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野火”的演出，是在2006年7月19日老“愚公移山”胡德夫的演出上，那是个小小的酒吧，能装一百人的场地塞三百多人，我们彼此贴心贴肺、半抱半拥地挤在一起。那也是我第一次听胡德夫，第一次听万晓利和苏阳，那时我绝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和他们在生活中认识，一起喝酒。
那是胡德夫第一次来北京演出，可台下的观众似乎早已熟稔，熟悉地喊出《少年中国》《美丽岛》。和我站一起的公路，在第一首歌响起时已经挤向前去，消失不见。后来我才知道，她听歌听到哭，哭到后来陈永龙接受她采访时，看看她说：你就是那个一直在哭的人吗？那时，正当世界年纪还小时，感情容易澎湃，可是胡老师的歌又是多么容易令人澎湃。
最后一首歌《美丽岛》，胡德夫叫那个一直在打鼓的年轻人，英俊得像一尊雕塑的陈永龙来唱，听他唱歌，我忽然想到，看契诃夫时，他说，一个出身卑微的青年要为每一块面包而道谢、挨打、崇拜别人、常常感觉自己渺小，而他又是怎么在一个美妙的清晨醒来，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我听他唱歌时，忽然就想到了这段话，他的歌声就是那个醒来的清晨，而我身边不自觉舞蹈着的人群，他们心里，也许有同样的自由和美妙。
第二次听“野火”，是2007年5月22日北大百年礼堂，是一个迥异于酒吧的场地，大家被椅子框住身体，规规矩矩地坐着。那次有阿美族的小美、哈尼、卢皆兴、陈永龙，当然还有胡德夫。胡老师像掌门人，带着一群弟子呼啸下山。陈永龙不唱歌时，还是给人打鼓。鼓手，是整个舞台位置最靠后的人，照相时如果不注意，根本照不到。整个“野火”是一个乐队，他们四个人，有一把吉他，一个主唱位置。交换吉他和主唱位置时，顺便给对方调调吉他肩带，这一切做得自然而然，像一群相亲相爱的小朋友。
那晚，唱到最后，格格说：最后一首歌了，站起来吧！我们几个人互看一眼，站起来。举起双手，打着节拍，摇晃着身体。左边的，右边的，前边的，后边的，最后我四处看一下，几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跟着音乐，用身体打着拍子。整个会场，像风吹过茂盛的稻田。—每次听“野火”的演出，总是会陷入一种近于饮酒的沉醉，忘情到跟着舞蹈。
这也是“野火”一直给我的印象：是吹过大地的音乐，丰收时边饮酒边收割的音乐，是拆除身体樊篱，让陌生人手搭手肩并肩一起跳舞的音乐。
第三次看到“野火”，是在大陆一台乱哄哄的颁奖典礼后台，那次典礼，安排混乱，调音混乱（歌手唱歌时，监听音箱里闲人说话的声音都没有关掉），在那种荒谬又正经的气氛里，“野火”的歌手们，盛装登场。每个人穿着自己民族最华美的衣服，陈永龙穿一身亮闪闪，像迈克·杰克逊。他们上台时，工作人员兵分两路，助理直奔台下调音台，经纪人熊姐台上监控。他们的演出，在那个乱哄哄的场合，是最不失专业水准的一组。
和“野火”熟起来，是2012年2月大陆民谣团“走江湖”去台湾。“野火”是个小团队，歌手陈世川也做专辑平面设计，歌手陈永龙也做制作人。那一趟台湾行，台北到台东再回到台北，永龙是演出时的嘉宾，下台后的司机、导游、保姆……我切身领教到，看似松散的“野火”，有着多么强大的组织能力。这得益于经纪人熊儒贤无懈可击的协调力。离开台东时，一个个打电话：别落东西在酒店。等上了小巴，大家此起彼伏地唉哟起来，丢电脑的，丢钱的，丢诗歌的。熊姐微微一笑，她早知道艺术家的名字就叫不靠谱，安排永龙开着小车作为边锋，除买火车票也负责随时支援突发情况。
