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远离自己基地的远征军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其危险的，他们只能依靠同盟军的行动，没有别的出路，而且远征的军队的统领也是非常难当的。在1799年和1805年的战局中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对这些远征军进行详细讨论。但是用远征军的形式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比如战争距离本国比较远，减少了本国的危险，减少了国家要承担的战争后果。一般来说，这对军队的统领会有非常巨大的压力，但是对国家来说是有利的。
在这类远征战争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领导者，这个才是至关重要的。他应该是一个在政治和战争艺术方面都是专家的司令，必须明确地与各同盟国确定各自在军事行动中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保障自身的利益，拟定一个双方共赢的作战计划，设立一个符合共同利益的作战目标。历史上也有很多例子，就是因为同盟国之间没有协商好，忽略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和一些不和谐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干涉性战争，也可称为时机有利的战争，因为不仅可以全面参战，还可以接近本国国界作战，所以说是一种时机有利的战争。奥地利在1807
年遇到过这样的机会，但没有有效地利用。后来在1813年，它又获得了一次这样的机会，它与萨克森接壤，当时拿破仑刚刚在萨克森集中了兵力，它只要从后方对在易北河地区的法军进行正面实施突击，就有百分百的把握赢得战争的胜利。在这样的情形下，奥军投入了二十万兵力，可以说是稳操胜券的。在两个月之内，它恢复了对意大利的统治和对德国的影响，而这些都是它已经丧失了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权利。奥地利的这场干涉性的战争获得了很大的利益，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最后的赢家。
维也纳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就是因为这次干涉战争属于我们提到的一种干涉战争，因为这种战争可以在本国的国界作战，这样的战争一旦展开，对战争是很有利的，我们可以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而且，这次战争是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进行干涉的，这样还可以选择最佳的参战时机。单凭这两种优势在战争中就会产生决定性的意义。这种作战方式不仅适用一些实力比较强的大国，对一些实力较弱的小国也一样适用，
只要选对了时机，善于把握局势，在战争中就会取得优势。下面我们就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在1552年的时候，选帝侯莫
里斯·萨克森公然起义反对查理五世，尽管查理五世当时是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统治者，曾经打败过法兰西一世，控制过法国。这次武装起义，一直把战争引向蒂罗尔心脏，制止了这个统治者吞并一切的野心。在1706年，萨瓦公爵、维克托·阿梅杰对路易十四宣战，从这时候开始改变了意大利战争的进程，迫使法军从阿迪杰河退至都灵城下，遭到了失败，但却使欧根·萨瓦亲王永垂不朽。我想很多国家的领导者在面对这两次战争的领导人或者是策划人的时候，都是相形见绌的。
侵略性战争
在侵略性的战争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两种区别很大的入侵，第一种入侵就是入侵比较遥远的国家的领土；另一种入侵是入侵邻国的领土。第一种入侵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需要越过一些辽阔的地域。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也许你路过的国家对你表示赞成的态度，也有些国家对你的做法持敌对的态度，事情就变得比较复杂。
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业绩的一半就可以证明，出于征服欲望而进行的入侵战争，并不是最不利的战争。这种利益也是会受天然的制约，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超出了这种限度，就会离危险近一步。
大流士同斯基泰人的作战、冈比西在努比亚的作战、克拉苏和朱利安皇帝同安息人的作战，以及拿破仑对俄国的远征，这些都是用鲜血换回来的真理。但是征服的欲望并不是促使拿破仑发动战争的唯一原因，他的个人地位和对英国的战争，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他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取得战争的胜利。虽然他喜欢冒险和战争，但他还是考虑了其他方面，最终使他发动战争的原因就是如果战争没有胜利，就得向英国投降。也许我们会说拿破仑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向我们说明一些道理的，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元首是非常重要的，要让领导者知道自己应该去避免什么样的问
