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是捡漏儿？“贾贵福说：“我们家的房屋是土改平分的胜利果实，前几天，我在房后头挖个放白薯的窖，挖到了一个大罐子，里面装满了铜钱。不用问，这是贾敬儒祖宗的家业，归我了。”
收购员说：“我不负责收购破铜烂铁，不过，也有说道。”
“有啥说道？”贾贵福问。
“代销店和废品站都收破铜烂铁，青铜的价钱是一斤一毛六。举例来说，一个铜盆能卖一块至两块，一个铜锁头也能卖两三毛。文管所的所长提醒过，对铜钱有说道，因为这是文物，比废品站的收购价提高40%，铜钱废品站一斤一毛六，四六二十四，一六得六，文管所收购一斤的铜钱，需要花两块两毛五呢。”
贾贵福欣喜点头，说：“好，好，谢谢你通风报信，你——咋称呼？”
“我姓李。”
“李同志，”贾贵福说，“我用秤量了量铜钱的分量，是十二斤三两，给多少钱？”
李同志用计算机按了按，说：“能收入二十七块六。”
秀丽插话，觉得钱不少，说：“啧啧，让人眼热啊！这些破铜钱确实值钱，二十七块六，能买二百多斤咸盐呢。”
人生一世是账本，掀开了一天一页，是赔是赚，总该算计。李同志购进了铜钱，支出不仅是二十七块六。准确数字是二十七块六毛七分五，四舍五入，贾贵福收入了二十七块六毛七分。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离不开按劳取酬。一分钱，一分货，乃是物质的公认标准。我有我的境界标准，许多人牺牲了，死得其所。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说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我们是平民百姓，即便提倡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又能怎么做呢？为什么人，助什么人，至今没有结论。三楞子和吴天佑的实例过去了，谁对谁错？
今天遇到了实际问题，是摔碎了掸瓶还是卖了掸瓶呢？有句话是“今胜昔”，未来呢？恐怕是“明胜今”、“远胜近”，庄稼人过日子不能站得高，看得远，只能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吧。
晚上，我和秀丽正在吃饭，三楞子来了。
我问：“哟？是朝阳啊！你是大队领导，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何贵干？”
三楞子不客气，从饭桌上抓了一个窝头，咬了一口，说：“我还没吃饭呢。二哥，你会讲词儿，我也会讲词儿。你说三宝殿，我也会带三的，叫三顾茅庐。”
看到三楞子吃窝头，我开玩笑说：“你的名字也缺不了三。三句不离本行，到底有啥事？”
“你没听见村头敲锣打鼓呢，要开庆祝大会。给你一个任务，你不是会吹喇叭嘛，凑凑热闹，欢乐欢乐。”
“不是节日喜事，欢乐啥呀？”
“出大事了，难道你不知道？”
我摇头：“谁家有喜事了？”
三楞子笑了：“全国大喜事，‘四人帮’完蛋了。”
我能理解，什么是“四人帮”？那是赌钱打麻将的一伙人。打麻将必须是四个人，开始时，由一名玩家起庄，他拿十七张牌，其他三人十六张牌。
谁说“和了”，就能赢钱。吃喝嫖赌四个字，早被取缔了。毛主席逝世了，说不定有人乘机组织了地痞流氓搞复辟，竟敢做这种事！让大队发现，当然要粉碎。谁给他们取个名字叫“四人帮”？
我问：“都是谁呀？”
三楞子说：“你应该知道。‘四人帮’不是咱们村的搓绳寨，不是咱们的湾子公社，也不是咱们的独莫县，说大了，连海阳市、平原省都不是，而是党中央内部的人。”
我挠脑袋了，他越说越糊涂。
三楞子说：“连学生都知道，你还稀里糊涂呢。我传达给你，‘四人帮’
是四个大坏蛋，叫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
这些名字我听过，王洪文是接班人，江青是样板戏旗手，张春桥戴眼镜，姚文元头发少，在电影新闻中，他们经常坐在主席台。江青怎么掺进三个大坏蛋的圈子呢？况且她是毛主席的妻子，花圈上写了“学生和战友”，咋回事？
秀丽有秀丽的看法，她说：“毛主席也有家事，家丑不外扬。”
