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错综复杂的金融形势下，我们很容易迷失掉一个简单而基本的事实——即在所有这些标新立异的证券以及复杂深奥的金融工具背后，其实是美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购房者所支付的月供。一旦这些月供停止到来，任凭华尔街的金融专家还是华盛顿政府监管部门的干预，都将无法拯救这一构建在抵押贷款支付基础之上的投资结构。
因此，一个基本的问题便浮出水面：为什么这么多的月供停止了支付？一个基本的答案也不言自明：因为抵押贷款更多地发放给了一些支付前景大不如过去的贷款人群体。这并不是简单的银行或其他借款人判断失误的问题。在政治压力之下，由手握银行及其他借款人，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经济生杀大权的政府设定的强制信贷指标，导致了与过去相比，高风险的信贷实践。不仅如此，构建了这些系统性危机的两党政客，却鲜有动机去改变自己的作为，而后续事件也表明，只要能够转嫁责难，政客们几乎无需付出任何的政治代价。
无论给予经济造成怎样的风险，打造宽松信贷政策的政客们承受到的风险却小之又小，如果存在的话，看看他们是何等轻易便逃脱掉对房地产暴涨暴跌的责任和责难便可知道。据《纽约时报》报道，2009年11月，众议员巴尼·弗兰克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他计划于次年推出立法，将联邦住房协会（FHA）下的贷款最高额度提高100000美元，达到839750美元。”这会不会如同众议员弗兰克此前的“经济适用房”运动一样，给经济造成巨大的灾难还未确定，用他的话来说，他选择了“掷骰子”，但确定的是，一定会有其他的人站到他的委员会前在全国电视媒体上接受责难，为受到诟病的灾难负责。而且毋庸置疑的是，站上责难席位的人，完全不具备为危机负责的职权。
突发因素
在助力因素和受迫因素的作用下，构建起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动荡与混乱局面，那么，又是什么样的突发因素导致这幢纸牌屋的最终垮塌呢？
关键便在于房产的价格。只要房产价格持续上涨，投机者、购房者以及信贷机构都将受益，购买抵押贷款型证券的投资者也同样受益，他们的收入将随着月供的滚滚而来而源源不断。但是，一旦房产价格趋于稳定，投机者便会发现自己陷入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手中多套原本预期能够在上涨房市下，在变动利率抵押贷款的低廉“诱导”利率期结束前快速卖出并获利而购置的房产，立刻变成沉重的贷款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