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类似事件的了解，我发现美国市民在生活中处处依靠智慧，并期待所有人能与智慧产生共鸣。然而在欧洲，市民在生活中只是不断制造愚蠢。美国人渴望智慧，并鼓励创造智慧，而欧洲人关注是否有傻瓜跟上来。还有，欧洲人将恶意视为平常，并且总有许多不人道的禁例，美国人却非常重视人们的人道意愿。
这使我不由想起，我在学生时代所见到的一些带有欧洲式偏见的老师。那时，我还是一名十二岁的学生，脑子很灵活，学习态度也很端正。但老师总是关心那些不如我的学生，这让我想不明白。有一次，在做国语练习时，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做功课，而那位温和的国语老师却让我帮他去图书馆借书。我对此很生气，但又不敢违抗命令，于是尽可能选择离图书馆较远的路去走，而且是慢慢地走。尽管那是很无聊的，但我感觉很不错。
还有一次，老师一反常态地没有给我布置乏味的论文，而是一个我很喜欢的题目。于是，我开始查阅很多资料，发挥所有潜能去写那篇文章，尽量让每一个句子变得完美。把它交上去后，便满心欢喜地等待好的分数和老师的表扬。老师在讲评作文的时候，一般都先拿最好的作示范，但这次所有文章都评论完这后才轮到我，而老师似乎还不想过多评论，只说了这样的话：“荣格的作文是写得最好的。但他写得很轻松，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因而不应该受到表扬。”
“不对”，我据理力争，“我从来没有像写这篇作文这么认真过，所以这对我不公平。”
“胡说，”他吼道，“你没看到史密斯（写得最差的学生）吗，他才是写得最费劲的一个。我敢断言，他以后会取得成就，而你绝对不会成功，因为你终生都摆脱不了聪明对你的欺骗。”我无心再去辩解，从此便在德语上不下一点儿工夫。
事情过去二十几年了，有些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只是当时这件事占据了我的整个思想，给我留下一种苦涩的经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思想的变化，这种感情已被理解代替。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老师的做法是建立在“扶弱”的高尚原则之上的。但是，这种观念在现实中往往经不起推敲。人们总是扶弱抑强，往往将天分高的儿童置于弱势地位，不相信其智力所能达到的地方。我过于聪明——这就是他对我极不信任的理由。
荣格给我们讲述的真实故事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类似的经历在许多人身上都曾。扶助弱智儿童是一项符合道德的准则的事情，但天资聪颖的学生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当我们在大发慈悲的时候，也不要忘了关注这些天才儿童。但一直到现在，这件事情也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不久前，我又碰到这样一件怪事：一个本来被公认为聪明乖巧的小学女孩，突然变成了坏学生。女孩的父母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与孩子交流后才知道事实的真相，她的父母对此觉得非常可笑。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孩子们被人像傻子一样对待，被人为地弄成坏学生。后来，父母为这事专程去拜访校长，结果发现孩子的老师以前是智障学校的优秀老师，受过很正规的教育残疾儿童的训练。显然，这个老师并不适应教育正常儿童。幸好这种错误被及时发现，于是把这个孩子交给另一位正常的老师辅导。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小女孩很快又变得聪明乖巧了。
在众多儿童中发现一个神童是很困难的，因为神童并不是老师心目中的那个好学生。单从这些表现上看，人们的确很难将神童与精神不健全的儿童区分开来。这真是一件令人懊恼的事。
我们应该明白，每个神童看上去都是早熟的；但有些神童发育得相当缓慢，往往在很长一段潜伏期过后，他的突出才能才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他的才华很难被别人发现。还有一点很无奈，老师常常对学生的期望过高，幻想学生们个个都有极高的才能，学生一旦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被认为是庸才，一无是处。这样，即使真的存在一些天才，也不会被发现。
