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言行不一，开始和结尾相矛盾，内心和外表不相符合，假立名节以迷惑他人耳目，这种人是心志不健全的人。《人物志》中说：“喜欢揭别人的短处，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的，是不公正的。揭发别人短处，看上去好像很直率，实际上把别人好的方面也当做缺点进行攻击。性情放荡不羁似乎很畅达自在，但是不能通向正道，按照放荡不羁的方式去做事，似乎很通达，然而其行为狂傲，必将违背礼节。
如果一个人与别人因吃吃喝喝而亲近，因行贿送礼而结交，因损人利己而臭味相投，为了得到权力和名誉而把感情隐藏起来，这种人是贪婪而卑鄙的人。姜太公说：“一个人果断勇敢，不怕牺牲，如果只是为了升官发财，而不是为了事业，只要有利可图就采取行动。这种人作君王的千万不要使用。”如果有人只有一些小聪明而没有大学问，只有小能耐而不能办大事，只看重小利益而不知大道理，这种人是华而不实的人。文子说：“每个人都有其短处，只要大的方面不错。即使有微小的过失，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大的方面不好，有一些小的善行，就不值得称赞。”
还有“揆德”的知人方法。所谓“揆德”就是通过估量一个人的品格来识人。如果一个人言语忠实，行为稳重，意志坚定，没有私心杂念，做好事不求回报，性情忠厚而明察，外貌笨拙但性情安宁，这是宅心仁厚的人。事情发生变故而能够有效地进行处理，虽然穷困潦倒却能最终显达，致力于建功立业而能够如愿以偿，这是有智慧的人。富贵之后仍然保持恭敬俭朴却又能不失威严，待人有礼而不骄傲，这是有德行的人。三国时魏人鱼豢说：“贫穷的人无须学习俭朴，卑贱的人无须学习谦恭，这不是人性的不同，而是人的处境决定的。”所以要想真正识别一个人是否恭敬俭朴，要在他富贵的时候进行鉴别。有的人处在简陋清贫的状况下而无所畏惧，处在安乐富裕的情况下而不奢侈，立下了功勋而仍保持本色不变，高兴或愤怒都很有节度，这是有操守的人。有的人毕恭毕敬地侍奉君王，诚心诚意地孝敬父母，即使感情不和也决不背叛，竭尽全力而始终不渝，这是忠孝的人。这就叫做“揆德”。
桓范说：“历代帝王都羡慕成就王图霸业的人能任用贤能，痛恨亡国之君失去了人才。然而他们依然要任用那些凶险愚顽的奸臣，结果国破家亡的事接连不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在于选人不以道义为标准，而只要求合乎自己的心意。”所以《人物志》中说：“高风亮节的人，以正直为标准，所以他们选择人才，能识别人的性情、德行是否合乎伦常，但却常常视智谋为诡诈；崇尚谋略的人，以计策是否高明为标准，所以能够识别策略的奇特还是平庸，但却可能失去遵循法度的良才；玩弄权术的人，以是否能立功为标准，所以能够看清进退的效用，但却不懂得道德的教化作用；重视口才的人，以雄辩为标准，所以能够识别言辞敏捷的智慧，但却不知道内在含蓄的美质。正是由于人才各不相同，因此他们互相争辩，互不认同。凡是这些类型，都可称为人才中的一个流别。第一流别的人能够识别第一流别人的好处，第二流别的人能够识别第二流别人的优点。但他们却很难互相识别。所以，只有各种流别的人才都有。才能具备各种人才的才能。”
桓范又说：“追求名声的总是不甘人后，因此性情相同而才能胜过对方就互相帮助，互相依赖；性情相同而才能相当的，就会互相竞争，彼此伤害。这又是同气相求的一个变数，不能不了解清楚。”
圣贤最赞赏的是聪明，聪明者最可贵之处是知人。能知人识才，各种人才就会都得到合适的位置，各种功业就都能建立起来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不可能和天下所有的人交游相处，那么如何才能知道他们呢？如果要了解一个人的某一方面，有一天就够了。如果要全面了解，至少也需要三天才可以。为什么要三天呢？因为能做国家柱石的人，必须兼备三种才能，所以说不谈三天，就不能全面了解他。第一天要用来谈道德；第二天用来谈法制；第三天用来谈谋略。然后才能全面了解他的长处，毫无疑问地举荐他。但是，又凭什么知道他是全才还是偏才以便与他交谈呢？如果他在为人上追求与他人相容，不断地讲别人的长处并为之寻找相应的理由，这种人就称为全才。如果是喜欢讲自己的优点，希望别人赞赏他，而不愿知道别人的长处，这种人就称为偏才。
其实，在现实当中，全才是很少的，绝大多数是偏才。孔子在教导弟子们时提出“六蔽”，来防止偏才的失误。何为“六蔽”？孔子说：“仁爱的人充满爱心。缺点在于优柔寡断；诚实守信的人为人坦诚，缺点在于不善保密；崇尚直率，蔽在说话尖刻；生性勇敢，蔽在闯祸捣乱；性格刚强，蔽在胆大妄为。”因此，我们在这里指出狂傲清高的偏失，以疏导那些为人清廉高傲的人才；痛斥空泛而无信的流弊，告诫人们似是而非的人不可信赖。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了解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分析他所作所为的动机，详察他的日常行为。依照这种办法去观察人，他又怎么能掩饰、隐藏自己呢？
量才任用
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这是说大材小用。其实，在现实中，大才小用倒不是可怕的，最多无非是造成人才浪费，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但如果是杀牛却用鸡刀，小材大用，那可就危险了，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危及国家，祸害人民。因此，为政之道，量才授官是重中之重。
