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几千年来累积养成的奴才哲学和礼仪，竟然在读书人当中受到抵制。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60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居然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期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107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干的正是推翻大清王朝的革命大业。
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不顾百姓死活，任意苛敛，更是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其中尤以抗警捐、学捐的斗争最为广泛，捣毁警局、学堂的风暴遍及各地城乡。
据统计，在清末最后十年中，较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呈直线上升趋势，1905年90次，1906年160次，1907年190次，到1910年发展到285次。108竟至于在保路风潮中武昌枪响，清政府倒在了改革的路上。
清末新政的结局很容易让人想起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一段论述，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写道：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109
辛亥革命——“无量”代价换来了“假共和”
辛亥革命，人们低头剪掉辫子，抬头看到的，是和从前一模一样的世界。
福建光复的消息传到上杭时，当地士绅和立宪党人当晚就宣布“光复”，县衙外竖起“恭祝中华民国独立”的八字大旗，沿街店铺挂上了“新汉万年”
的四字白旗，并放了一通鞭炮。不久，省里的文告到上杭，旧知县龚时富“仍旧供职”。无独有偶，上海光复的消息传到常熟，几位热心的士绅找到知县翁有成，一起商议和平革命。等到江苏巡抚宣告独立，常熟即召开光复会议。
士绅们忙了一个通宵起草布告、电文。第二天一大早，六个城门挂出布告，街巷一律挂出白旗，以示光复。当天常熟照常开市，“共和”第一天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110
上层人士多不知“共和”姓甚名谁。民国成立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与袁世凯有过一次谈话。袁世凯问：实现共和究竟意味着什么？顾维钧说：共和就是“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袁世凯认为中国老百姓怎能理解这个道理，举例说，中国女佣打扫屋子，把脏东西倒在街上，她所关心的是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维钧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改变。袁世凯说，那岂不要几个世纪。111短暂的平静之后，像以前所有王朝覆灭所经历的一样，中国又进入充满暴力和混乱的时期。持续十余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开始了。中国被那些手握军权的将领们分割成了许多势力范围，拥有自己势力范围的大大小小的军阀有100多个。他们有的控制着一两个地区，有的控制着一个省，有的甚至控制着两、三个省。在北京尽管还有一个国家政府，可能控制的也就自己炮火的威慑范围。
军阀混战不断发生。据历史学家统计，在1916年到1928年间共发生140次战争。而一位把小型战争也计算在内的历史学家统计，仅四川一省在这段时期就发生了400余次内战。绝大部分的混战只是为了扩大势力范围或者保护自己的控制区。有些军阀在自己势力范围内实施一定程度上的秩序管理，甚至推行教育改革，但大多数军阀对百姓巧取豪夺，以补充军队的给养，维持战争。112
同盟会元老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地想从井中救人，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中国人还是在18世纪原地踏步。革命党人蔡济民有一首七言诗传诵一时：“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如斯苦，反悔当年种恶因。”113
孙中山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辛亥年革命推翻满清、创造民国，一直到今日，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关于民国的幸福，人民丝毫都没有享到。今年是民国十二年。在这十二年之中，人民不但是没有享民国的幸福，并且各省发生战事，到处都有兵变，年年都是受痛苦。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由于革命没有成功。因为革命没有成功，所以真正的民国，无从建设。114孙中山甚至还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115
南京国民政府——“一盘散沙”的中国无法实现救亡图存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大陆。在逃往台湾之后，国民党朝野上下都在反思这个问题：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失败？
回想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风光一时。为什么仅仅短短的四年，却被赶出了中国大陆？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很多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却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腐败，认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是它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1927年4月至1949年4月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胜利接收”就因贪腐成为丧失民心的重要关节点。时任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回忆道：当时在北平的所谓“接收”，实在是“劫收”。这批接收人员吃尽了抗战八年之苦，一旦飞入纸醉金迷的平、津地区，直如饿虎扑羊，贪赃枉法的程度简直骇人听闻。他们金钱到手，便穷奢极欲，大肆挥霍，把一个民风原极淳朴的故都，旦夕之间变成罪恶的渊薮。116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蒋介石的“文胆”，是他极为倚重的人。陈布雷平时对陈果夫、陈立夫两人比较尊重，但是，当他看到二陈也参与“劫收”时，他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对现实的、政治的清醒和蒋介石集团的腐败，如同两种力量，时刻在撕扯着陈布雷。极度失望之下，他于1948年11月12日晚上，服用安眠药自杀。117几个月后，1949年2月11日，国民党又一名高官戴季陶步陈布雷后尘，同样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38年，蒋介石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深感失望，他告诫说：多数的党员，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泊，工作懒散。
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斗私见——于是党员几乎成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民众不但对党冷淡，甚至要生反感。118退守台湾后，蒋介石痛心疾首地指出：“从抗战后期到现在，我们革命军队中表现出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这样的军队就不能不走向失败”。119
1949年8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同样指出了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腐败无能。他说：“我们的观察家于战争初期在重庆所看到的腐败现象，已觉察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国民党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是无能为力的。国民党的部队已丧失了斗志，国民党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120
无处不在的腐败，动摇了人们对国民政府的信任，无时不在的通货膨胀，则加速了人们对政府的失望。到1945年，不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国民政府收入，只抵得上开支的三分之一，财政上的亏空几乎完全依靠印发纸币来弥补。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结果是，平均价格在1937年到1945年8月间上涨了2000倍以上。121激烈的通货膨胀，极大损害了城市薪金阶层对政府的支持。尤其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学教师、作家和记者，以及政府雇员等中等收入阶层群体，飞涨的物价和贬值的货币，成为不能承受之重。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仅及1937年以前的6%-12%。到1946年，根据在昆明所作的一项估计，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减少了98%。可以说，1945年后，与其他任何单一问题相比，通货膨胀是促成城市民众失去对国民党统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122
为什么即便是在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威望最高的时期，国民党还是无法解决腐败和通货膨胀呢？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自1927年上台后，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全中国，整个社会的统合不过是个表面上的假象。
国民党其实只是各种保守的政治集团的大杂烩。到1945年时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为了争权夺利经常争执不休，即使蒋介石也无法制止这些行为的蔓延。如果以当代西方的国家观念来衡量，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并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南京国民政府从来没有牢固地掌握过对全国领土、人口以及资源的控制。有这样一个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1944年，国民党政府能够支配调拨的用于维持政府运作的产品，只占全国产品总值的3％。相比之下，在美国则占到47％。更有甚者，即使在国民党控制比较严实的地方，它也不能一手遮天。在政权的底层，地方乡绅们把持着权柄的各个段落。有研究者指出：“命令可以从中央下达到县里，可是如果没有乡绅的赞同，县长是执行不了命令的。在这儿，掌握政权的是乡绅，而不是县长。”整个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地区，一直到1949年都是如此。123
曾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最高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的艾尔伯特·C·魏德迈认为：“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他仅仅是一帮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他常常难以保证推行自己的命令。”124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一盘散沙，无法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1921年7月的一天，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闭幕，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为之一新，中国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这个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震撼了全世界。
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跨越，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彻底终结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如何搞社会主义，中国主要还是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照搬照抄苏联的建设模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苏联模式逐渐暴露出其缺点和弊端，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迫切性。他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956年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讲话和党的八大文献，以及1959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着作，标志着我们党开始从我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们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走过一段弯路，发生了失误和曲折，包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这次会议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党终于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发出响亮的号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