题。他的胜利告诉我们，做事情要灵活，善于思考，要积极勇敢地去面对；他的失败又告诫我们，做事情要小心谨慎，要经过深思熟虑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如果一场战争没有适当的理由，就像成吉思汗的侵略战争，这样的战争就是对人类的犯罪；如果一场战争有它发动的理由和它能带来的利益，即使这场战争得不到大家的赞同，最终也会得到原谅。
在1808年和1823年法国先后对西班牙进行了两次侵略战争。两次战争的性质无论从目的还是结果来看都是不同的。第一次侵略威胁了整个西班牙民族的生死存亡，绝对是一次贪婪的、诡秘的侵略。这次入侵的结局使入侵者本身也遭到了不幸。第二次入侵是一次符合共同利益的入侵，都是为了打倒一种危险学说而进行的。这样的战争会得到当地人的支持，其结果是取得了胜利。在这里我们不用拟定自然法则的观点来评论这些入侵。我们之所以要提出这些问题，只是想说明，入侵并不是成吉思汗所为。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入侵中，第一次入侵致使拿破仑垮台，第二次入侵则恢复了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邦交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入侵战争的发生。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主动入侵别的国家，比等着别的国家入侵自己要有利。所以我们要克制征服者的野心，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最可靠的方法还是善于选择时机，找最适当的时机进行斗争。
如果决定好了要展开一场入侵战争，那么在确定这场战争的规模时，要考虑到战争的目的，考虑到作战企图和作战中我们会遇到的一切问题和阻碍。除去要征服一切的野心和欲望，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合理的战争理由。
如果在入侵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个国家的人民奋起反抗，而且还有比较强大的国家给予帮助，那么这样的入侵就很困难了。拿破仑对西班牙进行的战争就很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真理，还有1792年、1793年和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几次战争也能说明这一真理。法国受到了几乎整个欧洲从陆地到海上的攻击。法国虽然没有像西班牙一样遭受突然的占领，但没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愿意援助。我们说了这么多的例子，就是为了从这些伟大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和规律。
在俄军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也同样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但是这次情况和以往的情况还有所不同，虽然奥斯曼土耳其是因为仇恨异教徒而拿起了武器，但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被他们征服的希腊人的支持。土耳其全国的人民都是******教的信徒，如果土耳其人能像法国人一样聪明，善于把希腊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就能得到希腊人的支持，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土耳其只有在靠近边境的地区才受到尊重，因为他们在国内日趋没落的时候，在这些地区集中了最多的民警部队。拿破仑在对意大利、奥地利、普鲁士进行入侵时，就不必对当地居民有所顾虑，决定一切的就主要是应予重视的战略法则。
如果不是入侵邻国而是入侵遥远的国家，我们在途中必定会经过许多国家，我们要考虑到我们的做法会不会引起这些国家的反感，会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入侵成功的一半靠的是外交，而不是战略。入侵这样的国家时，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国家的邻国成为我们的同盟国，让他们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这样我们才不会在战斗的时候受到威胁，也防止了战争开始后邻国会帮助自己的敌国。这样做既减轻了我国的外患，也强大了我们的军队，还可以把邻国当作我们的临时基地，必要时给我们提供可利用的可靠掩蔽地区。所以我们必须得到这种国家的支持。如此，我们就必须找到共同的出发点、共同的利益。这会成为入侵的关键所在。
对于长距离远征，政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这样绝不意味着政治对于邻国的入侵没有影响，因为充满敌意的干涉行为会阻止取得辉煌胜利的进一步发展。法军在1805年和1809年入侵奥地利时，假使普鲁士能适
当予以干涉，结果可能会完全相反。法军在1807年对北德意志的入侵就是如此，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维也纳内阁。其次，1829年法国对鲁米利亚入侵的时候，如果采取了英明适当的政治措施予以保障，如果不重视利用谈判来消除干涉的可能性，那么后果就会变得很严重。
信念之战
人们常常会把信念战争、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弄混淆，它们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所以我们必须把以上几种战争分开论述。
