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制造假象，声东击西。即制造各种假象，隐蔽真实意图，欺骗敌人，迷惑敌人，引诱敌人，欲其西，袭其东，这就是用兵之道、诡诈胜敌的方法。第二，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密察敌人的各种情况，采取适当的战术、战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或击其左，或击其右，往来不止，不断挑战，或袭其内，或击其外，使敌不知所守，不知所备，我军击之，敌人必败。第三，做好准备，疾战突破。对待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突然侵略的敌人，要乘其全军未到之机，作好战争准备，各类兵卒进入战斗状态，当敌人来临时，使我轻装部队与敌交战而佯败退走，引诱敌人，令我守城部队采取各种办法做好准备，使敌人误以为我主力守城，而迫近城下，这时我突然出动伏兵，袭击敌人，发动疾战，击其内外。同时急令三军，击其前后、左右，使敌将惊骇，敌卒大乱，勇者不得斗，轻者不及走，敌人虽众，必然败逃，这就是“三军疾战，敌人必败”的战法。第四，妄张诈诱，荧惑敌将。兵为诡道，兵以诈立，战阵之间，不厌诈伪。面对强大的敌人，不能与其死打硬拼，而要虚张声势，诈骗敌人，扰乱敌人，令其上当，贻误战机，我则适时出击，制敌取胜。运用虚张声势，引诱诈骗敌人的手段，迷惑敌军的统帅，诱使敌人迂回绕道，令其必定经过深草地带；引诱敌人误走远路，延误时间，令其日暮之时同我会战。乘敌人前行部队未过河，后续部队未及宿营，发动我伏兵，迅速打击敌人的左右，命令车骑扰乱敌人的前后，这样妄张诈诱，欺骗敌将，就可以做到以少胜多。第五，施行诡术，瓦解敌军。为了欺骗敌人，瓦解敌军，要在军队的组织建制中，设立专人司行此职。
姜太公不仅从理论上主张施行诈术欺骗敌人，而且在军队指挥部的编制上设立各种人士专门施诡诈之术，迷惑敌人，从而达到欺骗敌人，取得胜利的目的。兵为诡道，兵以诈立，语其观变，出奇制胜，为历代兵家所重。
（四）选择良将，名实相当
姜太公深知，治理国家、管理军队，必须有明君贤将，有了明君贤将，才能使国富兵强、攻取战胜，所以他极力主张举贤任能，下不肖之人。
《六韬·文韬》中的《上贤》《举贤》等篇，集中阐发了姜太公的人才观；《六韬·龙韬》中的《论将》《选将》《立将》《将威》等篇，集中体现了姜太公的将才观。足见他对治国、理军人才的思想观点和重视程度。
姜太公总的人才观点是选贤举贤，唯贤是举，下不肖之人，做到名实相当，效实用人。在这个总的人才观点的指导下，姜太公对军队将帅的品德修养、才能素质、选择方法、任命仪式、树立威信、鼓舞士气等，都作了具体的说明、规定。
姜太公认为，将帅作为战争的决策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其思想品质、组织能力、指挥才能，直接关系到、影响着军队的建设、战争的胜败，所以他对为将之道颇有深论，具有真知灼见。姜太公深知：战争这一关系到人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其命运掌握在将帅手中。将帅是国家的辅弼，辅弼周密，国家强盛，战争胜利，人民安生；辅弼疏漏，国家危亡，战争失败，人命不保。因为战争中的交战双方，只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没有两胜，亦没有两败者，所以对于负担着关系国家存亡、人民生死命运大事职责的将帅，在选择任用时，不可不察，并要久观深察。据此，姜太公提出将帅的“五材十过”，即应具备的五种品质、美德，应避免的十种缺陷、过错。这就从正负两个方面规定了选用将帅的具体条件标准，正面条件、标准则是文武双全，有道德品格，有指挥能力，能安邦治国，亦能率兵胜敌。
有了选拔将帅的条件、标准，还要注意讲究选拔将帅的方法，避免选人不当，出现问题。为了防止两面派、虚假者、伪冒者得逞，选择智勇双全、德才兼备的人为将帅，姜太公反对以貌取人。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往往是一些无德、无才、无能之人，最会弄虚作假、巧妙伪装。因此，选择将帅并非易事。切不可以言取人、以貌取人，而要通过言行举止、生活实践做各种试探，察言观行，综合考察，全面识别，这便是选拔将帅的正确方法和途径。
选拔了真正的贤才，立为将帅，就要讲究“立将之道”，即国君要举行立将的仪式，因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将帅深系国家安危，人民生死，战争胜败的重大责任，所以任命将帅要举行仪式，以示重视。姜太公进一步指出，立将之后，身为将帅，统帅三军，必须树立自己的威信，严格治军，严明军纪，赏罚分明，令行禁止。这就是说，赏信必罚，杀大赏小，杀挡路权臣，赏及众卒，就可以树立将帅的威信，这样就可以做到令行禁止。如此便能攻必克，战必胜。
姜太公还对如何做个励军自治而克敌制胜的将帅，作了具体说明。要求将帅约束自己，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克制私欲，与士卒同甘共苦，这样便会上下一致，齐心协力，英勇杀敌。这种将帅正己正人，率先垂范，爱兵励军的方法，为历代兵家奉为统兵制胜的方法和克敌制胜的要务，亦是衡量将帅贤否的标准。
