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羊祜病逝，西晋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次年，益州刺史王浚、镇南将军仁预又先后上书请求伐吴。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开始大举伐吴，发兵20万，大军发为六路，在东西千余里的边境线上，同时出击，以镇东将军琅玡王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全椒县滁河流域），安东将军王渐趋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横江浦），建威将军王戎趋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军队顺流而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节制全军。
王浚所统水军顺江东下，先破丹阳，东吴太守吾彦在长江要害之处，设置铁锁链，横断长江航路；又制作一丈多长的铁锥，暗置江中，阻止船舰通过，王浚率军七万，乘船东下，用预先作好的大筏，缚草为人，被甲持仗，立于筏上，命会水者推筏前进，排除铁锥。又制大火炬，浇以麻油，烧断横江锁链，破除障碍，然后顺流而下，攻克武昌，直逼建业。其时杜预所部也取得了江陵，沅、湘以南到交广，州郡望风而归附。
王浑所统陆军在历阳（安徽和县）大败吴军，接着直奔南方。孙皓派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军三万渡江阻击。吴军开至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长江边上）时，沈莹劝张悌不要渡江北上与晋军决战，要积蓄力量，等东下的晋水军到来时再战。张悌不听，渡江包围王浑部将张乔，吴将沈莹率精兵五千，向张乔部发起进攻，晋兵不动，连续三次都攻不破敌营，率兵引退，部众顿时溃散，西晋蒋班与张乔趁势前后夹击，吴军大败，张悌及部将孙震、沈莹战死。孙皓又急忙派陶浚准备领兵迎战，当天晚上，召集起来的兵士就全逃散了。
其时，东路司马伷的军队也逼近建业，孙皓势穷力竭，只得分派使者向王浑、王浚、司马伷处投降。
王浚自武昌扬帆东下，兵甲满江，旌旗遮天，直逼建业。吴水陆军纷纷溃逃，吴主孙皓诣军投降王浚。
孙皓投降后，被迁往洛阳，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孙皓登殿叩首，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对孙皓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回答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司马炎问东吴旧臣有关孙皓灭亡的原因，薛莹回答说：“孙皓君临东吴，亲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诸将人不自保，此其所灭亡也。”
西晋灭吴后，结束了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使国家重新归于统一。
士族门阀
士族是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以来见于史籍的有大姓、著姓，冠族、甲族等名号。名士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他们“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这些名士文化修养程度高，政治地位高。他们通过汉代乡里评议制度和东汉以来经学选人的制度逐渐操纵了选举，把持了政权。
东汉自安帝以来任用宦官，宦官插手选举以后，抑制了士族的发展。东汉末年，外戚何进同士族袁绍、名士何颙、荀攸等秘谋诛杀宦官，宦官张让等率先动手杀了大将军何进，接着董卓入京，引起军阀混战，混战结果形成了三国割据对峙，各个政权都积聚了大批名士。“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集结于魏、蜀、吴三个政权之下。曹操政权下更是名士云集，他们在平定北方中都建立了谋谟之功。如荀彧力阻曹操官渡退兵，荀攸谋擒吕布，郭嘉主伐乌桓，钟繇安抚凉州，国渊典领屯田，在他们的帮助下，曹操统一了北方。但赤壁之战后，曹操便对名士集团进行了清洗和杀戮，使名士集团受到重大的打击。
曹丕即位当了皇帝后，马上又接受了名士、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中正制”，目的主要是为调和曹魏政权下士与庶两大社会集团的矛盾，兼顾二者的利益，从而使士族重新在其政权下为其服务。这项制度规定了选举人才的依据为德、才、家世三项。但由于东汉以来土族力量的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所以从一开始选举权就掌握在士族手中，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完全变了形，出现了只重家世，不重才能情况，特别是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集团掌握朝政以后，九品中正制更成为士族操纵政权的工具，造成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的局面。