对女人的观点，我表示赞同：“是啊，毛主席操劳国家大事，对家里的细细碎碎不考虑。结果受了欺骗上了当，姓江的女人在外面鬼混乱搞，有人揭发，党中央只好采取措施，加以严惩。”
三楞子毕竟还是有高度，他说：“二哥，你和二嫂子不学习，不提高，政治觉悟太低。”
秀丽问：“我没有文化，朝阳你给我们教导教导。”
三楞子很高兴，说：“江青是野心家，谋害了毛主席。目的是夺权，想当武则天、慈禧太后。”
我“哼”一声，反问道：“我的耳朵出茧子了，你怎么在大会上说江青同志是伟大旗手，最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率领全国人民永不停止，大步向前，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三楞子眨了眨眼睛，说：“真的么？”
“是你说过呀！当然是真的。”
三楞子双手拍了拍脑袋，说：“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确实说过，你当时不理解，那是烟幕弹。”
“怎么是烟幕弹？”
“江青不是东西，我早知道。那天我说的话是假话，目的是考验考验群众的辨别能力。本来是江青是臭妖婆，偏说是伟大旗手，我胸中有数，看看广大群众是不是能够分辨是非。”
有权总有理，三楞子当官了，无理占三分。
旧社会有钱就有理，穷人只有顺应。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长工在东家的客厅里，财主放了一个屁，财主问：“我的屁有什么气味？”长工摆摆手：
“我闻不到。”财主却不满意，斥责道：“难道你的鼻子不管用？”长工随机应变，马上说：“我闻到了，闻到了，不臭，倒是很香很香。”三楞子是财主，我是长工，为此，我不能因为三楞子的影响受牵连，况且老百姓与伟大人物不一样。想到秀丽假如是江青，会搞样板戏，在《红灯记》中当了李玉和的角色就当了文化部副部长，我就佩服了。毕竟我不是毛主席，庄稼人从来小气，没有大度，虽然当了家长，也当不了社长、乡长，没有出息，太废物。盼弟妈的能力水平我瞧不起，好歹我当了家长，她不敢乱搞，也不至于离婚。万一我死了，她只能守寡，怀念不怀念我是另外的问题。
秀丽说：“当家的，别牵连国家大事，要给乡亲们办事。”
我不搭理秀丽，对三楞子说：“朝阳，规矩有上有下。听你的，我服从大队的领导。”
三楞子很满意，说：“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你是革命者，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威风。”
秀丽这样说，我不服从。三楞子这样说，我就服从。庆祝会上，我很卖力，鼓起腮帮子吹了一大通。吹的韵律是秧歌调，人们忍耐不住，扭起大秧歌。
国家大事，不是老百姓关心的。“四人帮”属于什么人，标准是在台上还是台下，台上是好人，垮台是坏人。上台了，鼓掌欢迎；垮台了，墙倒众人推。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人成木，二人成林，三人成森林。我的认识提升了，觉得“四人帮”中江青是篱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不过是三个桩子。需要更正一下，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一个娘们三个帮，一个筐子三个装。不管装的是香蕉还是苹果，卖不出去，赔本了。
我的观念对不对？集思广益，便向永强和九叔天佑验证了一下，永强听了我的见解，竟说：“这是九牛一毛，小菜一碟。”我摇头：“粉碎‘四人帮’，这是国家大事啊！”
永强神秘地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他们不过是二百万分之一，不足挂齿。”
我问：“怎么是二百万分之一？”
“我懂数学，伟大的共产党打败了蒋匪帮八百万，计算的话，‘四人帮’
平均一个代表二百万，当然就是二百万之一了。”
这是奇谈怪论，又好像是真理。永强有遗传基因，举一反三，不用一枪一炮，“四人帮”束手就擒，乖乖俘虏了。
