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年出身于镶蓝旗满洲，满姓尼玛哈，汉姓于，因此尽管中华民国颁发给他的护照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于瑞年”的大名，但昭和十二年6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上却写着“尼玛哈？瑞年”的名字。瑞年的祖上当年是清太宗皇太极麾下虎将，后追随摄政王多尔衮一路攻入山海关，满清定都北京后，被清世祖顺治册封为贝勒，世袭罔替直到瑞年的父亲鄂泰这一辈。1924年，宣统皇帝被冯玉祥赶出北京紫禁城，流落到天津日租界后，鄂泰贝勒也拉家带口地追随着主子逃亡到了天津，在英租界马场道置办了一处二层小洋楼安顿下来，隔三差五地跑去张园行宫给宣统爷叩头问安。瑞年是家中的独子，尽管他记事的时候，紫禁城里的宣统爷早已经只是一个困守高墙之内的逊位之君了，但大多数的满清贵胄家庭中，世袭的爵位封号依然至高无上地被传承着，除去对曾经的辉煌无限缅怀之外，还杂着几分虚荣，几分自怜。因此，瑞年自打一落生便被家中的上上下下，族中的亲朋好友，以及那些市井中趋炎附势的人们尊称为“小贝勒爷”。1931年年底溥仪被日本人迎到东北，瑞年的父亲鄂泰贝勒本想追随溥仪北上，却不料一场伤寒几乎在顷刻间要了他的命，及至来年春天，才在一位租界里的英国医生的救治下从鬼门关上逃了回来。大病初愈的鄂泰原想立刻动身出关，却不料溥仪早已顾不得他这样的昔日老臣，迫不及待地做起了“满洲国”的“执政”，鄂泰贝勒不由得慨叹自己时运不济，原本以他的资历和爵位，应该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满洲国的开国元勋，不说是弄个什么总理大臣吧，至少也该做个议长什么的，又哪儿轮得到郑孝胥、张景惠那班汉臣大出风头呢？只可惜这一切都是见诸于假设的基础上，满心凄然的鄂泰贝勒一连喝了三天的闷酒，差点闹得旧病复发。
鄂泰虽说是个忠君思想非常顽固的满清贵族，但对于日本人却从来没有任何好感，尽管他一向忠于着的主子溥仪在日本的扶持下“复国”成功，重新做了皇帝，但鄂泰知道，日本人其实不过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谁要是真的相信他们那套“日满亲善”的论调，谁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鄂泰贝勒不会忘记，当年甲午年间的黄海海战、平壤血战，他族中的几位堂兄弟先后捐躯殉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鄂泰贝勒举家西逃，他在北京的贝勒府却被联军中的日本军队劫掠一空，及至他追随着老佛爷慈禧太后和光绪爷返回北京，看着眼前狼藉一片的府邸，鄂泰贝勒气血攻心几乎背过气去。溥仪随着日本人跑到东北之初，鄂泰贝勒着实有些想不通，那时候瑞年不时地听到父亲躲在书房里和几个前朝同僚发着牢骚，话里话外地流露出对宣统爷的些许不满，除了抱怨溥仪对他这个老臣的忽视，就是无法理解堂堂大清皇帝为何会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复国复位。不过，没过多久，瑞年发现父亲的口气渐渐转变了，虽说还不时地感叹溥仪对自己的忽视，但对日本人的态度却缓和了不少，甚至一向坚拒东洋人的鄂泰贝勒府的座上宾中也开始出现了日本人，为此小贝勒瑞年大为不满，鄂泰满脸狡黠地对儿子吐露了心声：
“阿玛现在想明白了，宣统爷为了复国，尚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阿玛又何必一根筋地和日本人争一时之长短呢？要想恢复大清三百年的基业，咱们就得借助日本人的力量，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宣统爷站稳了脚跟，等到大清恢复了元气，什么东洋人，什么关东军，全都给我玩去！可眼下，咱就得借力打力，等日本人和民国拼个两败俱伤，咱们坐收渔人之利，何乐而不为呢？”