西晋政权建立后，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士族发展为世袭士族，即世族。由士族到世族的演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九品中正制的变化。其次，西晋建立初和建立后，建立了两项制度，第一项是五等爵位制。司马昭为晋王时，命裴秀制定五等爵位制，受封者主要是士族，最大的是贾、裴、王三家。另一项制度是晋咸宁六年（280年），官吏占田荫客制的规定，官吏占田同九品中正制的九个品位相适应，品位与占田数量成正比，具体规定是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同时规定官吏可以按品次庇荫亲属，庇荫客户，其庇荫数额也是按九个品次规定的，并且还规定“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这两项制度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世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和一定程度的世袭权，从而成为九品选人的主要依据。西晋用法律形式规定的世族的特权和世袭权同汉代士族的情况大为不同，汉代也有世代作官的情形，但它是由选举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漏洞和弊端造成的，没有法律明文规定。
西晋时期的世族主要有：平原华氏（曹魏时华歆至太尉）、东海王氏（起自王郎仕魏至司徒）、河东裴氏（起自裴潜仕魏官至尚书令）、河东卫氏（起自卫觊仕魏至尚书）、扶风苏氏（起自苏则仕魏至侍中）、京兆杜氏（起自杜畿）、北地傅氏（起自傅嘏）、清河崔氏（起自崔林）、太原王氏（起自王昶）、琅邪王氏、范阳卢氏。就其渊源来说，大都由曹魏时的显贵发展而来。
西晋时的世族主要特征是，政治上拥有世代做官的特权，在意识形态方面，世族一般都崇尚玄学，许多大的世族显贵同时就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世族在社会生活中崇尚旷达、逍遥，这种风气到西晋中后期更为严重。当时的显贵子弟，裸身饮酒，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同时世族为维持其社会地位，常在婚姻上筑起一个堤坝，“士庶不婚”，世族只在其阶层内部择偶联姻。在经济上，世族普遍都有各自的庄园，如西晋石崇在河南金谷涧（今南洛阳市西北）有别墅，周围清泉茂林、观阁鱼鸟、果木药草，莫不毕备。世族地主庄园的主要劳动力是部曲、佃客，他们的身份低于自耕农民，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土地。
西晋灭亡后，世族在东晋建立起了世族门阀统治，实质上就是几个大的世族集团轮流控制朝政。终东晋一代，有山东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个门阀集团依次专政，世族门阀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大田庄，他们靠占土护泽以图发展，思想上主要是崇尚玄学。门阀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东晋以后，这种统治形式再没有出现过。
南北朝时代，虽然门阀统治的形式不存在了，但世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上仍有很大的优势。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由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帝、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帝、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确定了免除兵役的特权范围，实际上规定了列入世族的最起码的标志。以后宋、齐时期的寒门地主和富裕商人为取得以上免役特权，就努力使自己的家族符合上述规定，出现了改撰户籍的情形，所以到南齐初年，下令大规模检籍，结果又导致了唐寓之起义，参加起义的成员主要是被提出的改窜户籍的寒门地主，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了，但检籍也不得不停止。宣布恢复颁布的户籍，世族队伍迅速扩大了。
在北朝，早在北魏太武帝统治时，汉人世族崔浩就提出“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实际上就是要清定流品，分别士庶，当时阻力很大，崔浩被诛，与此大有关系。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定姓氏。孝文帝定姓氏的标准是，根据先世官爵高低来判别姓族高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正式下诏：“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居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崔、卢、李、郑）。”
隋开皇七年（587年），科举制被定为国家制度，九品中正制被正式废除，世族阶层也随之衰退。
晋初奢侈贪鄙之风
泰始元年（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之初，发了一个诏令，要求大弘俭约，将府库的珠玉宝器玩好之物，赐给王、公以下大臣。此后不久又下诏令“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会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看起来很有一番清俭持国的气魄，但实际上从西晋立国之初，由于对世族的特殊优遇和颁行了官吏占田庇荫制度以后，西晋统治上层的贪鄙、奢靡、荒淫、放荡之风已不可遏止。
世族何曾在晋武帝即位初为太尉，进爵为公，食邑1800户，不久又迁为太傅，赐钱100万、绢500匹。何曾生活特别奢侈，宅寓、车马、服饰，穷极绮丽，饮食厨膳，以拟于王室。武帝宴请大臣，何曾不吃太官设置的酒宴，武帝只好专门为他另备酒食。平常饮食非常讲究，每日饮食费用上万钱，还说没有下箸（筷）处。何曾的儿子何劭，其奢侈程度，胜过其父，每食必有四方珍异，日餐所费，耗资二万。
王济和皇室是姻亲，娶常山公主，其富裕奢豪更是令人咋舌。当时洛阳京城地价很贵，王济买地作射马场，花钱无数，人们称其地为“金沟”。其生活之侈费使晋武帝司马炎见了也大为吃惊。一次晋武帝至王济居处，见王济食用器具都是玻璃器，有婢女百余人，身着绫罗丝质衣服，手擎饮食器具，列队侍奉左右。所食蒸豚（小猪），尤为肥美，异于常味，司马炎很奇怪，问这道菜的作法，王济回答日：“以人乳饮豚。”武帝听了，很是不悦，没吃完，便起身而去。