判断神童的方法之一，是在学校和家庭相互配合的前提下，对儿童个性全面细致地进行观察。它能使我们区别什么是主要倾向，什么是从属反映。这在儿童身上往往表现出一种对外界影响的防御性，懒惰地对待身边的事物以及做白日梦，使内心的想象过程免受干扰。但这些表象也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因为某些神经官能症以及精神病儿童也同样具有明显的、不着边际的幻想和特殊的兴趣。其依据应该是这些东西特有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将天才的幻想和蠢才的幻觉区分开来。
对此判断的最佳标准，是幻想体系的一系列特性及其实现的潜在可能性；另一个判断标准，是儿童兴趣的性质与方向。作为一名教育者，学习并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对判断的正确性有很大帮助。
人们普遍这样认为，逻辑抽象思维能力在数学上表现得很充分。学习数学是训练逻辑性思维的最佳方法。尽管所有的哲学和科学都在使用逻辑与理解力，但数学天赋代表其他所有天赋。正如一个人可以有音乐天赋而不具备理解力，同理一个白痴也可能表现出惊人的计算才能。数学上的直觉与音乐上的直觉性质不一样，都无法通过学习来获得，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才能，比如天赋。
除智力的天赋外，还存在着心灵的天赋。但是，由于头脑往往不够灵活，具备心灵天赋的人容易被人们忽视。其实，与具备其他天赋的人相比，这类人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也显得更有价值。但具有极高天赋的心灵感觉存在两面性，这种情况在女生身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为了给人造成具有特殊才能的印象，她们能够很乖巧地使自己符合老师的要求，并表现出有非凡成就的迹象，可是一旦个人的行为停止，天赋便随之消失。它就像着火的干草一样，燃烧快熄灭也快，事后只留下一缕缕白烟。
现在讨论一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对神童进行教育这个问题。对神童进行教育，教育工作者需要具备很高的智商、完善的心理、优秀的道德品质以及极高的艺术才能等能力。但实际上老师很难达到这一水平。也就是说，教师要想公平对待天才学生的天赋，除非他自己就是某种天才。那么，教育天才的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由于缺乏合适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想想别的办法。值得欣慰的是，许多天才似乎有一种自我保护能力。一个具有天赋的儿童越接近天才，其创造能力就越能超出同龄人。对儿童的创造力进行保护似乎比对其进行引导和训练更有必要。有人说：伟大的天才是人类之树上最美好而又常常是最危险的果实，他们往往悬挂在弱小的树枝上，随时都有被折断的危险。这无疑是对天才的最好诠释。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认为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的成长过程是以牺牲人类禀性为代价的。于是，天才与人们的品质发生矛盾时，人们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否少一点天赋会更好一点呢？实际上，天赋并不具备绝对的价值。换句话说，只有当天赋使人格的其余部分得以正常发展时，天赋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这里涉及到道德的问题，因为创造力同样需要限定运用范围，同时也取决于道德上的人格。一个人如果缺乏这种人格，那么他的天赋就是一种需要限制或者被取代的东西。有人认为，用分班教育方法对天才进行教育是十分有效的。这种方法在短时间内的确很有益，但为了天才能够获得长远发展，我们必须将眼光放长远一些。现实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那些具有天赋的学生，并不能在其他所有方面与别的所谓不是天才的同学同样具有优势，比如在感情与心理等方面。如果真的把那些天才学生隔离在一个特殊班级中，神童就很可能产生片面发展的危险。因为尽管神童对他所擅长的那些功课感到游刃有余，但他无法在其它方面获得很好的成绩。如果能与那些一般的学生在一起学习，那些普通课程的内容或许能弥补它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这就能产生一种极为有用而又极其必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对神童的自高自大的心理缺陷有着一种弥补作用，不至于使他们偏离正常的轨道。当然，这种情况也有利有弊，这就要求教育者应因人而异地执行有效的教育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将天才儿童与其他儿童安排在一起进行正常教育，不能把天才儿童安排在特殊班级里以突出其特殊地位。