吴天佑则不然，他的观点是，过日子总要风风雨雨，全靠雷公电母，老百姓只好遮风挡雨。他还借题发挥，说：“天高云淡，红旗漫卷，大雁南飞，景色多好啊！1957年，我忘了穿蓑衣，疾风暴雨，身上被淋透了。”
此话有道理。老百姓是墙头草，哪边风硬就随哪边倒。全国人民曾经祝愿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歌颂江青是文艺旗手，众口一词，从无异议。风云变幻，我读《西游记》时早了解，里面有六耳猕猴和白骨精。毛主席写过“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郭沫若也写过“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
躺在炕上，我辗转反侧，不思虑“四人帮”，想到有女无儿。
秀丽说：“有一件事，我没例假了。”
“噢？怀孕了？”
“差不多，有了盼弟，还能有二丫儿。”
这话我不愿意听，说：“你再生丫头是废物，若能生个大胖小子我烧香，供着你。”
秀丽说：“我说了不算，看着吧。”
新中国提倡男女平等，虽然没有儿子，毕竟也有了一个闺女，也许出人头地，千不怪，万不怪，秀丽肚子有点儿赖。不怨天，不怨地，痴心妄想向秀丽。姓氏不同，都叫秀丽。向秀丽是新社会的巾帼英雄，十二岁进火柴厂当童工。先后在广州市和平制药厂、何济公制药厂当包装工人。1958年，所在地车间因酒精瓶破裂，酒精蔓延起火，危及烈性易爆的金属钠，她侧身卧地，截住燃烧着的酒精，避免了一场严重爆炸事故。如今是华主席，假如也能像毛主席那样弘扬正气。我赞成当个雷锋，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周恩来总理也题词“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
恍惚中，我似睡非睡，头脑里闪现了各种镜头。中南海里，英明领袖华国锋坐在办公室里，挥笔在纸上写字。我看到，写的字竟然是“向吴盼弟同志学习”。
哟！盼弟长大了，有出息了。
在这种意外的关键时刻，鞭炮震天，喜气盈门。
我热泪滚滚，手舞足蹈了。
“哎，哎，你扔腿踩着我了。”秀丽捅咕我。
我醒了，右腿横在秀丽的肚子上。
我说：“我梦见放鞭炮了。”
“听见放鞭炮捂住耳朵呀！怎么扔腿踩住我了呢？”
我不便实话实说，梦见华国锋给盼弟题词，岂不是犯了神经病？只好掩饰说：“别人点鞭炮，我撒开腿，堵着耳朵跑开了！”
“也是。”秀丽说，“别瞎做梦了，快睡觉吧。”
辗转反侧，我仍是睡不着，梦是什么东西？出现许多稀奇古怪的胡思乱想，让人不相信，也不符合正常的逻辑。不正常也是逻辑，毛主席能给雷锋题词，谁能料到华主席会不会给盼弟题词？
这种异想天开的思维，不过是联想。只要是人，谁给予评价？得出的结论是：吴永文是神经病，不理睬了。
唉，前提是盼弟不如雷锋，既然我能有这种观念，曾经响应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盼弟有出息了，真的号召“向吴盼弟学习”，错在哪儿呢？
11.先平坟后打狗
粉碎了“四人帮”，人心大顺。
战天斗地，并非同列。战天有困难，不能呼风唤雨。斗地却有办法，打个眼儿算机井，修个渠能浇水。县里号召大干快上，平坟造地。
在大队的规划上，铲平乱葬岗子和“双乳坟”。
两者的称谓，需要介绍一番。乱葬岗子在村北，埋葬夭折的孩子，没有土堆，招引过很多乌鸦。在旧社会，几乎每年都扔几个死去的孩子。那时的生活环境，瘟疫不绝，缺乏医疗，不足为怪。解放以后，人民当家作主，夭折的孩子少见，几乎绝迹了。乱葬岗子不过是长着野酸枣、荆棘的地方，小时候同伴们常去玩耍摘酸枣呢。“双乳坟”也有源泉，不是瞎说。搓绳寨有两大姓，讲究阴宅，一座叫“贾家坟”，一座叫“吴家坟”相邻紧挨，突出了两个岗子，好像大地胸脯上看起来的乳房，统称叫“双乳坟”。
铲平乱葬岗子，开发十几亩土地，有益无害，乃是农村的新面貌。铁锹、镐头是工具，以大车、小车装运，气氛热火朝天。
不几天，乱葬岗子被夷为平地。
三楞子说：“这里可以开创一个菜园，种韭菜、菠菜，还能栽葱栽蒜，是大队的副业，比街上的小贩便宜，社员们少花钱，图新鲜。”
铲平“双乳坟”，却有阻力。
贾贵福说：“坟头几百个，有千八百年了。埋上了列祖列宗，逢年过节要祭祀。铲平了，岂不是忘了祖宗？”
