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倘围攻半岁，一旦被贼冲突，不克抵御或致小挫，则令望堕于一朝。故探骊之法，以善战功得珠。能受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治军以能战为最重要。倘若攻城攻了半年，不小心被敌人冲突，无法抵御或受了小的挫折，自己的名望就会毁于一旦。所以善战就是探骊得珠之法。能爱民是第二方面的重要内容，能让上下官绅都和睦是第三方面重要的事情。希望你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始终不懈，这样，不但是为我补救以前的过失，也可以为先父在九泉之下争光。精神是越用越多的，不能因为向来身体瘦弱，就过分注重保养；智慧在越是困苦的情况下就越明达，不能因为偶遭拂逆，就心情沮丧。
※详解
从上文可见，曾国藩把“能战”作为治军的关键，可谓直截了当。我们现代人说实践检验真理，作为将才来说，就是要能作战，能取胜。而从曾氏兄弟的天京之战中，我们发现，这兄弟俩可谓是能战的将才。
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春，曾国藩调动湘、准军七万余人，分兵十路，包围天京。直到秋末，忠王李秀成在天王洪秀全多次严诏之下，率二十万太平军回救天京，激战四十五日，屡攻不利，仓促撤离，李秀成被“严责革爵”。不久，洪秀全责令李秀成领兵渡江，西袭湖北，以达到“进北攻南”之效。但李秀成迟至次年春才率主力渡江西进，途遭湘军阻截，于五月被迫从六安折返江南，调动湘军不成，反遭重大损失。二年冬，李鸿章所率淮军在“常胜军”（即洋枪队）支持下，自上海推进至常州城下。左宗棠部也进围杭州。曾国荃部湘军攻占天京外围各要点，逐渐缩小包围圈。三年正月，湘军合围天京。城内米粮日缺，洪秀全与将士以“甜露”（一种野草制的代食品）充饥，仍打退湘军多次进攻。
曾国荃自受任浙江巡抚以来，深感于朝廷破格擢升，想早日攻克南京，以报知遇之恩。但南京城为天国的京都所在，已达十二年之久，坚壁固守，实力不弱，虽已有大军三十余万，四周围住，快近三年，然如用强攻，就是用百万大军，也无从破入。因此与部将李臣典、萧孚泗几个商议，明里用大车不停地硬攻，暗里却挖掘地道，直达南京中心。
曾旧藩自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出征以来，历尽千辛万苦，如今兵临天京城下，他本应长嘘一口气，放松一下已绷紧的神经。可是，此时曾国藩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所面临的天京城，大且固，经验告诉他，想要在短期内攻天京，剿灭太平天国，纯属天方夜谭。在经历了九江、安庆攻坚战后，曾国藩认为必须对天京实施持久战，即在对其包围的情况下，切断天京粮道，待其弹尽粮绝时，进行最后的攻坚。因此，攻击的重点就是控制水、陆运输线。
天京城大人众，靠陆路的肩挑人扛来送粮食，犹如杯水车薪，且不经济。长时期以来，天京城内大宗粮食主要靠水上运输线，以长江和内河为主。内河粮道是天京至高淳，“使苏浙之米，能高淳小河通金陵”。自从曾国荃驻扎雨花台以后，彭玉麟就将内河水路完全切断。
九洑洲之战以前，在长江水道上太平军仍然控制着九洑洲、下关、燕子矶一带，因此一些外国商人为牟取暴利，不断偷运粮食，卖给坚守天京的太平军将士。九洑洲之战以后，湘军水师先后占领了九洑洲、下关，于是长江水道也为湘所控制。此时，曾国藩一面高价买下外商所偷运的粮食，一面上书朝廷，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要求在攻克天京以前，严禁外国轮船停泊在天京城外，以彻底杜绝天京的一切粮源。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从前有红革船接济，有洋船接济，今九洑洲既克，二者皆可力禁，弟与厚、雪以全副精神查禁水路接济，则克城之期，不甚远矣。