姜太公认为，选拔任用文官武将，还必须以实功实绩考核，选贤举能，下不肖之人，真正做到名实相当，名副其实，这才合乎举贤之道。这就是说，文臣武将，都要唯贤是举，举贤得贤，得贤用贤，则国可治，军可理，民可安。在姜太公看来，将相虽然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但都要以“举贤之道”而选拔“实当其名，名当其实”的贤才，以使“国富兵强”，这就是他的用人之道的思想主旨和结论。
（五）求神问卜，望气攻止
《六韬》的作者，在论述治国用兵、文韬武略、奇谋战术、攻取战胜、有备无患、军队建设等问题中，都强调“取于人事”“尽与人事”，这是科学合理的思想，亦是智者之见，并且是姜太公和《六韬》的主导思想。但是，也必须看到书中有一些神学迷信思想混入其中，不时地表现出来，这些思想也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故在此作具体分析论述。
为了欺骗敌人，施行诡诈之术，姜太公主张在军队统帅部设立“术士二人，主为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这是说，利用方术术士，求助鬼神，装神弄鬼，欺迷敌人，诱敌上当，以求胜敌。显然是依靠鬼神，利用鬼神，实现人意。
将军在受命出发征战之时，要举行宗教仪式，求神问卜，选择吉日，授权出征，方可出发并作为“立将之道”，加以规定，必须执行。这是一种宗教仪式，实则是以一种宗教仪式而行授权之实，表示隆重，使将军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和责任的重大，不可玩忽职守，轻敌致败。这是古代将士出征时都必须举行的仪式，不限于姜太公一人。究其实，姜太公并不信神灵之验。武王伐纣，牧野大战之前，占卜龟甲，得之凶兆，又狂风暴雨，全是凶相，周朝群公尽惧，只有姜太公不信龟兆、天象，力劝武王按时出征伐纣，经过牧野大战，大败商军追杀纣王，周军大胜，乃太公之智。由此可见，姜太公并不信占卜之验、龟草之兆，而重视人的因素，尤其是人心向背，深信得人心者得天下的真理，肯定以贤伐不道，即使不卜亦知为吉，不战而胜，在这里完全强调人的因素，而不见鬼神的力量。证明他重人，不求神；取于人，不取神。
然而，《六韬》采用兵阴阳家的观点，以五音与五行相配的变化，作为判断敌情、决定胜负的征兆、根据，这就表现出了神学迷信色彩。古代阴阳五行家把“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的关系归结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五行相生相生；把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的五行相克，叫做五行相克。并以五音配五行，宫属土、商属金、角属木、徵属火、羽属水。《六韬》的作者采纳了这种思想，用“五音”宫、商、角、徵、羽，与“五行”金、木、水、火、土相配，作为判定人事吉凶和战争胜负的根据，这就表现了神学迷信思想。
《六韬》的作者，还用“望气”来判断城邑的攻止，在这里也表现出神秘主义观点。“气”作为一种自然物质，本来没有意识性、意志性、人格化，却用之决定人事吉凶、战争胜负。《六韬》援引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以“望气”——远望城邑上空的不同变化，作为预示、预测战争胜负的先兆，依次决定对城邑的攻与止，这显然是神秘主义的观点，也是不科学的。应当承认这是《六韬》的一个缺憾，对此，我们要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不必苛责古人。
姜太公作为周朝军师、齐国始祖，其军事韬略、战争谋略、战法战术、军队建设、战争准备等思想的高明、深邃、可贵之处，就在于其全面性、创造性、开拓性，他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而论军事，而是从哲人智慧的高度，以聪明政治家的眼光，将政治与军事、治国与理军紧密联系起来，融为一体加以论述。这就使他的军事韬略、谋略颇具全面性、深刻性、精辟性，因而为历代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所推重，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六韬》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著作，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武学教本，成为武将们必读的兵书。两千多年来，《六韬》与其他“武经”一样，从先秦至现代，不断有人注释、讲解、校勘、阐扬，挖掘其思想宏旨奥义，吸取其思想精华，经久不衰，至今愈盛，充分展现了其光辉的思想价值和不朽的生命力。我们应当珍惜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之在新时代更加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