这个观点我也同意，说：“不仅是祖宗，扒坟毁墓不是好事啊！今年春天，广业五爷去世的，谁爱动手挖人家的棺材？”
三楞子说：“你们都是封建脑袋，赶不上形势。祖宗几百年了，埋葬得年长日久，不过是血肉腐烂了，剩下了骨头有啥用？大队班子商量了，棺材如果完整还有后代，也要保留，可以采用迁坟的办法，埋葬到青龙河的岸上，不占耕地。另外，县里正建火化场，以后不用棺材，用骨灰盒，大队准备修建一座骨灰堂。移风易俗，新事新办。”
干部水平有水平干部，一番话有条不紊。看来，我和贾贵福的水平低，不说县长、社长，大队干部也当不了。滑头识时务为俊杰，他说：“依我看，建骨灰堂也是浪费。”
我问：“这是什么话？”
吴国庆说：“我们是老百姓，难道能死灰复燃？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生前曾经提出最后的一个请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结果，用飞机把骨灰撒向了祖国的大地。”
吴国庆是吴天顺的儿子。取名应该是“永”字辈，吴天顺不遵循，不叫永庆却叫国庆，其中的道理百姓们都理解，因为儿子出生的时候是10月1日。
那是国庆的日子，取这样的名字具有纪念意义。
贾贵福呼应吴国庆说了飞机，似乎能够效仿，说：“假如我死了，骨灰也坐坐飞机。”
永强鼓了掌，说：“你什么时候死，先告诉我。我有个盼望，是报名当上勤务员，负责撒骨灰，我也坐坐飞机，让四伯的骨灰撒到珠穆朗玛峰上。”
贾子龙说：“别瞎说了，快干活。”
我说：“不怕瞎说，如今不搞运动了，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
贾贵福说：“永文你说远了，在清朝男人有辫子，民国后女人有辫子。”
政策和语言掺和在一起，想什么说什么，随便说话，不违反法律和道德。
吴国庆挥锹装土的时候，腐朽的棺材板、杂乱的白骨时而发现，年代久远，不知是谁的残留。突然，看到了东西金光闪闪，便问：“那是啥呀？”
贾贵福凑上去，用手拿起说：“哟！这是金戒指。”
金戒指俗语叫金镏子。那是千金小姐戴的东西，穷人家买不起。
人们闻听，凑了上来。谁家的坟墓，谁也分不准。当然没有主人，如何处理是难题。
吴天佑说：“人民银行可以把金银兑换成人民币，到底兑换多少钱，我也不晓得。”
戒指还在贾贵福的手中，掂了掂，说：“大概有一钱。”
吴天佑说：“金银不分两钱，论克。一公斤是1000克，一两是50克，一钱是5克。”
我问：“一克金子多少钱？”
发现金戒指的是吴国庆，无疑算先驱，他不免暗自兴高采烈，提议说：
“这是我挖出来的，不能独吞，能换成10元钱也不错啊！大伙儿均分。”
贾贵福说：“哟，每人能得两块钱，白捡的。”
吴天佑说：“夜长梦多，急不如快，不如说干就干，谁去兑换呢？”
我说：“我听说海南岛育种的会计在人民银行工作，我可以跑一趟。”
大伙儿都说人熟是一宝，永文办理最合适。
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马上进了县城，推开人民银行的旋转门，想到了到海南岛育种的时候，有个会计石景清，便问：“老石在家吗？”
“老石如今当上了人民银行的行长呢，”旁边的一个老营业员看了我一眼，指着对面的姑娘对我说，“这小石不是外人，是老石的闺女。”
桌子对面的姑娘，当然也是营业员。姑娘说：“您好。我叫石桂芳。您有啥事？”
哦，老石竟然升官当行长了，他的女儿也安排到了银行。老石啊老石，难道跟黎族妇联主任性交不算错误？幸亏我不是领导干部，若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决不让他漏网，搞鬼该受处分。
心里这样想，嘴上却不能这样说，针对现实，我问：“这一个金戒指兑换多少钱？”
小石用天平上称了金戒指，说：“是4.65克，每克汇率是78元，可以兑换362.7人民币。”
我大惊失色，一个金镏子就值这么多钱？便问：“真的？”
小石笑着说：“板上钉钉，国家的政策。”
不怪古语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并不准确。时间和金银相比，时间不重要，金银该排在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