虽然出身于满族贵胄之家，但瑞年毕竟生于民国，加之1924年举家迁往天津之后，开始接受西式现代教育，尤其是当他进入南开中学读书之后，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观念和意识早已转变，对于老一辈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迂腐越来越难以认同，特别是对溥仪的挟东洋人以自重的做法更是极度反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东北四省，白山黑水惨遭蹂躏。作为一个满族人，眼看着祖先的发源地被异国侵占，瑞年的愤怒绝对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人。他深悟家国天下之理，更明白无论哪朝哪代，无论种族异同，他和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一样，永远都是中国人，因此对于父亲把溥仪的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揣度成委曲求全，瑞年极为不屑，没少和父亲为此事争论。爷儿俩原本都是那种认死理的倔强之人，争论的结果自然是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往往是从小读“之乎者也”的鄂泰贝勒辩不过洋学堂出身的儿子，只得拿出他的“父为子纲”来，声色俱厉地拍着桌子瞪着眼，等满心不服的瑞年被额娘劝回自己房里才算作罢。
尽管鄂泰贝勒在溥仪到达东北之后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缓和，家里也隔三差五地会有几个驻天津的日本军政要员前来拜访，但当日本驻津总领事桑岛主计突然登门造访的时候，鄂泰还是着实地吃惊不小。桑岛主计带来了时任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1】给鄂泰的亲笔信，信中除去问候这位当年一道组织过“君主立宪维持会”，反对共和的同仁之外，还特地转达了满洲国执政溥仪的问候。虽说接到的并非宣统爷的圣旨，但鄂泰贝勒还是受宠若惊，立刻面向东北方向，三拜九叩山呼万岁，喜极而泣，涕泗横流，心想他一向效忠的宣统爷终究没有忘记他这个昔日的老臣，这怎能不让他感动非常呢？
桑岛主计前来拜会鄂泰贝勒的那个下午，瑞年放学回家，一进门正遇到父亲鄂泰送客。瑞年从未见过这位臭名昭着的日本总领事，但第一眼就看出对方的日本身份来了：狭窄的西装，局促的领结，油亮亮的短发，削尖的脸颊和一只小得极不相称的鼻子，一个典型的日本人。瑞年有些厌恶地耐着性子被父亲引见给桑岛主计，此时他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日本男人正是参与策划溥仪出逃东北，建立满洲国的罪魁祸首之一。如果不是父亲一个劲地给他使眼色，瑞年大约早已暴跳起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举动来。
桑岛主计是否察觉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中国年轻人冰冷的外表下压抑着一腔愤懑之火，瑞年不得而知。这个资深的日本外交家以一种极其和善的姿态向瑞年热烈地伸出手来，与其说是握手，还不如说是不容置疑地一把拉住了瑞年已经攥出了汗的手，连声称赞“小贝勒”一表人才，让鄂泰贝勒的脸上笑开了花。
瑞年压根没有想到，正是这次和桑岛主计的邂逅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桑岛主计到访后的第三天，亲自致电老贝勒鄂泰，力邀即将高中毕业的瑞年赴日留学，声称可以保送瑞年进入着名的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并极力蛊惑鄂泰，说是像瑞年这样的满洲贵胄子弟如果能够接受先进的军事教育，必将会成为满洲国和前清皇帝的栋梁之才，倘如满洲贵胄子弟都能如此，那么完全光复大清江山便也就指日可待了。桑岛主计这番话让一门心思复国尽忠的鄂泰贝勒大为动心，当下电话就忙不迭地让管家把瑞年找到他的书房来，关了门，郑重其事地和儿子谈起了他的未来。
“如果不是因为那次和桑岛主计的不期而遇，打死我也不会想到来日本，更不可能进入陆士。”1936年年底，瑞年加入“留日陆士同窗会”时对审查他入会资格的“三民主义真勇社”的负责人王家善说，“你想啊，‘九一八’之后，但凡有良心，有良知的中国人，又有哪一个不对日本，对日本军队恨之入骨呢？我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跑到东京来受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鬼子的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