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牧师和他同时的非裔美国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成年，当时这片土地仍旧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他们能获得的机会在制度上受到了限制。然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有多少人在种族歧视压力面前失败，而是有多少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毫无出路的绝境中努力为像我这样的后来人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然而，纵使有一些美国黑人通过摸爬滚打最终小小成就了自己那份美国梦，可还有多少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种族歧视这个敌人完全打败。失败的阴影在后代的生活中延续——年轻的黑人男子和越来越多的青年女子，或闲立街角，或在狱中消磨自己的意志，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和憧憬。即使是那些成功实现了美国梦的黑人，他们的世界观依然从根本上被种族和种族歧视问题所主导。对赖特牧师那一代黑人男女而言，屈辱、怀疑和恐惧的记忆并未从他们脑海中消散，而那段岁月里的愤怒和辛酸也仍旧难以忘却。他们也许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这种愤怒，也不会在白人同事或白人朋友面前宣泄。但在理发店里或茶余饭后，这种情感便找到了发泄的渠道。曾多少次，他们的这种愤怒被政客们加以利用，沿着种族界线来捞取选票，或用来掩盖政客自己的不足。
有时，我们还会在周日清晨的教堂礼拜上、讲坛上和做礼拜的人群中听到类似情感的宣泄。很多人在听到赖特牧师布道辞中的愤怒之声后大感惊讶，其实这不过是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种族隔离意识最为强烈的时刻便是周日早晨这段时间。这种发泄其实无济于事，反而常常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解决实际问题上转移开来；它让我们一直未能正视我们自己对此境况应负的责任，并妨碍了非裔美国人群体组成一个能带来真正变革的联盟。但是，这种愤怒之情是实际存在的，也是强烈的；仅仅希望它自行消失，或在未认清其根源之前对其加以谴责，只会不断拉大种族间误解的鸿沟。
事实上，类似的愤怒也存在于白人群体之中。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中的很多美国白人都觉得自己并没有因身为白人而获得特权。他们的经历就是移民的经历，对他们而言，从未有人平白赠与过他们任何东西，他们靠的完全是白手起家。一生勤奋耕耘的他们，常常眼见工作机会流向海外或一生辛苦劳碌后的养老金缩水。他们为未来焦虑不已，感到梦想也正悄然远离；在这个薪酬停滞、全球竞争的时代，所谓机会也成了一场零和博弈，你的成功必然以我的失败为代价。所以，当他们得知自己的孩子必须坐着校车到外区上学；当他们听说非裔美国人在找工作或上大学时享受优待，原因是这些非裔美国人在历史上受过不公正的对待，而这种不公正却非现代白人之过；当他们得知自己对城区犯罪的忧虑有种族偏见之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心中便产生了怨愤。
与黑人的愤怒一样，这些怨恨一般不在有礼貌的交往中显露出来，但它却塑造了延续至少一代人时间的美国政治形势。对福利政策和平权措施的不满催生出了“里根联盟”。政客们不断利用人们对犯罪活动的忧惧来捞取选票。脱口秀主持人和保守的时政评论员则一味地指责种族歧视一说有多么荒唐，同时认为关于种族不公和不平等问题的合理讨论只不过是政治正确或逆向歧视的表现。
正如黑人宣泄愤怒却常常适得其反一样，白人的这些怨恨也让他们忽视了导致中产阶级困境的罪魁祸首：充斥着内幕交易、令人生疑的财务行为和追求短期利益的贪婪行为的企业文化，被政治说客和特殊利益集团占领的华盛顿，还有偏向少数人利益的经济政策。然而，祈求白人的怨恨自行消失或给他们贴上受人误导或种族主义者的标签，而未认识到他们忧虑的理由，这同样也会扩大种族隔阂，阻碍种族间达成相互理解。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一个胶着多年的种族僵局。与一些批评我的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所持观点相反的是，我从未如此天真地认为，因为一次选举或因为一个候选人，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并不完美的候选人，我们就能使种族问题迎刃而解。但是，我已坚定地表达了我的不渝信念。它植根于我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美国人民的信心，那就是携起手来我们才能治愈种族问题的一些痼疾，事实上，若想在完善联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们已别无选择。
对非裔美国人而言，这条道路意味着去坦然接受历史的包袱，而不要成为历史的受害者；还意味着要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继续坚持实现全面公正。但这同样也意味着要将我们的委屈与不满（如要求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与全体美国人——欲努力打破职场限制的白人妇女、失业的白人男子和为养家糊口而打拼的移民——更大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要求做父亲的尽更多的义务，花更多时间与孩子相处，给他们读书，教导他们在面对挑战和歧视时，绝不要屈服于绝境或愤世嫉俗，必须永远坚信自己可以书写自己的命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立自助这个美国经典、保守的信条，也常常在赖特牧师的布道中体现出来。但我的老牧师往往忽略了一点，自立自助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那就是相信社会可以变革。赖特布道中最深层次的错误，不是他指出了社会上的种族歧视问题，而是在他看来，我们这个社会是停滞不前的，没有取得过任何进步；这个国家——一个能够让其教众之一竞选这片土地上的最高公职，并建立一个由白人和黑人、拉美裔人和亚裔人以及贫富老幼组成的联邦国家——注定无法走出悲剧的过去。但我们所知道并目睹的是，美国可以改变。这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本质。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赋予我们希望以及敢于希望的勇气，去成就我们将来有能力成就并且必须成就的事业。
