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找原单位的同事胡长青，请他在文联门房的大桌上将挽联写在我妻子买回来的白布上，找了两根竹竿和胶绳将挽联撑起来，送到另一个门洞蒋先生家里设立的灵堂去。在门前遇见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何忠华和武汉大学教民间文学的李惠芳教授前去吊唁，她俩说挽联恰如其分，写得好，我说有你们两位权威人士首肯，我就放心了。
有人帮忙把挽联悬挂在蒋先生的遗像旁，我向蒋妈妈呈上奠仪两百元，然后坐下，交谈中得知蒋先生是上午九点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辞世的。在他家中守丧的有省艺术研究所和省群艺馆的两个人，他们自称是蒋先生的学生，我的挽联挂上后，他们口中念着平平仄平，连说好好好。
蒋先生的二女儿在杭州。二女婿姓汪，是曹策前介绍的，读过古典文学的博士后，现在是浙江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夫妇才从武汉探亲返杭，只隔三天，又赶来奔丧，已在途中矣。
我回家后，连忙给已移居珠海的曹策前打电话，告知此事。曹策前是我读武师中文系时的同学，比我高一级。他1984年从黄石调来武汉后，常给《今古传奇》写稿，1986年到厦门鼓浪屿，1987年到岳阳君山，连续参加我们举办的两届笔会，与蒋先生很谈得来。他每次从珠海打电话给我，总要问候蒋先生，蒋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得打电话告诉他。他连忙打电话到蒋先生家表示哀悼，并向蒋妈妈表示慰问。
蒋先生的记忆力特别好，能大段大段地背《三国》、《水浒》、《红楼梦》，滔滔不绝地讲“四梁八柱”；但生活能力又特别差，他住在昙华林时，到了附近的小东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不会英文，却总把页码说成“培基”；开会时他讲话，眼睛总望着天花板，不看面前的人。他对不采用的稿子，只是竖起一个指头，吐出两个字“风格”。上班下班的路上，只要遇到年轻的编辑，无论男女，他都扶在人家的肩膀上，当拐棍杵着。蒋先生一辈子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全靠蒋妈妈照护。蒋妈妈是一位全职的家庭主妇，我常说，蒋先生的学问起码有一半是她成就的，她照顾了蒋先生一辈子。在院子里总是看到她挪动着一双小脚急促促去菜场买菜背米，把蒋先生伺候得好好的。如今她骨瘦如柴，我们心里都很难过。
布谷鸟飞了桥拆了
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人们只知道何伙，不知道李继尧；八十年代至今，人们只知道李继尧，不知道何伙。知道过去的何伙就是现在的李继尧、现在的李继尧就是过去的何伙的人，为数不多，本人忝列其中。
我认识何伙时，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在省群艺馆的《群众演唱》月刊当编辑，而我在竹山县的《堵河文艺》季刊当编辑。都是32开的小刊物，可他是大编辑，我是小编辑。他写诗，我也写诗，那时他的诗名是与农民诗人习久兰、工人诗人黄声孝连在一起的，而我还攀不上习久兰、黄声孝这样的名人。
何伙出版过故事丛书《杜老幺》、《巧媳妇》、《桃花洞》和四场歌剧《母老虎》等小册子，似乎没有专门出过诗集，但他的诗在当年报刊上发表的不在少数，他的《社是山中一枝梅》、《钢水红似火》入选郭沫若、周扬选编的、被称为“社会主义新《诗经》”的《红旗歌谣》，他作词的《幸福歌》现在还在唱。
何伙的诗是歌谣体，或者说是民歌风，他写的是中国老百姓最喜闻乐见的诗歌。
现在看来，多是些“写中心，唱中心”的篇什，但在上面号召“写中心，唱中心”的时候，又有多少文化人硬是不响应呢？你吃着党给的一口饭，能不响应党的号召吗？
当上面“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以后，何伙歌谣体的诗就写得少了，一方面是兴趣转移，时势使然，更重要的方面，是他奉命调动，进入省文联下属的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民研会，后改为民间文艺家协会，简称民协），从事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
1984年，我调入省文联，就跟他在一口锅里搅瓢把子了！虽说不从一个门洞里进出，但在一个院子里行走，早不见晚见。一见面我就向他打听，最近又搜集到了什么歌谣，尤其是时政歌谣。每次他都如数家珍地向我传布几段，给我以快乐，让我叫深刻。我每次到民研会去，都向他要民间文艺的研究资料，他没让我空着手出来。