对于此举，曾国藩甚为得意，在给沈葆桢的信中不无欣慰地写道：今大小河道皆为官兵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需肩挑入城，故贼大以为不便。因此，天京城内的太平军面临着粮食日渐告罄的严峻局面。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东王杨秀清为提高天京城的防御能力，分别在九袱洲、七里洲、中关、下关、雨花台、紫金山、秣陵关、江东桥、上方桥等处，严密筑垒，坚如城池，并掘宽壕与之相辅。曾国荃在力克雨花台后，又屡克数处，只有西南要隘江东桥、东南粮道上方桥还未攻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荃命萧庆衍率七营湘军，出印子山，向东迫近太平军营垒下寨，驻守上方桥及七桥瓮，太平军竭力抵抗，使萧庆衍七营只有招架之功，而无筑垒之力。曾国荃遂令总兵张诗日、李臣典等分军拦截太平军，使萧庆衍七营湘军得以筑成进攻上方桥的营垒。二十二日，又令李祥等军在萧庆衍军垒前又筑新垒，并以大炮日夜攻击上方桥太平军。二十九日，湘军与太平军交战，太平军被击败，河下船只尽数丧失。深夜，萧庆衍偷袭上方桥、待太平军察觉，湘军已攻入垒中。次日，上方桥遂告陷落。江东桥是天京的西南要隘，十二日晨，江东桥被攻克。
天京城失去了上方桥和江东桥要隘后，天京城东南还有中和桥、双桥门、六桥瓮、方山、土山、上方门、高桥门及秣陵关、博望镇，作为天京城的屏障。九月二十二日，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石垒被萧庆衍、陈堤、彭毓橘等攻陷。军事要隘博望镇，上可以接应皖南水阳，旁可以控制芜湖金柱关。九月十九日驻守金柱关的湘军守将朱南桂会同朱洪章、武明良偷袭博望镇，取得成功。九月二十五日，陈堤、熊登武又攻陷了中和桥。既而，曾国荃又派赵三元、伍维寿夺取了秣陵关。至此，紫金山西南完全被湘军所控制。
曾国藩在天京城东南多处被收复的情况下，于九月二十七日率领萧庆衍、陈堤、彭毓橘、李臣典视察孝陵卫地势，伺机扩大战果。护王陈坤书等人自太平门、朝阳门出战，企图扼制曾国荃在天京城东的发展势头。无奈，被曾国荃击败，陈坤书也受了枪伤，不得不退回城里，萧庆衍乘机夺得孝陵卫。十月初五、初六两日，曾国荃又先后派军队将天京城东的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镇等五个要隘攻克，使得天京城东百余里内无太平军立足之所。十月十五日曾国荃率军进扎孝陵卫。天京城渐被合围。
此时在南京近郊，各方征调的大军已达八十余万之多。曾国荃一再向江苏巡抚李鸿章请援，但李鸿章自攻克常州以后，即不再理会。至六月十五日那天，湘军所掘地道，长达十余里，已达南京中区了。曾国荃认为这条秘道即将大功告成，倘被天国识破，势必前功尽弃，因此下令加紧炮轰，免得掘地声给太平天国军队听到。这时李秀成正辅佐幼主，虽属智勇双全，忠心耿耿，但从前所占府县，既不能连贯一片，又不能统一攻守，因此后来被湘军分别击破，失地日增。在太平太国晚年，他已很悲观。至此际，虽能勉守南京，已无出击之力，此消彼长，彼此的形势已相差太远了。
这日未到午夜，湘军在地道终点，使用大量炸药，轰穿地面。轰隆巨响，好像天崩地塌，大队兵卒由李臣典等率领，涌出南京中心，一时间火烟遍地，喊声震天。太平天国军事先不防此变，备觉慌张。急由洪宣娇等保卫幼主，李秀成、洪仁发、洪仁达、赖汉英、罗大纲、陈开、赖文鸿、吴汝孝、古峰贤、陈仕章、吉安瑾等各位将领，纷纷四出抵御。而由地道涌上的这批湘军，一部分四面作战，一部分已由中区攻向边区的城门，使守城的天国兵士前后受到夹击。顿时有几个城门被攻破，这时城外清军，如同黄河决口般地蜂拥而入，逾进逾多。李秀成、洪仁发等混战至将近天明，虽把清军悍将如李臣典等杀伤数人，但想到自己外无援军，人马越战越少，知大势已去，匆忙混乱之中，碰着几位将领，急忙率领残部，杀开一条血路，向西门突围。
清军当初既已密围南京，何以这时的天国将领还能向西门突围而出？原来曾国荃幕僚们早已计议妥善，认为地道妙计，攻克南京，已具把握。目的第一是在破城，硬要坚围，势必双方多伤人马。第二是天国失败以后，必求生路，如果困门，自己也死伤必多，因此有意留出两门。其实天国之地，倘若不是被从地道突破，守城实力还是足够。这时志在逃生，不管任何一个城门，也能突围冲出的。然而，曾国藩的湘军毕竟太庞大了，又早有准备，终使太平军惨败，天京陷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