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天才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著述《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研究“天”与“人”的关系，认识历史从古到今的发展变化，写出自己的一家之言。鲁迅先生曾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史记》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他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方法，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熔三千年政治、经济、文化于一炉，完成了《史记》这部气魄雄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成为历代史家学习、仿效的楷模。他也是卓越的文学家，以卓越的艺术才华，为我国传记文学开拓了一代新风。有人说，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可见司马迁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司马迁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传世不朽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树立了一个百折不挠、忠于事业的光辉榜样。让我们一起来追寻这位文化巨人的思想和文化脉搏。
（一）天官世家
古代人做事总讲究名正言顺，就连史学大家司马迁也是如此。
古代人在做官以后，通常以官名或居住地名作为自己的姓延续下去。司马之姓氏便是如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南正和北正都是官名，南正重执掌天上的神事，北正黎执掌世间的人事。这是远古时代即神话传说时代的事情。重氏、黎氏世世代代都掌管天文地理。司马迁认为他的祖先就是从此而来。到周宣王时，重氏、黎氏的后代失去了掌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居司马之职。而有个名叫程伯休甫的后代人官居司马，于是，程伯休甫这一支重、黎的后代便改姓司马了。司马迁的这支家族，就是由此传下来的。实际上，司马迁讲述自己祖先的这些事情未必能确切考证，但是这也反映了他远大抱负的基点——天官世家。
读《太史公自序》可以发现，事实上，自程伯休甫官居司马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史官世家了。周惠王、周襄王以后，司马氏便分散开来。到了战国时期，秦国有个名叫司马错的人在秦惠文王时为官。司马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是司马迁的八世祖，最有名的是他与张仪的大辩论。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蜀国（今四川益地）发生内乱，向秦国求援，而此时韩国（国都在今河南新郑）又攻打秦国。秦惠王在伐韩还是伐蜀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就去征求张仪和司马错的意见。张仪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莫不从命”为据，主张伐韩。司马错却说：“我不这么认为。我听说，要想富国必先扩大领土，要想强兵必先使人民富裕。现在蜀国局势动荡，得到蜀国土地足以扩大秦国领土，取得蜀国财富足以使人民富裕。而周王室为天下共奉的宗主，挟持周王无异于引火上身。只有伐蜀才既得实惠，又不会有人出面干涉。因而伐韩不如伐蜀。”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意见，攻下蜀地，并任命司马错镇守。司马错经营蜀地几十年，为秦国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司马错的孙子叫司马靳，在秦昭王时为白起部将，由于在长平之战中白起和司马靳活埋了赵国在长平的降兵，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同时被秦昭王赐死于杜邮。这时少梁也改名为夏阳。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朝主管炼铁的官，在古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铁在古代农耕社会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农业以铁为生产工具则生产水平有极大提高，铁还关系到军事装备等重大问题，因此铁的生产、销售都要依靠政府严格管理。
《史记》中记载，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的市长（管理城市的商业地区），无泽生司马喜，喜被封为五大夫。在汉代有二十等爵位，爵位有名无实，不是官职，五大夫是第九等，喜可能是因为军功受爵。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是文景时期的人，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谈担任太史公，乃司马迁之父。不过此时的史官与古代不同，只是一个中级官僚。由于家族对司马谈的影响，以及司马谈的史学之才，使其重新继承了远祖的史官世家之传统。
（二）史学家之父
司马谈生活于文、景时代，生年不详，死于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时任太史公。太史公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职，武帝比较注重人才。司马谈有着广博的历史知识。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唐都是汉代有名的天文学家。武帝初年曾被召见，让他测定二十八星宿的距离和角度，后来和司马迁一起制定太初历。司马谈就向他学习天文地理。杨何，西汉淄川（今属山东淄博市）人，字叔元，受《易》于田何，因通晓《易经》，于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被朝廷征召，官至中大夫。著有《易传杨氏》两篇，后来亡佚。司马谈师从杨何学习《易经》，掌握天文星象、阴阳凶吉等知识也是他作为史官的重要职责。汉初比较流行黄老学说，这是以道家思想为主，以黄帝为依托的道家理论。汉初的统治者谙熟黄老之学，上至当权阶层，如文帝、景帝、窦太后，下至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曹参等，都主张清静无为。黄子就是黄生，据说是个很善言辞的人，曾经在景帝面前与辕固生进行过精彩的辩论。辕固生是《诗》学博士，在当时堪称《诗经》专家。就商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两则事件的性质，辕固生说：“夏桀、商纣暴虐，所以商汤诛夏桀，武王讨商纣。天下归于商汤和武王。这是顺应天意和民心的事情。”而黄生却以“汤武非受命，乃弑也”为由据理力争。意思就是，商纣虽然失去道义，但仍是君王，君王有过，臣下应当劝谏，岂能上下错位，取而代之？黄生用儒家的君臣尊卑观念来反驳辕固生。岂料辕固生回答道：“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以此推论，高祖代秦，即天子之位，也是大逆不道的篡弑行为吗？辩论到此，两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于是景帝出面制止道：“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史记·儒林列传》）这是句很有意思的话，即吃肉不吃有毒的马肝，不算不知味；讨论学问，避开汤武，没人说你们愚昧。这场辩论也就到此为止了。后人对黄生的认识也不过如此，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不过他对司马谈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在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可以看出来。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家”的概念，并在先秦以来学术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六大主要流派，即“六家”——阴阳、墨、儒、名、法、道。由此可见司马谈深邃的历史观察和判断分析的能力。《论六家要旨》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价值，即在于它着眼于各家学说对国家社会的作用。统治者如能弃六家之所短而取其所长，定能在国家治理中取得成功。事实上，汉武帝即位后，摒弃黄老之学，独尊儒术，说不定正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和体现。