《人物志》中说：“严厉正直、刚强坚毅的人，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可是又很容易犯偏激过火、攻击别人短处的错误。坚强刚毅的人，其性格特点是凶狠强硬，很难与人和睦相处，不克服自己由于太刚强而行为鲁莽的不足，反而认为柔顺就是屈从，因而变得更加偏激。所以，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参与制定法律，不能让他处理具体事务。
性情柔和、安静、宽恕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优柔寡断。柔和的人，心情宽缓，不急于决断，不担心事情得不到很好的处理，反而认为态度强硬会伤人，对自己的宽缓感到心安理得。所以，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做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很难让他处理疑难问题。
雄健强悍的人。优点在于胆识过人，性情刚烈，缺点在于做事缺少顾忌。雄健强悍的人总是意气奋发，敢做敢当，不警惕自己勇敢的行为会使自己遭到失败，反而把恭顺有礼当做胆小怕事，做事总要竭尽全力。所以，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去做充满艰难险阻的事，却很难让他做忍辱负重的事。
精明能干、小心谨慎的人。优点在于为人处事恭敬谨慎，缺点是疑心太重。顾虑重重精明谨慎的人，怕出问题，顾忌太多，不克服自己不敢见义勇为的弱点，反而把勇敢当做是不谨慎，结果更增加了他的疑虑。所以，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去做保全事物的工作，而很难做见义勇为、树立名节的事。
坚强刚直的人，优点是能起骨干作用，缺点是专横、固执。凌厉刚直的人百折不挠。意志坚强，但如果不克服自己固执己见的缺点，反而认为明辨是非没有用，结果就会使他变得更加独断专行。所以，这种性格的人，可以让他做坚持正义的事，却不能让他去团结群众。
善于辩论分析的人，他的长处是能够解释问题、化解矛盾，缺点是夸夸其谈。他博学善辩，说话条理清楚，但如果不克服自己言语浮华不实的弊病，反而认为遵守一定的法式是对人的束缚，结果就会使自己放任自流。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做规定不太严密的工作，而不宜于让他去制定法规条约。
乐善好施、普济众生的人，可贵之处在于广泛地造福于人，缺点是不分好坏，滥施恩惠。他能广施恩惠，具有博爱之心，但如果不戒备自己结交的人鱼龙混杂，反而认为性情孤傲是气量狭窄，那么他就会滥交狐朋狗友。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安抚群众，却不能让他去整顿社会风气。
清高廉洁的人，具有生活节俭、坚贞不屈的品质，不足之处是过分拘泥于小节。他能洁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但如果不克服自己的狭隘偏激，反而认为广交朋友有辱清名，结果就会变得更加拘谨；所以，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做保持节操的事，而不能让他去做灵活变通的事注重行动、才能卓越的人，优点是进取心强，缺点是好高骛远；他立志超越别人，但如果不警惕自己目标太多，反而认为平静就是停滞不前，那么他就会更加轻举妄动；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开拓进取，而不适于从事后续性的工作。沉着冷静、机敏周密的人，善于做玄奥细微的事情，缺点在于行动迟缓、怯懦，他做事总是要反复推敲，深思熟虑，但如果不警惕自己的冷静可能导致迟缓，反而认为积极行动是粗心大意，就会把自己的胆怯当做优点；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做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而不适合做需要快速完成的事。
质朴坦率的人，具有忠诚老实的品质，缺点是不够深沉，心中虽有疑惑，做事也很实在；但如果不克服自己由于性格朴实而形成的粗犷直露的缺点，反而认为讲究谋略是一种荒诞的作法，就会更加暴露自己；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做树立信用的事，而不适合做情报工作。
足智多谋的人，做事老谋深算，缺点是立场不鲜明，模棱两可，他富有韬略，凡事都要审时度势，但如果不警惕自己所使用的计谋是否正当，反而认为坦诚是愚蠢的表现，那么就会更加看重虚假不实；所以，这种人可以让他去做扬善积德的事情，而不适合做纠正违法乱纪的工作。
当然，上面列举的都是有缺点而才能突出的人才，而不是一般平庸的人。但如果应用到实际之中，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且看古人对一些著名将相的评论。
有人问：“东晋时的谢安作为宰相，可以和谁相比？”