李继尧离休后，又投身到省楹联学会的工作中。省楹联学会是我省活动开展得最经常、最出色的文艺社团，在全国楹联协会中是佼佼者。他们一班人每周来上一天班，这在全国不说是独一无二，恐怕也少有。而他们的办公条件，可以说是最差的，只在省文联前面一栋最旧最破的两层楼房的上层占有一间办公室，上十人挤在这一小间房子里“活动”着。他们不享受任何补助，连来去搭车的钱都是自掏腰包，他们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活动”着，硕果累累。而李继尧曾是这个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是“活动中心”。
诗人何伙，是民间文艺研究专家、民俗学家、社会活动家李继尧。李继尧2008年出了一本书，小16开本，448页，可谓皇皇巨着，名曰《抬轿点睛集》，他送给我一本。一看，我就说应该再给他戴一顶帽子：编辑家！
他当了大半辈子编辑，从解放初期的《湖北文艺》，到五六十年代的《布谷鸟》和《农村俱乐部》，从七八十年代的《群众演唱》和复刊后的《布谷鸟》，到八十年代的《风情》，再到民研会时期的多种内部资料，他一直当编辑，兢兢业业地编辑着期刊和书稿。他还风趣地说，编《布谷鸟》，布谷鸟飞了；编《桥》时，桥拆了；编《风情》，风情没了。他是个乐天派，是个老小孩。
他编《风情》时，我在七号楼住团结户，他的同事向人红（张骧化）和童子军高晓晖和颓废派画家黄必顺的团结户与我对门，晚上我常去给他们三个单身汉“送温暖”，头发永远梳得油光水滑的老处男向人红对我说，李继尧最喜欢写信，一天不知道要写多少封信。但李继尧不像向人红那样总是写情书，而是写给业余作者，写给民间文艺工作者。这次看了他的《抬轿点睛录》才知道，他不光是爱写信，还常作序，据不完全统计，他为他人出书写的序、跋、评论就有150多篇，大着中收录了111篇。他解释为“敬佛要烧三炷香”，他把作者当活菩萨供，而现在编辑则把作者当叫花子打发；“111”又读作“要要要”，他解释为“要奉献，要长寿，要康乐”。写那么多信，他该读了、编了多少稿件啊！作这么多序，他该读了、编了多少本书稿啊！写那么多信，写这么多序，该要花去他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啊！他的“抬轿”，是编辑扶持作者；他的“点睛”，是评论点化作品。画的龙，只有点睛，龙才能腾飞呀！
2007年春上，省文联老干部春游到了郑州，我与他同住一间房，他预告的书名是“鸣锣抬轿集”，或是“抬轿鼓吹集”，现在改成“抬轿点睛录”，当然更切合内容些。
读了他大着的自序，才知道他的乳名“秋儿”，笔名何伙，是将“秋”字分为“禾”和“火”，“禾”谐音为“何”，“火”边加个人字旁，又取湖北方言“合伙”的意思。
合伙，显示出他的合作精神，团队精神！也是他的自谦和礼让。他是热情似火、助人为乐的人！
李继尧是个勤快人，几次同行，都见他带着小本子和圆珠笔，走到哪里记到哪里，歌谣呀，对联呀，谜语呀，笑话呀，我们是看过撂过，笑过撂过，而他都一一记下来，这是他长年采风养成的习惯，也是他在为研究积累资料！他跑过不少地方，温总理视察基层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县，李继尧采风民间几乎走遍了湖北的每一个乡。他是个“泡在生活里，服务在民间，深受群众喜爱的文艺家”！
李继尧生于1930年，大我12岁，也属马，他是识途老马、伏枥老骥，而我是属马的牛，只会耕田犁地，从未飞黄腾达过。1948年，李继尧毕业于张謇所办的南通高级农业职校园艺科，1949年6月参加革命，是个老革命！可相识这么多年，从未见他卖过老革命的资格，总跟我们这些大耳朵百姓酱在一起！
李继尧不住在文联大院，他住在水果湖中学的教工宿舍里。他的妻子是水果湖中学的老师，在那边分的房，他到文联来上班搭车很方便。他是解放初期的湖北省文联的老人手。解放初期湖北文联的人，现在湖北省文联的只剩下周韶华、胡克庆和他三位了。去年冬天，李继尧一进医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经过抢救，才活了下来。他每年都要做一张名片式的贺年片随时派送，版式设计年年有个新套套，我从抽屉里随便找出来一张：上面是周韶华给他的“默耕斋”题字和他的漫画像，中间是他的手书签名“李继尧”，注明“何伙”两边是一副红边对联：“故事笑话提神，歌谣诗联品茗”；背面的“湖畔心语”是他关于生命的体悟和养生格言，第十三版上的文字里有“我感悟到保卫生命必须做到‘五要’：人要动，头要冷，脚要热，心要平，气要通。以健康的身心和精神，让我们每一个瞬间都能焕发出灿烂的生命光彩”。
快过春节了，我想着李继尧快要制作新名片，又要写出他的新感悟了。有天早上我出门，到文联门口，碰见老干处的李冬梅走出办公楼，便问：“冬梅，星期天还上班啊？”冬梅说：“老干处的几个人都来了。”我问啥事，她说：“昨天晚上李继尧去世了。”“昨天是几号？”她说：“昨天是元月15号。”虽在意料之中，我心仍然悲怆。楹联学会的人肯定在为他作挽联了。1月19日上午9时，我去中南医院向他遗体告别，谁知遗体已送去火化，只见太平间设立的灵堂上，贴的挽联是：
佳绩生辉在职钟情民俗学
