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原告与被告双方均缺乏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时候，这类官司中的常见现象，被告注定失利，因为与其他民法官司实践不同，更不用说刑事案件，在这样的官司中，举证的负担将转移给被告。此外，抗辩一项歧视指控的过程所产生的成本是巨大的，不论是一项种族歧视的指控还是一项性别歧视的指控，也不论有罪或是无辜。举个例子，西尔斯连锁百货公司耗时15年，花费2000万美元抗辩对自己性别歧视的起诉，即便起诉西尔斯百货公司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ity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甚至无法炮制出任何一位过去以及现在受雇于西尔斯全国数百家连锁店的女性职员，来指控其个人受到的实际的性别歧视。
统计数据本身足以支持一桩初步成立的案件持续诉讼。即便西尔斯最终赢得了巡回上诉法庭的支持，但又有几家企业有能力像西尔斯一样花费巨资，并承受多年歧视指控的坏名声。大多数企业——即便是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巨型航母——都会发现，庭外和解最经济合算。当然，这样的庭外和解接着便会被活动家以及其他人士引用为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普遍存在的罪证。
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尤其脆弱，因为它们的许多商业决策必须获得政府监管机构的批准，而诸如西尔斯百货或其他企业则可以自行决策。如果没有得到联邦监管机构的批准，银行不能够开设分支机构或是关闭已有的分支机构。即便银行愿意花费巨资，煎熬多年抗辩歧视指控，联邦监管机构也完全能够搁置该银行的兼并、收购，以及其他商业决策的审批，拖延案件结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银行应对逐步加码和逐步扩大的政治压力的反应便可想而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