太仆、征虏将军石崇和后将军王恺更是富拟君主。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以麦糖洗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色丝绸作步障四十里，石崇作锦质步障五十里。石崇以香椒作泥，王恺以赤石脂涂墙壁。武帝曾赐王恺一株珊瑚树，高二尺，珍奇无比，世所罕见。王恺在石崇面前炫耀，石崇以铁如意顺手把它击得粉碎，王恺大为不快，石崇乃命其左右，将自己收存的珊瑚全部拿出，其中高三四尺就有六七枚，全都光彩耀目，任其挑选，王恺见了，自愧不如，怅然若失。
在这些世家大族中都拥有众多的奴婢以供侍奉。王戎有“家僮数百”，“石崇有苍头八百人，后房百数”，这些奴婢供他们驱使，稍有不尽意便遭杀戮。王恺宴请客人，命女伎吹笛，吹笛女伎稍有小失，王恺便令帐下杀之。石崇设宴招待客人，常令姿色美丽的婢女行酒，宾客中有饮酒不尽者，便命黄门斩杀美女。一次，一位客人坚决不肯饮酒，石崇在宴席中，连杀行酒者三人，客人见此，大惊失色。石崇家的厕所中常有十余名婢女，华衣美服，侍列其间。厕中粉沉、香汁，无不毕备。
魏晋书法西晋前期这种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的情形，并非始于皇室，“自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权凌迟，不尊法度，群公卿士，皆耽于安息”，司马氏政权得来于世族，因此从政权一开始，这种奢靡的风气就风行于世族中间。司马氏宗室既然无法阻止这种习气的曼延，因而也迅速在这种环境中被腐化了。泰始九年（273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中的女儿入宫，采择前先诏示天下，禁断天下婚姻嫁娶之事，选派宫中宦官前往各地州郡采选，然后将选好的女子，送往宫中让皇后拣择筛选，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平吴后，又选取吴宫女五千人，至此，后宫姬妾已达万人以上。宫中之女因貌美而受宠者很多，晋武帝司马炎常不知该往何处就寝，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坐一辆羊车，任羊车所往，羊车拉到哪儿，便在哪儿就寝。宫中姬妾为了得宠，将竹叶插在门前，又在门前路边撤上盐水，引羊入室。
宫廷内外，纵情肆欲，挥金如土，正常的租税收入，当然难以维持，于是各种弊端，随之生出。首先是做皇帝的，利用手中的封掌大权，卖官鬻爵。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刘毅，你看我像汉朝的哪个皇帝？刘毅说：“可于东汉的桓、灵相比。”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怎么把我比作桓、灵？有些过份了吧。”刘毅道：“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如此看来，还不如桓、灵。”
世族官宦则是以贵凌贱，刻剥百姓，或占山霸水，或兼营商贾，有的甚至公开抢劫勒索。国家府军资财，尽入私门。将军庞宗掠夺土地至二百多顷。世族王戎的田园、水碓广布天下王戎，作官不于事，整天拿着筹码算帐，所积钱财，无法计数。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远方客商，“致富不赀”，家有水碓三十余处，奴婢八百余人，他在洛阳金谷涧有一座田庄，占地十顷，庄园内，蓄养家禽，栽种果木，鱼池，楼阁环绕其间，宅墅寓室，宏伟壮丽。世族显贵，为了维持其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都拼命捞钱，视钱如命。
西晋初期，统治者上层的这种纵欲、挥霍和为了金钱而尔虞我诈的情形，终于导致了西晋中后期宗室内部和世族之间的互相攻战、彼此残杀的八王之乱。
魏晋玄学
东汉以来，由于豪强地主经济的恶性膨胀和名教之治的发展，使以官僚外戚为主体的世家大族和以经学起家的名儒世家两大势力迅速突起，它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东汉王朝濒临绝境的事实面前，统治集团，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开始对汉以来的封建统治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思。仲长统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沉痛地写道：“嗟呼！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不知天若穷此数，将何至邪！”
东汉大乱之后，曹操首先举起“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吸引了众多的名士，如颍川名士荀彧、荀攸，北海名士孔融、管宁，冀州名士崔琰等。曹操利用这些名士统一了北方。北方统一后，曹操开始着手进行政治转变，企图代汉自立。曹操的这种行为首先受到名士阶层的反对和阻止。于是从建安十三年后，以诛孔融为开端大杀名士。与此同时，曹操发出了三次求贤令。三次求贤令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在统治阶级内部公然地对儒家的忠孝、名节提出异议，曹操的这一举动的意义是重大的，它造成魏晋时期思想观念的大裂变，同时三次求贤令提出了未来玄学讨论的主要课题，即名实、才性、名法等问题。
黄初元年（222年），曹丕正式称帝，到明帝曹叡时开始改正朔、变制度，到齐王曹芳执政时，在革除旧制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新的统治意识。《资治通鉴》在论及曹魏祖孙三代的政绩时，曾引沈约语说：“武皇帝（曹操）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魏明帝曹睿）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以礼乐为魏烈祖。”大意是说曹操是创业平天下的，曹丕是受禅得天下的，而曹叡才是改正朔变制建立曹氏天下的。以后的玄学正是在新的统治秩序确立的基础上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