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关心乡计，为民请命。清乾隆《乌青镇志》载当地乡绅公议：乌镇大市，财赋所出，甲于一方，加上位居六县之间，社会问题很多，官府颇难治理，“相度将各县附近里分，酌量分割百里上下，创立一县，则前患可消，居民安堵”。清嘉庆《寒圩小志》作者则在志书中对地方政府胡乱搞平调颇有微词：“以七保各图派筑土扩著为例，官又不惜其民，凭吏胥上下其手。如每岁出修，定例十二月兴工，三月报竣，今则四月农忙，出差催筑，于时民方布种，无暇到工，差人藉端勒索，……小民之苦无可告诉，深有望有司之惜民瘼者焉”。向官府如实反映民情民意，提请其注意。明崇祯《外冈志》载：“（本）镇为邑之咽喉，商贾辏集，舟楫停泊”，地方政府为加强控制，曾派驻一支军队，然而“名为守汛，至春掣归，顾骄养之卒，缓急无所赖，徒索酒求食，日扰乡民”，其锋芒所向，已有笔杆子不惧枪杆子的胆量了。
至于明清乡镇志中载述乡绅出面修桥、铺路、办学、赈济，以及组织文会、演出等公益活动的资料，那就更是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毫无疑问，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少年华发，还是一袭白头，对于一代代的士子来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深入其血脉，成为他们无可逭逃的人生轨迹。他们期待以这般的人生轨迹如风和雨润，协调好当时的社会秩序；又似如椽大笔，构建起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社会蓝图。
那么，什么样的图景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社会蓝图呢？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历来重农桑，此乃根本，“耕读传家”便成为世世代代中国人生活的理想。务农为各业之本，可以生产五谷，养家糊口，维持生计，以立性命；读书为万般之首，可以知书达礼，修身养性，以立功德。所以，“耕读传家”既学做人，又能谋生，还可能有朝一日祖坟头冒了青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建功立业，名垂青史。
历史文献中，记载了许多关于“耕读传家”的话语、格言。
明朝庞尚鹏《庞氏家训》中说：“子弟以儒书为世业，毕力从之。力不能，则必亲农事，劳其身，食其力，乃能立其家……思祖宗之勤苦，知稼穑之艰难，必不甘为人下矣”。教育子弟以读书为重，其次务农，如此方能成家立业。曾国藩，乃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名臣，也是一代名儒，他在家书中对耕读传家也有独到的论述。他说：“大抵仕宦之家，子弟习于奢侈，繁荣只能延及一二世；经商贸易之家，勤勉节约，则能延及三四世；而务农读书之家，淳厚谨饬，则能延及五六世；若能修德行，入以孝悌，出以忠信，则延泽可及八至十世”……
“耕读传家”，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古代人出于“修身齐家”目的而提出的一种家庭美德思想，反映了儒家在士农工商诸业选择中根本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寄托着儒家学者关于家庭建设和社会风气建设的理想，具有深刻的伦理文化意蕴，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深入民心。直到今天，人们去小桥流水的江南农村、黄土高坡的西北村镇采风时，常能看见当地民居刻雕有“耕读传家”“渔樵耕读”的门楣，或“儒林郎第”“登仕郎第”“大夫第”的匾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也许耕读文化确实能够给人营造一种祥和、静谧、稳定的田园社会风光。在古人的诗文中，对此有许多优美、温馨的描绘。有的是真切的社会现实，有的则是心目中的憧憬。
在五胡乱华、北方人口南下大迁徙的乱世里，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述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情景，不知倾倒了多少后人，“世外桃源”，竟成了后世许多文人雅士十分向往的归隐生活的代名词。唐宋时期，这方面的诗文更是恒河沙数：
如杜甫《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孟浩然《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在他们的笔下，环境是多么优美，生活是多么惬意，心情是多么恬静，世界是多么和谐！一边是书院荦荦，书香盈屋，书声琅琅，一边是稻谷，桑麻，柑橘，鸡鸣，犬吠，还有山岚与天籁随四季变迭的姹紫嫣红色彩，多少年间，将一个古代中国滋养得山高水长，厚德载物，盛产诗歌、典章和醇酒、五谷。虽说这里不无作者们心造幻影的成分，却依然不失为农耕文明社会的一幅历史存照，且拿得出一个足以打破当今部分国人虚骄的数据——远在100多年前的清朝，即慈禧太后被迫实行“新政”后的10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日本。
二 兼收并蓄 自信包容