《论六家要旨》是一篇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文章，直到现在也是我们研究学习古代思想学术史的必读篇章。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文治武功的统治时期。这时，汉朝已经过了汉初七十余年的恢复和发展期。诸侯国割据逐步解决，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力得到充实。从汉武帝初年，司马谈做了太史令，直到武帝元封年间，司马谈一直担任史官。在这期间他进行了大量的历史撰述工作，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学著作材料。
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东巡，举行了旷古未有的封禅大典。司马谈滞留洛阳，未能从行，“故发愤且卒”，愤恨而终。司马迁出使归来，“见父于河洛之间”，司马谈流着眼泪将后事嘱托于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可见，司马谈未能从行封禅与未能完成著史的愿望是遗恨终身的，并将论著历史的夙愿和理想留给了司马迁。但司马谈在世之时已做了不少撰史工作，为《史记》的写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后来都被司马迁编进了《史记》之中。对于司马谈所做的贡献，后世所给予的评价是很高的。杨燕起先生曾说：“司马谈为《史记》撰写所付出的长期心血和艰苦劳动，仍是人们永远纪念的。故此，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中明确肯定：‘《史记》者，汉太史令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司马迁子承父业，著称于史坛。
（三）少年显才
司马迁，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或说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卒于武帝晚年，大约活了五十多岁。
司马迁幼年时在家乡生活，“耕牧河山之阳”，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新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10岁左右，跟随父亲到京师长安，开始研读古文。入京师后，向大儒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分，这还要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说起。秦始皇焚书时，济南有一位名叫伏生的博士，将《尚书》藏在家中才躲过了秦火之厄运。到汉文帝时征引《尚书》，听说伏生收藏有此书，于是文帝派晁错前往济南，由伏老口传，晁错笔录，得二十九篇。由于晃错是用隶书书写的，所以这部书就称为《今文尚书》。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l41年），鲁恭王扩建宫室，损坏了孔子旧宅，在墙壁的夹层中发现了《尚书》数十篇，为孔安国所得。这部书比《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
司马迁向孔安国学习的就是《古文尚书》，本书既包括进一步接受古典语言文字学的训练，又包括学习《古文尚书》的注解。司马迁有着这方面的素养，加上勤奋学习，所以学识日益丰富。同时，孔安国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着司马迁。
司马迁还师从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传》，董仲舒是他的第二位老师，是汉代著名思想家，今文经学大师，景帝时《春秋》学博士，学问精深，弟子众多，曾经在家读书，三年未尝跨入自家后花园一步，有“三年不窥园”的美誉。董仲舒的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是巨大的。董仲舒对待《春秋》的态度，以及公羊学说的历史观和天人学说，都深深影响着司马迁。但是司马迁对董仲舒的思想并不是全盘接受的，而是有继承，有舍弃，并进行批判性地改造。
除此之外，司马迁还博览六艺、百家杂语，又从名师受业，靠着自己的勤奋，他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学到了天文、星占、卜筮和黄老学说。从孔安国那里，他学到了古文学和用今文解说的《古文尚书》，还有属于古文学派的其他古籍。从董仲舒那里，他又学到了以《春秋公羊学》为轴心的今文学派理论。于是，年甫弱冠的司马迁便成为通晓当时主要学问的青年学者。司马迁自己也说道：“年十岁则诵古文。”小小年纪就显示出如此才能，非常人能够相比，可谓神童。管子曾说过：一个人只有不间断地学习，才有可能成为圣人。司马迁正是这样的人。司马迁晚年回忆起这段时光写道：“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意。”可见他少年时代才气横溢，性情不羁，人们对他的杰出才能是给予认可的。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在他母亲的原籍槐里县（今陕西兴平县东南）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并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作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第二年，他鼓励人民移住茂陵，移住的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两顷。并在长安城北面西头的一个门——便门外，造便门桥，横跨渭水之上。茂陵在长安西北八十里，便门桥在长安西北四十里，长安人出便门，经便门桥，往茂陵，一路直达，很方便。于是茂陵成为一个新的名胜区域。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封建王朝的统治，听信了大臣主父偃的计策——将天下豪强、乱民都迁徙到茂陵，这样既可以削弱奸猾之人，同时又可以捍卫京师。因此，汉武帝迁徙天下郡国豪杰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者往茂陵。于是茂陵不仅成为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而且还成为封建王朝管制豪强的区域。轵县（今河南济源县）人游侠郭解，本来家贫，不合迁徙的规定。但郭解在民间名声很大，因此地方官吏不得不点名要他家迁居。大将军卫青给郭解讲情，说郭解家贫，不合迁徙的条件，汉武帝说：“一个老百姓能够使大将军帮他讲话，他的家一定不穷。”于是，郭解最终举家前往茂陵。司马迁大概在这个时候见过郭解，并且对他印象很深。
在武帝开始鼓励人民、继而强迫豪强迁往茂陵的形势下，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更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也搬到茂陵来了。可能在茂陵初建的时期，司马谈到长安做官，因为侍从武帝的缘由，就已经家徙茂陵，也可能是在元朔以后徙家茂陵的。因为这时，迁徙茂陵已经成为封建王朝的政治压迫，司马迁虽然不是郡国豪强，却是王朝官吏，为了职务上的方便，也就徙家茂陵了。因此，茂陵显武里成了司马迁的新籍贯。后来到了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汉武帝又一次迁徙郡国豪强六万一千零八十七户，人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人到茂陵和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约占右扶风二十一县户口的三分之一，这时茂陵已成为一个以贵族和豪强集中为特征的著名城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