信念战争可分为三种：
（1）局限于外部冲突，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但是也有；
（2）既是内部斗争，也是外部斗争；
（3）局限于内部斗争，也叫作国内战争。
这种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信念之战，或者说是学说战争，也是一种干涉性战争。战争的起因可能是因为想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去打败邻国的学说；也可能是想把自己的学说强加在邻国身上，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都属于干涉战争。
这样的战争，结果通常都是很惨烈的，无论是因为宗教教义的不同，还是政治信仰的差异。因为这样的战争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一种复仇心理，这是一种残酷的欲望和可怕的情绪。十字军远征的战争、三十年战争、回教徒的战争和神圣联盟战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具备了这个特点。
宗教其实并不是单单的一种信仰，有的国家可以利用宗教夺取某些政治权利，宗教有时候会被用作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战争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有的时候这些利益是和宗教利益息息相关的，而文化利益本身也包括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宗教方面的利益。
在世界战争史上，宗教对战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宗教曾经是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也是许多战争的重要起因，并且作用于战争的进程。很显然，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关心宣传《可兰经》不如关心扩张他的帝国，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腓力二世之所以支持法国的神圣联盟，并不是因为罗马教廷的胜利。
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教义只是一种手段，因为这个交易可以达到双重目的，宗教战争是战争中的一个类别，宗教战争也是宗教斗争的一种形式。在西方国家，宗教战争是常见的现象，相对来说东方国家就比较罕见了。三十年战争在一开始是罗马帝国内部的新、旧教派发生了争执，起因是神
圣罗马帝国皇帝镇压境内的新教徒，激起了波西米亚新教徒的叛变，并意图寻求独立。后来随着瑞典、丹麦等国的参战，逐渐演变成了全欧洲的大战争。
政治性的信念战争得到支持和抵抗的机会差不多是均等的。例如，1792年出现的那种荒诞的社会现象，实际上是想在全欧洲取消著名的《人权宣言》，各国的政府都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他们当时的想法只有一个，便是拿起武器铲除火山口上的熔岩，并且把喷熔口堵上。但是其办法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对于医治因一时极度冲动引起的狂热情绪而造成的病痛，用战争和入侵的办法并不是一个好的措施，越是狂烈，持续的时间就越短。只有时间才能抑制狂热的感情。一个有教养的民族，它可以出现狂暴分子的捣乱，但是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出现，理智必定会战胜冲动。想要凭借外国的武力来平定一场骚乱，就像是在地雷刚要爆炸的时候去排雷，这样会把自己炸得体无完肤。其实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让地雷自己爆炸，之后我们再去把弹坑填平，这样比在炸弹旁边被炸死强得多。
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入研究，让我深信如果不是对吉伦特派和国民议会实行武力威胁，那么他们永远也不敢把大不恭的手伸向软弱的却是令人尊敬的路易十六身上。而且，如果没有迪穆里耶的惨败和外敌入侵的威胁，那么吉伦特派永远也不会被山岳党人击败。而如果放任各党派这么随意地斗争下去，那么很有可能国民议会不会让位于可怕的国民公会，还会依据情况的需要和法国历来的传统习惯而逐步地恢复温和的君主政体。
从军事的角度看，战争是非常可怕的，那些军队在进行侵略的时候目标不仅仅是那些军队的士兵，如果有民众进行反抗，他们也会毫不留情地屠杀他们。可见战争是多么的残酷。可能这么说有些人会不认同，因为一方的暴力行动往往会引起另一对立面给予被攻击者的支持，这样的结果比宗教战争要肯定得多。如果被激怒的一方拥有强大的兵力、有利的地形，还有民众的支持，那么并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另一方会怎么样呢？就像是十万名法国西部保皇党人和十万名联邦派分子那样，在1793年的联盟中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历史上能证明这种斗争的就只有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斗争。这些斗争告诉我们要想攻打一个有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国家，一个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