它一开始，就高举科学和民主的两面大旗，向当时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要用民主和科学来“迭荡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从而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一问世，便风行全国，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陈独秀的名字传遍神州处处。《新青年》适应了时代的要求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他曾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读报纸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新青年》如一声惊雷，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则是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
陈独秀首先倡导的是民主思想，他把欧美的民主立宪政体作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要达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陈独秀认为所谓独立自主的人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脱离夫奴隶之绊。是非荣辱、善恶行为，以自身为本位，诉诸自身的意志而论以功过，不听命于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有固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陈独秀热烈呼唤着人的解放，“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要使国民真正建立自主意识，必须对压抑、束缚自主意识的封建思想进行彻底否定，因为封建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人变成听话的工具。陈独秀说：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们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位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考、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陈独秀还大声疾呼青年男女们，应努力奋斗，脱离附属品的地位，完成自我。国民要自觉地居于国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设政府，自己议定法律，不要对伟人抱任何幻想。
陈独秀倡导的独立人格精神及国民政治思想，在五四时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它启蒙了一大批青年，使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走上街头，高呼“民主”、“自由”的口号，昭示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举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学。科学在五四时期被理解为一种思想方法。陈独秀说科学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概念，综合客观的现象，诉之主观的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一致。陈独秀吸收关于人类思想进化的第一阶段是宗教迷信时代，第二阶段是玄学幻想时代，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时代。
陈独秀成功地创办《新青年》杂志，无不渗透着莫逆之交汪孟邹的心血。《新青年》创刊号一问世，汪孟邹便把他在美国留学的小同乡胡适介绍给陈独秀：“仲甫，我有一位正在美国留学的小同乡，天资聪慧过人，好学勤奋，思想活跃，颇有才华，论文小说俱佳。”
“噢！孟邹，你说的小同乡，是不是叫胡适？”陈独秀听了汪孟邹的话，忽然想起来说。
“仲甫，你怎么知道的？”汪孟邹反问道。
“我在日本帮助行严办《甲寅》杂志时，他曾投过稿，但稿件遗失，后来刊登了他给行严的信。信中提出对中外文明如何结合的主张，认为输入之文明，需要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想不到此君亦是你的同乡。”
接着汪孟邹向陈独秀介绍了胡适的情况。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5岁丧父，由寡母抚育，入学家乡蒙馆。14岁到上海就学，入中国公学，加入竞业学会，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参与发行白话《竞业旬报》。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生赴美，曾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后又转入文量学院，学哲学历史。1915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学哲学。
陈独秀听着，饶有风趣地说道：“想不到你的小同乡，竟同我一样，从小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由慈母抚育，真是天下同命人啊！”说得汪孟邹也笑了起来。
汪孟邹接着说：“我这个同乡虽身在异国，但他十分关心中国文学改革事业，他在赠友人梅光迪一首诗中就表达了这种心情。”
“什么诗？快念给我听听。”陈独秀高兴地问道。
“好，我念给你听。‘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暂不客坐观。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行。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好诗。胡君与本人远隔重洋，虽不相识，但对中国文学改革之见，都与本人不谋而合。”陈独秀如同觅得知音，兴致勃勃地说。陈独秀顺手找出几本《新青年》，又说道：“孟邹，你把这几本《新青年》寄给他，并写信代我向他约稿，言词写得恳切些。”
“好，我一定写。”汪孟邹答道。
陈独秀在恳切期盼中，终于收到来自大洋彼岸的胡适来信：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这样，陈独秀和胡适虽然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但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
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第一次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胡适几个月前给他的来信：
“年来思虑观念所得，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讲欲字欲语，五曰须讲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在信中，对陈独秀还热情赞道：
“洞悉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急。”
比胡适长12岁的陈独秀，对第一次发表胡适的来信颇感得意。10月5日，他给胡适复信中说，对他提出的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两项不甚理解外，“无不合十赞叹”。同时，他在信中明确表示：
“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评西文又不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望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下期《青年》。”
大洋彼岸的胡适接到陈独秀的信后，心情十分激动，没想到“八不”竟得陈君如此的赞赏，而又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经过再三思索，胡适用较温和谦虚的笔调，对“八事”略作修改和阐述，命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
陈独秀接到胡适的《刍议》一文，犹如久旱得雨，颇觉作者眼光敏锐，很快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五号，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紧接着，陈独秀于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说》一文，吹响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角。他在文中大声疾呼道：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大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陈独秀在文中美誉胡适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不言而喻，陈独秀即文学革命的主将。
从此，胡适之名风靡中国文坛，后与陈独秀共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时，两人也结下终生友谊。
在陈独秀的推动下，中国新文学诞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事业。鲁迅说，陈独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胡适说，如没有陈独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坚决态度，就不会有文学革命。可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将地位。
陈独秀连放重炮，发起呼唤新世界的阵阵轰响。以其新颖的思想，饱满的热情和才华横溢的文章赢得了青年的尊敬与喝彩。
在陈独秀与他主编的《新青年》启发下，中国青年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脱颖而出。五四时期，许多青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毅然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探求新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