东汉班固《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追求一种与世无争、知足常乐、稳定祥和的田园耕读生活，但这并不意味以“保守”二字，便能道破古代中国人价值观的堂奥，这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久远，博大精深，具有蓬勃而强大的生命力，也与它勇于进取，兼容并蓄，善于吸收、引进外部的优秀文化分不开。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创造了无比的辉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人们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会充满自豪地说起那气吞万里的“汉唐气象”。我国汉朝、唐朝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民族关系融洽，对外交流频繁，显示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以及一个天朝大国自信、开放的大家风范，凸显着中国传统文化迤逦而来的巅峰状态。此间，披漓而出的“文景之治”、“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至今一直被人心仪与回味。不妨展示两个历史小细节——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大刀阔斧地进行多项制度改革。如在选官上，他坚定不移地实行量才授职，选贤任能，不论出身高低贵贱，在科考上人人机会均等。他还增设科举科目，扩大录取对象，广设学校以培养生徒。历史上传为美谈的“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治下大有人才密切相关。据说，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城楼上的李世民，看着新考中的进士们列队从面前经过，情不自禁，欣然地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这句话的表层意思是：现在天下英雄尽揽囊中，我就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了。其深层，则展露了他“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非凡眼光与胸怀，也洋溢着他追求远大抱负的自信与乐观。
在唐太宗去世以后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徐敬业发动了一次讨伐武则天的军事行动，并请著名文人骆宾王撰写了《讨武曌檄》。这篇檄文逻辑严密，文笔酣畅，如墨空银电，无情而辛辣地抨击了武则天的劣迹，并昭告天下，号召各地起兵，共同讨伐。据《新唐书》载，武则天阅读此文，对檄文中攻击她利用女色争宠，“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又“豺狼成性”，“残害忠良，杀姊屠兄”，仍然嬉笑自若，权当眼前飞过一只苍蝇；而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一句时，她脸上顿升钦佩之色，忙问：此文出自何人之手？当有人回答作者是“骆宾王”时，她感叹道：有如此才气的人让他流落民间，这真是宰相的过错！
武则天思贤若渴，不避仇怨，重用人才，在她辅政、执政的45年（660—705年），特别是独掌政权的21年（684—705年）间，保持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以这个一千多年前所谓“封建时代”女皇的肚量，看今天某些嫉贤妒能、“武二郎开店”的官员们，人们真是有理由发问：到底是谁，应该被送进历史博物馆。
在对待外来文化方面，古代中国也显示了同样难得的雅量与博大的胸怀。如佛教、基督教（中国古称“景教”）、犹太教（中国古称“一赐乐业教”）、摩尼教（中国古称“明教”）等世界几大宗教，先后传入中国。从总体上看，历代朝廷并没有怎样蛮横、硬性地禁止取缔，而是比较宽容地由其自行发展。在历史进程中，有的在中国自生自灭，有的则逐渐融入朝野，甚至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佛教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佛教大概是在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起初就受到明帝的容纳。他还派一个官方代表团从长安出发远赴印度。几年后，代表团满载而归，用白马驮载了《四十二章经》等佛经和佛像，并带回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印度高僧。明帝大喜，为安置印度高僧，方便他们在中国弘法布教，特下令在洛阳城东修建一座佛寺。这就是中国佛教的发祥地，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的洛阳白马寺。
这匹白马不动而动，到南北朝时，已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朝时，太宗李世民对佛教更是尊重，他两次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寺院比初唐时几乎增加一倍。他还礼遇十分，将外来的佛教，与本土的道教及儒学（教）并列，希望形成合力，为己所用。正是在唐朝，佛教禅宗与中国文化融合，禅宗六祖慧能创立“顿悟说”，主张“心心相印”、“人人可以成佛”后，形成南禅，基本完成了佛教的中国本土化、世俗化、平民化。
从此，佛教在民间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时时闻梵音，处处见菩提，民间一句俗话“天下名山僧占尽”，就足可说明这一切了。