因为只有将他们正常化，学校才能为所有儿童提供一个适应将来世界的平等的锻炼空间。我们必须明白，偶尔存在的冲突并不是一种灾难，只有当冲突长期存在，或者儿童本人敏感，又不能从教师那里得到正确解决时，这种矛盾才是事关儿童健康成长的。当问题的症结确定与老师有关时，这种误解往往还会带来有利的结果。但这并不能成为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则，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老师不得不因孩子在家庭教育中被认可或赞成的堕落而苦恼。实际上，这种苦恼十分普遍，因为那些不能实现自己曾经的理想的父母往往把这种理想转移到天才儿童的身上，问题于是出现了。这些孩子或是被娇生惯养，或是被草率地制造成一件值得炫耀的“展览品”，这对天才儿童的成长是极为有害的。从这一方面讲，不论是父母还是教育者，都不应让天才儿童在特殊环境中成长，而应让其置身于正常的环境中，与其他孩子一起健康成长。
天才人物一般都会经历一个“讨厌一切”的成长阶段。这是由天才的天性中某种独断和难以控制的东西决定的。有种所谓“被误解了的天才”是很值得怀疑的。“往往，那些总是寻求一种对自身的安慰性解释的人结果都是一些废物”。天才是极其罕见的，但天赋是与生俱来的。天才的才能五花八门，但仍有一种统计学上的规律性，并不总是有一种推动力与人相配合，由此而引起的个体分化对于教育者来说值得重视。因为一个分化的人格，或是一个能够分化的人格对社会具有很大的价值。教育者的任务，就是合理地引导这些人格分化的天才儿童步入正轨，使他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分化自己的人格。
“水静则深”，正如表面平静而底部充满激流的河流一样，神童的心灵深处充满了激情。这种激情是他之所以成为天才的根源，同时也潜藏着危机。它的危险不仅在于对常规的偏离——暂且不论这种偏离看起来多么有利，而更在于那种预示着可怕冲突的内在倾向。所以，与隔离在特殊班级里不同的是，个人的兴趣和老师的关照都将有利于这种激情的疏导，从而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有人建议将精神病专家请入学校，作为学校方面的指导。但我们认为教育者对学生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回头评价那些做出杰出贡献的教育者时，我们更感激那些曾经触动我们感情的辛勤的园丁，对他们做出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课程是学生必需的原材料，但老师的温暖对于成长中的儿童来说更为重要。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忽视其他学生。对于那些有才智及天性敏感的儿童，学校应对他们的这些优势积极地进行引导和开发。课程的设置不应远离人文科学而成为太过专业化的东西。教育者应该努力成为，为孩子们指明他所适应的那条通往成功之路的人，而不能成为武断的指挥家或纸上谈兵的人物。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充分尊重历史，因为任何具有深厚基础的文化都必须在最广的泛意义上尊重历史。
注意现实的有用的东西固然重要，但为了未来而回顾过去也同样不可或缺。文化意味着延伸和发展，对神童来说，对其进行历史的教育是最基本的。“就像发育中的胚胎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一个种族发生的历史一样，儿童的心理便全面地诠释了尼采所说的‘人类早期的功课’。儿童生活在前理性的状态中，尤其生活在一种前科学的世界中，即一种人类祖先所生活的世界中。我们的根基便在那个世界里，每个人——包括大人和儿童都是从这些根基上成长起来的。成熟使人脱离根基，而不成熟使人依赖于根基。”有关宇宙起源的知识使儿童有可能在那些已经逝去和被遗弃了的过去世界和尚未被认知的未来世界之间的桥梁上探求真知。我们如何才能把握未来、同化未来呢？这一基础就是人类过去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如果这种宝贵经验被剥夺了，我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势必会丧失成长的根基和远见，对未来将发生的事情毫无防备。一个不注重历史知识，割断与过去（包括历史和经历）联系的人，只能处在一种屈服于所有新生事物所产生的迷茫和欺骗的危险之中。我们在现实中不难看到这样的人——将婴儿与洗澡水一齐倒掉，这便是他们面对新生事物时的悲哀。
总之，天才是自然本身挑选出来担负重任的，是领跑的人。所以，每一个有责任心的父母和教育者，都应加倍重视对那些天才儿童的正确培养和教育。
（4）教育的终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