而我脑子里一直有陈永龙穿得闪闪发光的印象，“走江湖”在台北文化地标Legacy演出，他做嘉宾，穿着一件衬衫，简短排练后就是登台，我惊讶地说，你不换衣服么？他羞涩地说：我已经换好了。看我一眼，轻声说：上次在广州，因为是领奖，我们是盛装出现。平时很少那样。
演出散场，是CD签售环节。散场的人群中，我看到陈永龙扛着把梯子走过去。他何止没有盛装出现，根本也没有把自己的歌手身份、自己的英俊放在心上。在台上唱歌，是他的职业。下台，他是“野火”的工作人员。
我以前有个很狂妄的想法，认为大陆搞艺术的，吃的苦头多一些，作品也会因饱蘸痛苦而更有分量。至少，这荒谬现实主义就比净土一方更适合生长艺术家。所以，台湾多小清新如陈绮贞张悬苏打绿，而大陆多出怪胎如左小、或雄浑如青铜战斧的“舌头”。但这些年，我的想法在改变。简单地说，我不再以为艺术一定要水里来火里去。生活自会安排，生老病死，人人有份。不是比别人多吃几桶地沟油，就更痛苦，更艺术。
音乐家布赖恩·伊诺（Brian Eno）说，有两种艺术家，一种像农民，一种像牛仔。第一种发现一个东西就像一粒种子，安心养地，缓慢种植，精心培育，等待收获。第二种则像牛仔一样，四处远游，不断向陌生进发，寻找新的领地。“野火”比较像农民。这些年，我看着他们，慢慢生长，从最初的土地里长出来的歌谣，带着土地的散漫和野性，务必要让人随着音乐跳起舞来；到向“当下”伸出触角，如陈永龙翻唱李泰祥的专辑，又何尝不是向台湾流行音乐的过去回溯，逆向泅渡。
而小清新，是台湾最容易被误解的一层外衣。跟台湾朋友聊天时，时常觉得他们头角峥嵘。比如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大批企业无意招聘，新毕业生就业率低下，台湾当局对此，针对弱势中的弱势，于2009年推出“大专毕业生至企业职场实习方案”，协助近四万名大专生进职场实习，政府提供每人每月两万两千元（合四千多元人民币）薪水加社保，为期一年。让新毕业生获得工作经验及协助他们能顺利进入职场。在我看来的德政，却被骂得狗血淋头，嫌拉低了那三年毕业生的起薪点。在微博上，我也算常常转发负面意见的人了，可是跟我的台湾朋友一比，我像个顺民，总是站在政府角度着想。他们批评起政府，真的是冷酷无情加暴力。台湾人的概念是，你拿纳税人的钱，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滚蛋，换别人做—我承认，猛一下还真的挺不适应这么冷酷地对待政府。
所以，在台北公共场合十七次放置“爆炸物”、吁请政府重视开放稻米进口对农民造成破坏性冲击的杨儒门，他的坐牢引发台湾媒体的大讨论，许多文人称他是良心犯。而“野火”的熊姐听说我要采访他，开车一路从台北把我送到猴硐，顺便也一见“偶像”。
小清新，是台湾人对亲朋好友、对日常生活，从心底涌出的安详平和之美。但在公共事务上，他们从不小清新。
就像几年前，第一次听到“野火”制作的《高一生：邹之春神》之震动，专辑是为纪念五十年代白色恐怖中被处决的邹族音乐家、诗人、政治家高一生，是纪念，但绝不流于政治控诉，音乐上的丰沛、空间之丰富，音乐可以如此美而有力，菩萨低眉，金刚怒目。或者，正因为是音乐，才可以如此有力，同时美丽。
再一次看到“野火”的演出，是2012年10月23日，仍然是北大百年礼堂，仍然是全体起立大合唱、跳舞。但多了另外的成分，是李子恒老师给陈永龙写的《海岸线》，是李子恒自己的《回家》，那一台演出，多了层复杂的情绪。部落音乐的狂欢，犹如给喜欢的人做饭，烧了一桌好饭备下好酒，欢笑着跟朋友们痛饮达旦。而因为李子恒多出来的那一层情绪，是好酒好饭之后的一杯百味交集的茶，茶杯里荡漾着散场后，天边一轮月。这两者都是音乐的本质。音乐是分享，是狂欢，是手舞之足蹈之。音乐也是描摹人生里难以言说的那一部分情绪，在明意识潜意识之间的狂流，狂流之后的沉淀。