虞世南说：“从前东吴的宰相顾雍被封为侯的那一天，家属都不知道，前代的人称赞他沉稳持重，无人能及。当时东晋衰弱，军事形势危急。更何况前秦皇帝苻坚（字永固）是少数民族中少有的英明君主，亲自统帅百万大军，又有苻融这样优秀的丞相率领精锐部队为前锋，秦军有如张牙舞爪的虎狼和穷凶极恶的长蛇，还未开战，就在淝水西岸修建了一处宾馆，准备安顿被俘的晋朝皇帝。就当时秦、晋两国力量的强弱而论，用鸿毛与泰山来比喻还不够。但谢安却拒绝五州都督桓冲的支援，对侄子谢玄拟定的作战方案不置可否，这说明他对于如何战胜敌人早已成竹在胸了。像这样的人，怎么会因为封一个小小的万户侯而乱了方寸呢？如果要说他的肚量，近古已来，还没有谁能与他相比。”
隋炀帝在东宫做太子时，曾对将军贺若弼说：“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都被称为良将，他们之间各有什么优劣？”贺若弼回答：“杨素是猛将，不是谋将。因为，胆量过人、果断勇敢的是猛将；见识深远、富有谋略的是谋将。韩擒虎是斗将，不是领将。因为，斗志昂扬、身手敏捷、矫健骠悍的是斗将；统帅军队，纪律严明、军容整齐、严肃的是领将。史万岁是骑将，不是大将。因为，率领一支部队，所向无敌的是骑将；能聚集英雄豪杰，并使他们人尽其用的是大将。”隋炀帝说：“说得好！”
从六种“正臣”研究到隋炀帝的“问将”，说的都是人臣得失的表现。古语说：“大禹建立了夏朝，桀王却使夏朝灭亡；成汤建立了商朝，纣王却使商朝灭亡；吴王阖闾使吴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天下无敌，而夫差却被越王勾践擒杀；秦穆公使秦国显赫于诸侯，得到了周王的封疆，秦二世却遭到亡国的下场。”他们之所以同为君王，而功绩却各不相同，原因在于所任用的人不同。所以，周成王虽然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却能得到各国诸侯的朝拜，是因为有周公的辅佐；赵武灵王年龄五十岁却饿死在沙丘，是因为任用了李兑。所以，魏国有了公子魏无忌，失去的土地得以收复；赵国任用蔺相如，秦国不敢出兵攻打赵国；楚国有了申包胥，楚昭王才得以恢复王位；齐国有了田单，才使齐襄王重新得到齐国。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国家的君王，如果不能移风易俗，形成好的社会风气，正确选拔、使用人才，辨别是非得失，汲取历史上霸王的经验教训，那么，他就永远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以合适的官职，是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原则。
我们读历史经常看到这样一句成语：野无遗贤。封建皇帝经常拿这句话来自我炫耀，证明自己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但要真正做到“野无遗贤”，谈何容易。且不说封建察举制或科举制的选官制度有无问题，就是选拔上来的官员能否合理使用就存在着大问题。往往是“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潦”，“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量才授官，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俞大猷的用人之道
四百五十年前的日本十分贫穷。尤其是当时的财产和官位继承制度，实行的长子继承制，长子以下的男子几乎一无所有，这样，这些没有财产和官位的贵族子弟便在社会上流浪，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日本浪人。由于中国的海岸线漫长，不易集中兵力布防，日本浪人就纠集了许多人前来进犯，这些人骁勇善战，时而陆地，时而海上，难于围剿，因此形成了中国明代东南沿海二十多年的倭患。在这场抗倭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的将领，俞大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公元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倭寇进犯浙东，一路上烧杀抢掠，连破宁波、绍兴的防卫设施，转而又进攻松阳，浙东的大半地区几乎沦陷。当时明军腐败。再加上指挥不当，无法抵御倭寇。朝廷委派俞大猷为宁（波）台（州）参将，前往浙江抗倭。
俞大猷像
俞大猷到任后，先了解了当地的情况，继而派出小股部队侦察，发现倭寇作战流动性大，没有一定的据点，主要是依靠战舰作掩护，在登陆劫掠一番后立即乘舰离开，不在一地久留，因而明军无法集中力量进行打击。再加上浙东一带水路繁多，地势十分复杂，就很难实施大兵团围剿。因此，俞大猷决定一改过去尾随敌舰追击的做法，而是在水道上拦截敌舰，堵住进犯陆地的敌寇的归路，将其赶下海去，然后在沿岸重兵布防，围而歼之。
当时有人担心，说如断倭寇的退路，就会深入陆地，到时为患会更为严重。俞大猷认为，倭寇来犯，虽然猖獗，毕竟作贼心虚，不敢深入内地作战。他们依仗的是战舰，如果与舰队失去了联系，就等于失去了根据地，就会变成丧家之犬，明军可以围而歼之。所以，首先要打敌人的舰只，他们见断了退路，一定会死命来救，就正好入了我们的包围。兵法上称：攻其必救，如何不胜。于是，明军的策略就这样确定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