对白人而言，塑造一个更加完美的合众国意味着要承认困扰着非裔美国人的那些问题并非他们自行臆造；种族歧视的流毒和当前发生的歧视事件，虽然不像以前那样明显，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必须得到解决。要解决它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实际行动起来：加大对学校和社区的投入；严格执行民权法律，确保刑事司法体系的公正；向这一代人提供更多前人所无法企及的发展机会。要让所有美国人都意识到，你的成功并不一定要建立在我的失败之上；对健康、福利以及各种族儿童教育问题上做出的投资，最终都将促进美国的繁荣昌盛。
最终我们所呼吁的，正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要求的那样：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圣经》教导我们要成为兄弟的守护者，那就让我们也成为姐妹的守护者，让我们寻找彼此间的共同利益，并将该精神贯彻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去。
我们国家总是面临着选择。我们可以接受一种滋长分裂、冲突和愤世嫉俗态度的政治。我们可以将种族问题处理成一场如辛普森案那样的闹剧，或在悲剧发生后再来亡羊补牢，正如卡特里娜飓风来袭之后，又或者使之成为夜间新闻的谈资。我们可以在每个频道、每天都播放赖特牧师的布道，从此一直纠缠于他所讲的字字句句直至选举结束，使此次竞选活动只存在唯一一个话题，即美国人是否认为我对赖特极具冒犯性的言论表示认同或支持。我们可以对希拉里的某个支持者的失态大做文章，并由此指责她在打种族牌。或者，我们还可以猜测是不是全体白人男性选民都会不顾其具体政策而在大选中将票投给约翰·麦凯恩。
我们可以这么做。
倘若我们这么做了，我可以告诉你，下次选举中，我们又会开始讨论一些旁枝末节、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无穷无尽，而一切都得不到改变。
当然，那只是我们的一个选项。又或者，我们可以在此时此刻的选举中走到一起来，向世人宣告“这次再也不能这样了”。这一次，我们要谈谈每况愈下的学校，它们正在吞噬各族孩子的未来。这一次，我们要摒弃那种厌世嘲讽的态度，抛却那些认为这些孩子不可教、那些非我族裔的孩子是别人的问题的想法。美国的孩子们不应受到如此冷遇，他们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让他们在21世纪的竞争中落伍。这一次，再不能这样。
这一次，我们要谈谈拥挤在急诊室里的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人，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仅凭自己的力量也无法与华盛顿特殊利益集团抗衡。但如若我们同心协力，他们便能与之好好较量一番。
这一次，我们要谈谈破败的工厂，它们曾一度让各种族的劳动者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还有那些抵押待售的房屋，它们曾经属于来自各宗教、各地区和各行各业的美国民众。这一次，我们要谈谈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真正的问题不是那些与你相貌不同的人可能抢走你的饭碗，而是你所工作的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到海外，而其目的不过是追求利润而已。
这一次，我们要谈谈那些肤色不同、信仰各异的男女，他们在同一面令人骄傲的旗帜下，一起服役，一起战斗，一起流血。我们要谈谈怎样才能让他们从一场本不该批准和发动的战争中回家，我们还想谈谈怎样通过关爱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以及给予他们应得的待遇，来体现我们的爱国主义。
若非完全相信这是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国家发出的心声，我便不会参加此次总统竞选。这个联邦可能永远无法成就完美，但多少年来的经验却证明了它总能获得改善。如今，每当我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或不屑的时候，年轻的一代人给了我最多的希望，他们的态度、信念和对变革的包容已经在这次选举中创造了历史。
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的故事，在马丁·路德·金博士诞辰那天，我有幸在其生前主持的亚特兰大埃比尼泽浸礼会教堂讲过这个故事。
有这样一位二十三岁的年轻白人女士，名叫阿什利·拜亚，她负责组织我们在南卡罗来纳州弗洛伦斯市的竞选活动。从竞选一开始，她便一直致力于将一个非裔美国人为主的社区组织起来。一天，她参加了一个圆桌讨论会，每一位与会者都轮流讲述了他们各自的经历以及他们到这里（参加助选）的原因。
阿什利说，她九岁那年，妈妈患上了癌症，因此很多天没能上班，结果被雇主开除，医疗保险也就此化为泡影。她们一家只能申请破产，而正是在这个时候，阿什利决定要帮自己的妈妈做些事情。
她知道全家在食物方面开销最大，于是阿什利让妈妈相信，她真正喜欢吃的、最想吃的就是芥末泡菜三明治，因为这样吃最便宜。
阿什利就这么吃了一年，直至妈妈身体见好。她告诉参加讨论的每一个人，她之所以加入我们的助选活动，是因为她能通过这种方式来为这个国家许许多多想要并需要帮父母做点事情的孩子们提供帮助。
阿什利本可以作出一个不同的选择。也许有人曾不断告诉她，她母亲的问题源于那些靠福利维生、懒惰而不愿劳作的黑人，或是非法入境的拉美裔人。但阿什利并没有听信这些，而是选择与大家联合起来，与不公正现象作斗争。
阿什利讲完了她的故事之后，又挨个儿问房间里每一个人支持竞选的原因。大家都有不同的故事和理由，很多人都谈到了具体的事情。最后，轮到了一位黑人老者，他一直默默坐在一旁，没有什么言语。阿什利问他为什么来这儿，他没有讲述什么具体的故事，没有说到医保或经济方面的原因，没谈起教育或战争问题，也不是因为巴拉克·奥巴马。他只是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我来这儿是因为阿什利。”
“我来这儿是因为阿什利。”单就这句话而言，这个年轻白人姑娘和一个年长的黑人男子之间那一刻达成的认同还无法改变什么，它还不足以为病弱者解决医保问题，为失业者找到工作，或为孩子们提供教育机会。
但它却是我们的新起点，是我们这个联邦日益强大的起点。二百二十一年前，一群爱国志士在费城签署了那份宣言。而正如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在这二百二十一年的历程中已经意识到的那样：这，就是走向完善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