很难定义“野火”，原住民音乐？流行音乐？民谣？“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捡现成已经被成就的事，远看近看都似乎一直在绕远路，你以为它想要靠近主流了，但它又偏离方向；你以为它是在做原住民音乐，但它又频频在唱着华语歌曲，以为自己在搞抒情革命。”（熊姐语）
这大概和“野火”的总监，熊儒贤有关。刚认识熊姐时，知道她曾是我十几年前最喜欢的乐队“优客李林”的经纪人，一手制造并陪伴了优客李林的黄金生涯，立刻在心里默念：熊姐，受俺一拜！她经历过滚石及魔岩唱片的巅峰时刻，也亲身经历台湾唱片工业的分崩离析。从大工业的废墟中撤退离开，她做了小小的“野火”，“我种的是歌，不是歌手，以前都是种歌手，搞膜拜，一个歌手不灵了，就换人，但歌种在心里，那是不会抹灭的，比方你现在听《望春风》，还是很感动。歌就是呼跟唤，我把故事说完了，这故事是你的了”。
在猴硐，采访的空白时间，在那个被泥石流毁坏过的旧校区闲逛，熊姐说，她的愿望是每一场演出，都能提供观众不一样的体验。我说，这太奢侈。唱歌是歌手的职业，做演出是经纪人的工作，要每一场都不可复制，都新鲜特别，要求太高。
结果，我离开台湾的两个月后，“野火”在猴硐生态园区做了场演出—猴硐小镇本身是资源枯竭的矿区，当地经济陷入停滞，大部分是老人与小孩留守家中，年轻人出外打工。这被挖空后遗弃的小镇、泥石流破坏后被放弃的校区，成为一个隐喻，多么像现代化中先被榨取后被抛弃的农村与农民。在这里，“野火”做了场免费演出，当天去看演出的人，每人要带一件自己喜欢却不再想保留的物品，并且把这物件的故事写下来，到现场跟别人交换。现场去了许多人：环岛卖咖啡的人、做染布的、做陶艺的，以及许多当地的小朋友。歌声，就这样在这个寂静的小镇上空响了起来。
而在猴硐那个下午，听说当地有位邮差很会唱歌，熊姐立刻说：叫他来玩。打电话，邮差说，在送信，可能要过几个小时。太阳西斜，再打电话，邮差说：今天信多得不得了，还没有送完。我们到底没有听到邮差歌手的歌声，只是想象一个粗壮汉子扛着邮包，在高低弯曲的山路上下穿梭，在有猫村之称的猴硐的诸多猫窝中寻找门牌号码。不过这次，“野火”2013大陆“走江湖”，把他也带来了。这次来的还有陈永龙、荻部丝、琳恩雅、张文翰、曾仁义、陈俊辉，最后一位就是邮差，人称辉哥。
“野火”的音乐，就是这样随机捕捉，从生活中来，到生活里去。
在台北，熊姐请我在一家朋友开的餐厅吃饭，每一种食材，都是女主人天还不亮去市场选的最新鲜的，不使用任何添加剂，是食材最原始的味道。女主人是一位清秀女子，衣着淡雅大方，间或来陪客人聊两句，不会让人觉得太热情，也不会让人觉得被冷落。直到最后一道甜品，她微笑着站在旁边，告诉我们，她的父亲前两日刚刚去世。她办好一切大事，还是开了餐厅的门。外面，她的两个孩子等着接她下班。平时他们是不接的，但在这个特别时刻，他们要陪她度过。
她做出来的饭菜，没有一点苦涩的味道，是平和安详的味道。我相信食物能传递出的，比人能表达的还多。
可是，说着说着，仍然眼眶微红，出现在她微笑的脸上。她说，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明白是一回事，接受又是一回事啊。
无意一回头，看到春天父亲去世的永龙，已经哭得控制不住。
哪有什么小清新或大痛苦，只要你诚实面对自己，哪里的人生都是一场漫长修炼，上下求索。“野火”发行的，李子恒老师2013年的专辑《回家》里，就有这样苦炼过的气息。人世间的无奈与悲哀，不因你生于更发达之城市，或政治更为自由就消减半分，一样要蹚过精神的幽暗之地，一样要面对生而为人的无力与悲哀，一样生老病死，一样求不得爱别离。而艺术，有时候，就是对无力感幻灭感的回击，以及回声。
2013-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