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孟子》一书虽以孟子为名，但其作者非止于孟子一人，孟子的学生万章、公孙丑等人也参与了编著。
孟子，名轲，字子舆（字子车、子居）。父名激，母仉氏。公元前380年左右出生于邹国（今山东邹县）。时值战国中期，社会正处于大动荡的年代，诸侯纷争，战火频仍，四海不宁。在思想上，“百家争鸣”，各家各派的学者纷纷收徒授学。当时的青年学子在师承关系方面，有许多流派可供选择。孟子师承子思，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他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有《孟子》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孟子3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之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
孟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说是对孔子的仁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孟子又把它扩而充之，使之发展成为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施政纲领，即仁政。所谓“仁政”就是爱民之政，王天下之政，以民为重之政。
（一）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一书的核心是推行“仁政”的政治思想。在政治上，仁政反对兼并战争。孟子认为，兼并战争是造成人民生活困苦和各种祸乱的根源。因此必须制止兼并战争，并对那些怂恿本国君主燃起战火的人严加惩处。孟子虽然反对兼并战争，却并不反对统一。他认为统一是使天下安定的根本保证。法家认为兼并战争是统一的唯一途径，而孟子则认为只有实现仁政，用“仁”的思想力量使天下归服，才是真正的统一。
在经济上，仁政主张减轻赋税和制民之产。战国时期的赋税之多，是惊人的。仅据《孟子》一书记载，当时就有征收布金帛、征收谷米、征发人力等三种赋税。在赋税的重压下，人民就会反抗，封建统治就不能巩固。因此，孟子在仁政中特别强调减轻赋税的内容。
《孟子》的社会经济思想，以承认、建立和巩固小农自然经济和确立地主阶级所有制为宗旨，其核心是“制民之产”。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意思是国家分配给每户农民一百亩耕地和五亩大小的房基地，并把这些土地规定为农民的固定产业。孟子认为，人民如果没有固定产业，就不会有安分守己的恒心。如果没有恒心，就会违法乱纪，无所不为。等到他们犯了罪，再加以处罚，这就是陷害人民。因此，贤明的君主必须分给人民足够的固定产业，使人民上足以赡养父母，下可以抚育妻子儿女。孟子的这个措施，既可以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又可以限制土地兼并，是人政中重要的经济政策。
仁政还要求封建统治者尊贤使能，也就是尊敬重用有贤德和才能的人。国君只有尊重贤才，让杰出的人都有官位，天下的士人才会高兴地前来，为本国的富强出谋划策。孟子还认为。任用贤才唯一的目标就是道德修养，只有具有了“仁”这种道德修养的人，才能位居高官。否则，官做得越大，危害人民越甚。
仁政是在孔子人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从内容上看，它与孔子的仁学思想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孔、孟都讲“仁义”，“仁”指人的根本品德；“义”指从仁的品德出发所采取的办事原则。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这是明确而通俗的说明。《论语》讲“仁义”，更着重谈“仁”，而《孟子》讲“仁义”，更重谈“义”。这是由于两个人所处时代不同造成的，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孔子强调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强调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后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个格言就是从孔、孟的这两段话中提炼出来的。
孟子不只是重复孔子的“仁义”论，而是向前发展了一步。他提出“仁”和“义”这些东西本来是天生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因有之也，弗思耳矣。”
从这个前提出发，孟子提出了“人无有不善”的命题，这就是他的“性善论”。性善论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天生是善的，即人生来就有怜悯同情之心、羞耻憎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种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的萌芽。如果人们能把这四种萌芽扩充起来，那就会像刚刚燃起的火，越烧越旺，不可扑灭；也会像刚刚流出的泉水，终将汇成江河，不可停止。如果能够扩充这四种萌芽，就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就连自己的父母也不能奉养。
“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这是说，人们都有不忍于干某些事的情绪，把这种情绪推及到忍心去干的事情中去，就是“仁”；根据一定的道德观念，人们都认为“应该”有所不为，把这种“应该”的观念扩充到实际的“所为”中去，就是“义”。把仁、义、礼、智加以扩充，以之修身则成圣人，以之治国则天下太平。
孟子的性善论，从理论上系统地讨论了人类的共同本性问题，这是对人类认识史的贡献，应该加以肯定。但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天生就有，则是错误的。这是天赋道德观念论，是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
“与民同乐”是孟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与民同乐”，就是要求统治者关心人民的疾苦，在他们纵情享乐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的百姓。孟子认为，统治者的享乐只要能使百姓感到高兴就是“与民同乐”。他甚至认为，即使君主有贪财好色的坏毛病也不要紧，只要能与民同乐，仍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民同乐”是孟子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唯一的途径是实行仁政。因此，“与民同乐”实际上是为了宣传政治服务的。
孟子在叙述“与民同乐”思想时，发表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议论。例如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些话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超越了时空观念，成为千古格言，牢牢地扎根在人们心中。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表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光辉思想，无疑是受到了孟子思想的启迪。
“民贵君轻”论表现了孟子的重民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就是，在人民、国家和君主三者的关系中，人民最为重要。他认为取得天下的根本之道在于得到人民的拥护，而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关键是争取民心。
他在总结夏、商两朝失国的教训时道：桀和纣之所以失掉天下，是因为失去了人民；他们之所以失去人民，是因为失掉了民心。因此，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争取民心的唯一方法是：人民所希望得到的，替他们聚积起来；人民所厌恶的，不要强加给他们。当前，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仁德、仁政。当今天下的国君如果有喜好仁德、仁政的，那么别国的人民就像被驱赶着一样飞奔而来，此时，即使不想统一天下，恐怕也做不到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孟子推行仁政的根本目的，就是争取民心，统一天下。
（二）《孟子》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孟子》的认识论是反观内省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在《孟子》书中，不是讲从物到感觉到思想，而是讲“反身而思”，讲人类精神的反思。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就任莫近焉。”这里，“诚”即指宇宙本身的生之力，为宇宙本身所固有，所以叫做“天之道”。“思诚”，就是我们思维和认识这充实的生之力，使我们反思、反观的产物，所以叫做“人之道”。能够认识到“诚”的人，就会到达“万物皆备于我”的精神境界。
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中国社会政治、哲学、文学乃至其他学术思想的发展，几乎都与孟子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影响有进步的一面，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劳心劳力”说，就被反动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残酷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理论根据；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也成了历代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的精神枷锁；还有他的“仁政”学说，本来是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而提出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世统治者却接过了“仁政”的口号，把它变成了粉饰太平、麻痹人民斗志、维护残暴统治的工具。这些都是《孟子》影响的消极方面。但孟子思想对于后世也有很深的进步影响，例如：“与民同乐”说、民贵君轻论等民本主义思想，对我国民主思想的发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修养工夫，不仅陶铸了封建社会的“志士仁人”，而且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孟子》的哲学思想，虽在整体上是唯心主义的，但也包含若干合理的进步因素，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王阳明直接继承《孟子》的良知说，结合《大学》之致知说，形成了“致良知”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总之，孟子思想是留给后世的一笔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份遗产，从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为发展和繁荣我们当今文化事业而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