古代中国为捍卫领土主权，宣扬、发展自己的文化，学习、吸纳外族的优秀文化，还曾主动走出去，引进来。
秦汉四百年间，北方的匈奴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巨大威胁，东汉前期概莫能外。抱着如何合纵连横消除匈奴威胁的使命，汉朝先后派张骞、班超、甘英等出使西域，“穷临西海”，“遥望大秦”，大秦即古罗马帝国。东晋，法显大师率领一个10人僧团，历经艰险，来到中印度“摩揭陀国”及今天的斯里兰卡，获得小乘佛教的《长阿含经》、《杂阿含经》等未传入中国的主要经典；他还给后人留下了一部《佛国记》（又名《法显传》），对古印度30余国宗教、历史、风俗、人情、山川、气候均有记载，乃后世研究东方学、南亚史的珍贵资料。
唐僧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他奉唐太宗之命，历经九九八十一劫难，到达古印度的“滥波国”。18年后，他满载佛经而归，并把自己游历中亚和古印度100多个国家的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这是一部不朽的历史文献，是了解中世纪南亚次大陆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景式大作，已被译成英、法、日等多国文字。唐朝的鉴真大师，则是6次东渡、百折不挠的中国文化使者，将其一生中最后的黄金岁月献给了日本人民。
如此的文化胸襟，必然产生巨大、积极的文化意义。可以从内外两方面观察——
对中国来说，如汉朝沟通西域后，那里的美术、音乐、舞蹈、杂技，如潮水一般滚滚东来，外来乐器中的琵琶、箜篌等，也大量被皇室乐坊、民间乐队采用，从此中国传统的歌舞乐调更加绚丽多姿。至于西域的物产，如苜蓿、黄瓜、胡瓜、玻璃、琉璃、香料等特产，也都源源不断从西域传来。在汉武帝时，长安集中了四方奇物，皇家园林还饲养了大象、狮子等，堪称中国的第一个野生动物园，当时已初具雏形。
至于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是巨大、深远，如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在一片千年莽苍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为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古色与春色。
魏晋以后，一些禅师发现茶有提神益思解乏的作用，正好解决因午后不食及夜晚参禅出现的精力不够、又乏又困的问题，便多方搜求或自己种植，推动了社会上饮茶风气的形成，茶逐渐成了老百姓家中的必备饮料，并发展出一套举世闻名的茶文化。佛教的影响遍及哲学、文学、美术、雕塑、建筑、民俗、天文等许多方面，倘若想摒弃其影响的话，恐怕国人现在连说话写文章都成了问题：宗教、世界、实际、如实、相对、绝对、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一针见血、一尘不染、三生有幸、百尺竿头、天花乱坠、心心相印、不可思议等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
对世界来说，古代中国吐纳四方最为动人的一幕，就是开辟了人类文明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多少年来，有不少历史学家给这条道路起过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直至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这条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一个又一个黄沙扑打的世纪里，它如一条美丽而又坚韧的银色飘带，将中国、印度、希腊、古罗马和波斯各自璀璨的文化联结起来。古老中国发明的丝绸、火药、造纸、印刷术传到了西方。古代西方的黄瓜、胡萝卜、芍药、石榴、核桃等，传入我国。当恺撒大帝穿着中国绸袍出现在剧场，顿开风气之先，从此，古罗马贵族男女都疯狂地抢购绸衣，并将拥有中国丝绸作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像当下许多有条件的国人纷纷奔赴美利坚一样，唐朝成为当时世界最发达的国度，许多国家争相与中国交流。“丝绸之路”上，车辚辚，马萧萧，驼铃长鸣，仅大食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以及伊朗语地区******的泛称）在唐代就派出来华使团37次之多。直到今天，沙漠瀚海中，人们还能在遗存、器物、血脉上，寻找到诸多来自赤县神州的文化因子。日本一共派出了19批遣唐使团，最多一次规模达到数百人。许多留学生学成归国，由此，上至典章制度，下到民间的习俗风气，日本无不受唐朝的影响。
公元744年，唐朝改变纪年的称号，从此改“年”为“载”。11年后，日本也跟着改变，从天平胜宝7年（755年）起也改“年”为“岁”。729年起，唐玄宗把自己生辰列为国家庆祝的节日，称千秋节。775年，日本也设置天长节，作为庆祝天皇诞辰的节日。唐玄宗特别重视《孝经》，744年特令家家户户都必须要有一本，日本于757年也下令户藏《孝经》……至于游戏娱乐，凡在中国风行的，如唐代盛行踏歌，正月十五张灯，文人宴集常好以流觞曲水、分韵和诗等事为乐，这些在列岛也同样传开，只要翻翻日本当时的记载或诗文集，几乎触目皆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今天，去过京都、奈良的中国学者无不惊讶，那两座溢满唐风的古城，简直就是昔日长安城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