夕阳焕彩离休服务对联人
而我还是他生前就看到的两句话：何伙PK李继尧//人民VS文艺家。老顽童，请您一路走好。
东方既白书家出
陈方既，在我心目中就是东方既白。他老人家现在是这个院子里的头号寿星，年过九秩，还很健旺。前些年每天晚饭后，他和老伴拄着拐杖相互搀扶着外出散步，是晚霞映照的一道风景，后来住进了汉口的老年公寓。去年9月在德义楼见到他，说又搬到汉口竹叶山女儿家去住了。他女儿也退休了，可以全心全意照护他。省博物馆的女书法家张秀，想请陈方既为即将出版的书法集作序，由我牵线搭桥，张秀登门去拜访过他。
前几年他出版《陈方既论书法》四卷本，我以为他就是个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编《长江文艺志》时发现他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版画作品，有些奇怪。在德义楼我见到他说起这事，他说，我本是一名画家呀。
陈方既1920年出生于湖北沔阳，年轻时曾在国立杭州艺专师从林风眠先生，新中国成立后，陈方既在武汉市文化馆、市文工团、市文化局、市文联从事美术创作及组织工作。1955年调到中国美协湖北分会从事美术创作及理论研究，因与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曾卓等人是青少年时期的同学、朋友，而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思想影响分子”，并被“控制使用”。他下农村劳改前夕，烧了所有的藏书，下决心脱胎换骨要把自己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直到1979年平反，获得新生，才担任湖北省美协创作研究部主任，主编《湖北美术通讯》（我那时是这本别致的活页刊物的忠实读者，却不知是陈方既编的），参与创办《美术思潮》（我保存了全套刊物，后转让给更需要它的读者），后任《书法报》顾问，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培训中心教授。
陈方既复出后，废寝忘食地工作，要夺回被耽误的时间，从事版画、书法创作及美术与书法理论研究，取得了显着成绩，年画《我们当家做主》获全国年画创作三等奖，为中国美术馆收藏；版画作品曾参加全国历届版画展和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而书法理论研究尤为突出，成为书法界公认的学术权威。如今在深圳美术馆工作的美术评论家鲁虹，自称在湖北美协工作时期是陈方既指导的“专职研究生”。
陈方既对鲁虹谈及他的人生经历，从不怨天尤人，反倒用自己的经历提醒鲁虹要珍惜时光，勤奋学习，力争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
陈方既出版的书法理论着作有《书法艺术论》（中国文联出版社）、《书法技法意识》（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书法艺术精神》（湖北美术出版社）、《书法美学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社）、《书法美辨析》（华文出版社）、《古书论选释》（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陈方既论书法》（四卷本）等。他在全国各书法报刊发表文章近四百篇，代表性论文有《论书卷气》、《丑书论辩》、《汉字书写何以能成为艺术》、《书法是抽象造型艺术》，其中《论书卷气》获全国首届书法兰亭奖理论奖。
陈方既在中国书法界可谓独树一帜，光焰照人。
权借老邢作文胆
文联大院的离休干部邢淑展，是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1949年他从山东南下，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扛着机枪从白渡桥攻进去，现在他的箱子里仍放着济南战役的军功章，解放上海的纪念章，还有什么什么奖章、奖状。他的资格像军委副主席张万年那么老。
“文革”中邢淑展进驻湖北省京剧团当军代表而留任，1978年湖北省文联恢复建制后调来省文联政治部工作，为平反老文艺家的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做过不少工作。
离休前，老邢是文联的保卫科长，每年春节前机关开最后一次会，他总要嘱咐大家一番，要注意防火防盗什么的。他是山东人，个子高，嗓门也大，一说话，满屋子都是他的声音，像敲警钟，对提高大家的警惕性很起作用。离休后，他当老干部的党支部书记，很当一回事，传达文件呀，订报纸呀，春游或者秋游呀，他在院子里跑前跑后地吆喝，连不是老干部的干部们都知道老干部有什么事了。有时碰见他，我总说老邢啊，巴不得早点到你那儿报到哩。他温和还有些腼腆地笑着说你还年轻，还年轻，多干几年。
